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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工业与明星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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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领域正在发生一场工业革命，过去的“思想市场”（the marketplace of ideas）已经转变为“思想工业”（the Ideas Industry）。牛津大学出版社在4月出版《思想工业》，作者丹尼尔·德雷兹纳是塔夫茨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曾经从事智库研究工作并为《华盛顿邮报》撰写专栏，他对思想工业的成因与特征提出了独到的观察分析，《新共和》和《金融时报》等多家报刊对此发表了书评。[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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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雷兹纳指出，今天的知识阶层已经不再可能像20世纪50年代《党派评论》的撰稿人那样远离市场、社会或国家，而是受到多种力量的显著影响。《外交政策》杂志每年隆重推出的百名全球思想家名单，各种高端会议、演讲和论坛的兴起，使知识分子以过去难以想象的方式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精英们相聚结交。各种“大观念”活动风起云涌，包括TED年会、阿斯彭思想节、梅肯研究院全球会议，以及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博鳌亚洲论坛和瓦尔代俱乐部等，这些活动往往邀请具有挑衅性新观点的思想家，他们更能够满足与会者的好奇心，也更能吸引媒体的关注。“21世纪的公共领域比以往更开阔、声音更响亮，也更有利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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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衷于传播挑衅性思想的平台、论坛和渠道数量爆炸式增长，同时带来了大量的运作资金，这在思想工业的兴起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思想需求的激增会使整个知识阶层受益，但思想工业有其特定的奖赏偏好。在此，作者区分了公共领域中两种不同类型的参与者——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与“思想领袖”（thought leader），他们都介入思想创造活动，但彼此的风格和目的有所不同。作者借用以赛亚·伯林的比喻说，公共知识分子是知道许多事情的“狐狸”，而思想领袖是专注于一件大事的“刺猬”。前者是批评家、悲观的怀疑论者，而后者是创造者、乐观的布道者。公共知识分子通常是受过良好学术训练的大学教授，比如诺姆·乔姆斯基、保罗·克鲁格曼、玛莎·努斯鲍姆或者吉尔·莱波雷，他们崇尚专业学术标以下观点源自此书的导言部分。准，善于在众多议题上展开批评分析。而思想领袖充满自信地传播自己创造的新理论，比如罗伯特·卡根、尼尔·弗格森、托马斯·弗里德曼或者娜奥米·克莱恩，他们能够以一个视角或一套系统思想来解释非常广阔的现象，并愿意影响和改变人们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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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雷兹纳分析指出，目前思想工业的需求与奖赏明显地倾向于思想领袖而不是公共知识分子，原因在于三种相互关联的趋势：对体制权威信任的衰落、社会政治的极化以及经济不平等的迅速加剧。这三种要素形成了动荡不安与高度不确定的社会氛围与心态，也塑造了思想工业的供需结构。人们对新思想以及思考世界的方式产生了强烈的需求，迫切期待具有开阔明确理念的思想领袖，而不是在学理上纠缠于细枝末节的公共知识分子。公共领域的革命就像农业革命和制造业革命一样，会带来赢家和输家，导致知识阶层的大动荡，也会改变目前的思想生态系统。作者认为，思想工业的结构性不平衡需要被认真对待，但简单地抨击思想领袖降低了公共话语的品质是一种苛责。在思想世界中，实际情况远比“今不如昔”的伤怀论调复杂得多。数十年来，学者们一直抱怨大众文化的粗鄙状况，那么面对更加广泛的对新思想的渴望，以及回应这种渴望的努力，我们就不该沮丧或苛求。实际上，两类人物在民主社会的公共领域中都各自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公共知识分子常常被指责具有精英主义倾向，但他们的批判揭露了伪装成智慧的陈词滥调。而思想领袖往往由于涉嫌学术上的草率肤浅而受到嘲讽，但他们创立和传播的新观念，能够在风云变幻的时代提供具有启发性的视角和方法，以激发人们去重新想象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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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思想工业的兴起，各个国家都出现了一批活跃在大众媒体与网络上的明星学者，他们在获得广泛声誉的同时也引发了许多质疑。《纽约时报杂志》10月18日刊登长篇特写《当革命向卡迪袭来》，讲述了一位四十岁声名鹊起的女学者在学术上受挫的经历。[43]埃米·卡迪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社会心理学博士学位，随后在哈佛大学商学院任教。她在2012年的TED演讲中介绍了自己与合作者的一项研究成果——“权力姿态”（power poses）效应，即如果我们有意识地摆出更为权威和自信的身体姿势，那么就会在社会交往中逐渐变得更加从容自信。她建议大家坚持练习各种自信的身体语言，这将有助于获得更出色的工作和生活成就。这个演讲视频在网络上的访问量高达四千三百万次，造成了现象级的轰动效应，卡迪的著作也一跃成为风靡市场的畅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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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与此同时，社会心理学界正兴起一场“方法论改革运动”，对许多既有的权威成果发起了挑战。卡迪的研究也受到了学术同行的质疑，许多学者以新的研究方法发现，所谓权力姿态效应缺乏实验的“可重现性”（replication）。卡迪的反驳与自我辩护招致了更强劲的同行批评，她显赫的名声与丰厚的商业收入也在社交媒体上遭受攻击。在陷入多年激烈争论的漩涡之后，卡迪的合作者终于接受了批评，公开声明“权力姿态效应”是不真实的。卡迪感到被孤立并十分沮丧，但仍然奔赴拉斯维加斯的演讲台，面对万名听众宣讲她的理论。然而，她已经感到自己在专业领域很难再有容身之地。2017年春季，卡迪离开了哈佛大学，放弃了她的终身教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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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享誉世界的哲学家大多是“高冷”的格调。终身居住在哥尼斯堡的康德或者黑森林小木屋中的海德格尔，只是“知识小众”钦慕的偶像。但这一切已经发生了变化。《外交政策》杂志在7/8月号发表文章《德国哲学终于爆红，这将是它的毁灭吗？》，作者斯图尔特·杰夫里斯是《卫报》的专栏作家（其2016年出版的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深渊大饭店》获得广泛的赞誉）。他探讨了当今德国出现的“摇滚明星”哲学家的现象，及其与德国哲学演变的渊源。[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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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一波的德国哲学家中，理查德·大卫·普雷希特是最著名也最受追捧的人物之一。他1994年在科隆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目前担任吕讷堡大学的荣誉教授，写作小说和非虚构作品，其中探索自我问题的大众哲学读物《我是谁？》被译作三十二种语言（包括中文），全球销售总量超过百万册。他英俊的外表与极富魅力的表达备受媒体青睐，不仅作为嘉宾频频亮相，而且还在德国电视二台（ZDF）开办了一档自己的电视节目，直接冠名为《普雷希特》，据称吸引了近百万观众。在某种程度上，普雷希特几乎是法国哲学家莱维的“德国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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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专业哲学界对他颇有微词，有人称他为“哲学表演家”或者“职业的普及者”，普雷希特对此却毫无愧疚之感。他一直主张，哲学必须走出象牙塔与大众对话，从而保持这个学科的现实相关性。他心目中的哲学家是富有吸引力的人，过着振奋而坚定的生活。他们这一代的哲学要探寻自己的道路与观念，与前辈教授们那种“无用的学院派哲学”相距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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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代德国哲学家并不缺乏关切时代的问题意识，只是他们不愿直接面向大众发言，法兰克福学派的灵魂人物阿多诺就是如此。有篇文章回顾了他的一场戏剧性遭遇。1969年4月22日，阿多诺在歌德大学举办系列演讲，正要开场时被学生抗议者打断。有人在黑板上写下“如果让阿多诺留在安宁之处，资本主义将永远不会停止”。然后有三名女性抗议者裸露胸脯围绕着他，朝他身上投撒花瓣，阿多诺仓皇逃离演讲厅。之后他陷入抑郁并取消了演讲，几个月后就去世了。这次所谓的“胸袭行动”（Busenaktion）事件后来被一位评论者阐释为实践与理论的对峙：一边是赤裸的肉体在实践“批判”，一边是苦涩失望的批判理论大师，“不是赤裸裸的暴力而是裸体的力量，才让这位哲学家无言以对”。骄傲的德国哲学似乎经不起任何现实的挑衅，而这正是抗议者选择针对阿多诺的原因：“他表面上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但内心却蔑视他们的行动呼吁。当革命需要行动的时候，他退却到理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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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阿多诺之死到今天明星哲学家的兴起，德国哲学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转折性人物是哈贝马斯（阿多诺曾经的助手，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袖）。他在1979年的访谈中就质疑了批判理论的前提——“工具理性已经获得了如此支配性的地位，以至于无从走出幻觉的总体系统，在此只有孤立的个人才能在灵光闪现中获得洞见。”在他看来，这种洞见既有精英主义又有悲观无望的局限。哈贝马斯以俄狄浦斯式的弑父反叛改变了德国哲学的方向。他自己的学术生涯不仅实现了哲学与政治理论、社会学和法学理论的综合，而且深度参与了公共领域的思想论辩，包括反思纳粹德国的罪行及构想欧盟的民主立宪原则。哈贝马斯实际上承担了一种桥梁的作用——从阿多诺悲观而精英化的哲学风格，通向新消费主义的哲学复兴。然而，批评者仍然会指责，与哈贝马斯追求的“交往理性”的乌托邦理想相比，很难说那些热衷于电视节目和畅销著作的新浪潮哲学家们具有同等的品格。因此，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于哲学的大众化消费是否会失去思想的复杂性？德国哲学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分析传统是否会在流行化中衰落？倘若如此，哲学的这种新消费主义版本实际上只是掩盖其衰落的面具，而不是复兴的标志。如果它确实在走向衰落，那么德国哲学已经签订了歌德所谓的“浮士德协议”——交付深刻换取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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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流行并不注定流于肤浅，马库斯·加布里尔为此提供了一个范例。这位1980年出生的年轻学者，在二十九岁时成为德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哲学教授，目前在波恩大学就任认识论讲席教授，已经发表了二十部哲学著作，其中既有精深的研究专著，也有较为通俗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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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受赞誉的《为什么世界不存在》一书中，他同时批判了科学的傲慢以及后现代的相对主义黑洞，而且写作的文风遵循了维特根斯坦确立的原则——“凡是能被言说之事，都能被清晰地言说”。这部著作获得了国际畅销的商业成功，同时也保持了思想的深刻与严谨。他的新书《我不是一个大脑：21世纪的心灵哲学》也是如此。加布里尔的成就证明，那些以为大众不能也不该阅读哲学的前辈哲学家过于保守了，严肃的哲学家依然可以吸引广泛的读者而无须变得圆滑或肤浅。在德国哲学的当代潮流中，可能蕴含着比“浮士德协议”的隐喻更为微妙复杂的线索。无论如何，2017年的德国哲学呈现出某种繁荣的景象。《哲学杂志》发行量达到了十万份，选读哲学课程的学生在过去三年中增加了三分之一，而每年6月的“科隆哲学节”能吸引上万名游客到访这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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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神话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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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不仅影响着人们的实际生活，也对人类的生存意义造成冲击，这带来一个颇为反讽的现象——人工智能的研究群体及其热衷者大都是理性主义的世俗论者，然而在他们中间以及相关的媒体报道中却开始盛行宗教性的语言，包括人工智能的“神谕”、技术“福音传道者”以及各种关于天使、神灵和天启的言说等。《永世》（Aeon）网刊6月13日发表一篇文章，题为“fAIth”（在英文“信仰”一词中大写“AI”），试图解释这一现象。[45]作者贝丝·辛格勒供职于剑桥大学的科学与宗教研究所，她的观察着眼于人工智能讨论中的“奇点论”（singularitarianism）以及“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等话语如何引发了存在论意义上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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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的库兹韦尔（Ray Kurzweil）常被媒体称为“先知”。他在《奇点将至》一书中描述了所谓的“加速回报定律”，预测（计算机、遗传学、纳米技术、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将呈现指数级增长。机器智能将首先企及人类智能的水平，一旦达到转折性的“奇点”（singularity），就会以递归式的、自我改进的螺旋方式迅速提升，成为“超级智能”（superintelligence），将无限超越所有人类智能的总和，并将从地球向外辐射，直到充盈整个宇宙。汉斯·莫拉维克（Hans Moravec）曾担任卡内基·梅隆大学机器人研究所的首席科学家，他将奇点描述为一种智能的“心灵之火”（mind fire）：“能够从我们的世界蔓延出去，将宇宙中的一切吞噬到赛博空间的计算之中，它以这种形式在技术同一性中表征所有存在的统一性，绕过了我们对智能、物质和物理的理解。”奇点也常被视为机器智能与人类的融合时刻。出于对“人机合体”的猜想，许多奇点论者热衷于展望一种“超人类”（transhuman）的未来：人类能够通过科学技术手段不断“演进”，克服目前身体和心灵形态的限制，甚至获得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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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格勒指出，一旦奇点被构想为一个实存，那么如何与这样一个全知、全能甚至可能是全善的非人类造物交流就成为一个宗教性的问题，类似于托马斯·阿奎那渴望与上帝对话的探寻。在网络论坛上，持理性主义的“奇点论”者已经将自己带入了一种存在论的苦恼之中，宗教因此成为一个无法摆脱的麻烦问题。理性主义者鄙夷宗教，并将其视为“更为原始的人类的非理性遗迹”，他们认为宗教许诺了天堂与来世，只是用作对“人类必死论”的安抚。但末世论的修辞又反复出现在他们的讨论中，因为“超人类主义者”对肉身的蔑视非常接近于某种诺斯替教派对所有具象事物的拒斥。这是犹太——基督教思想的一支，构想了一种不可逾越的二元对立，其中一方是上帝，另一方是此世存在的不完整和败坏的显现。文学评论家马克·奥康奈尔（Mark O’Connell）在其新著《成为一部机器》中指出，宗教和科学都是超越我们与生俱来的脆弱境况的方式，它们是“反叛人类如其所是之存在”的不同版本。某些“超人类主义者”致力于新的宗教，并试图建立自己的教会，包括“图灵教会”、“宇宙工程师秩序”以及“永久生命教会”等，但他们吸引信众的努力却进展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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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工智能前景的预言，无论是悲观的人类毁灭，还是乐观的获得永生，都带有浓厚的神学修辞和隐喻：“有神一般的无限知识（奇点），有对有限世界的逃离（上传我们的心智），有主显圣容的时刻或世界末日（奇点作为一个“被提”时刻），有先知（即使他们为谷歌工作），也有恶魔和地狱（即便只是计算机模拟的永恒受难）以及穿着西装的布道者（就像宗教传教士一样）。”在关于人工智能未来的讨论、规划与希望中，宗教理念有意无意地在叙述中发挥着作用。辛格勒认为，无论我们是不是自视为世俗的，古老的宗教传统仍然深刻地塑造着我们的思想和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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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关于技术奇点与“超人类主义”之类的论述，在人工智能研究界饱受争议。被誉为“硅谷精神布道师”的皮耶罗·斯加鲁菲（Piero Scaruffi）一直反对“奇点论”，他认为这种猜想是论证非常薄弱的“神话”，实际上是“用倒叙方式讲述的宗教历史”。“神创论”的一种阐释被称为上帝的“智能设计”（intelligent design），神的智能在创生世界的源头开启了宇宙的复杂性和生命奇迹。而“奇点论”则倒转了这个叙事，将神秘的创生时刻投向未来，来自人类创造但终将高于人类的超级智能机器，来自它将带来的一个奇点时刻，从而开启人类无法完全理解的神秘宇宙。如果说传统宗教的拯救来自外在的神圣力量，那么“奇点论”的新弥赛亚源自人类自己的制造。在这个意义上，“奇点论”是信奉人造神的新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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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多数人来说，哲学或宗教性的谈论仍然虚无缥缈，但无法忽视人工智能对经济的冲击，这是更为现实而紧迫的关切。在日益自动化的世界中，绝大部分工作可能会走向一个消亡的时刻，有人称之为“经济奇点”。《纽约客》10月23日一期的封面预告了这种暗淡的前景：昂首阔步的机器人向街边行乞的人类施舍。当期的封面文章为《迎接我们新的机器人君王》，这期杂志通过对美国和中国几家高度智能化公司的采访，描述了“经济奇点”已在当下初露迹象。[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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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首先导致了制造业人力需求的大幅下降，目前美国劳动力分布中制造业的就业人员已经低于10%。机器人正在取代人类从事越来越多的工作，而科学家还在研发更加智能的机器人。“十年前是工业机器人协助工人完成任务，而现在（那些留存下来）的工人却只能辅助机器人来完成它们的任务。”那些按照严格自动化流程劳动的工人被称为“肉机器人”（meat robots）。大量的失业工人转向快餐店或大型零售店去寻找工作（尽管薪酬和福利不如从前）。但即使这样的工作也正在流失，因为店面零售行业在网络销售日益兴盛的压力下迅速萎缩。而且像麦当劳这样的快餐店也在引进“数字订餐亭”，这一举措将会淘汰大量收银员。运输驾驶员是另一个可能的就业出路。但像优步和谷歌等公司正在大力投资自动驾驶技术，自动化的冲击也正在波及驾驶员这种传统工作。建筑施工行业也不例外，纽约一家公司推出了一套“激光导引”的施工系统，每天砌砖的数量达到800～1200块，是普通泥瓦工的两倍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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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低技能的工人来说，仓库的搬运、挑选和放入货架的工作似乎成为一个就业的亮点。亚马逊是全球最大的在线零售商，目前仅美国的分销中心就雇用了九万多名员工。但仓库作业的人力密集型特点也恰恰是吸引自动化的目标要素。2012年亚马逊斥资近八亿美元收购了一家名为科瓦（Kiva）的机器人公司，这种机器人可以代替人工移动货架，每年一个仓库就可节省二千二百万美元，整个公司能节省数十亿美元。在这种激励下，亚马逊目前正在寻求收购或开发系统，取代人工挑选货物。而波士顿一家仓库技术公司Symbotic的自动化创新更为彻底，已经打造出结构和机制全新的仓库，其中根本没有人的空间。文章作者在上海采访了剑桥工业集团。这家公司是中国向人工智能和工业自动化方向迅猛发展的一个缩影。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黄钢（Gerry Wong）播放着幻灯片向作者讲解人类技术革命的四个历史阶段。他最后打出的一张幻灯片上写着“未来：‘黑暗工厂’”。的确，在不需要工人的未来工厂中，照明是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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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发展让劳动变得更为轻松和简单，让生产更有效率，消费更为便捷，但同时也正在导致大量的失业以及更大的贫富差距。这一切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冲击可能只是刚刚开始，其广泛而深远的挑战意义令人兴奋也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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