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1878616
2000年以来的西方 2016年
1701878617
1701878619
裂变时刻的来临
1701878620
1701878621
从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开始，宣告西方体制濒临崩溃的声音便不绝于耳。而到2016年年底，在欧美经历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事变之后，断言“自由秩序的终结”已无需任何先见之明，几乎成为舆论界的时尚，因为证据是如此重大、直接而明确：英国公投退出欧盟，法国、意大利与荷兰的脱欧势力正跃跃欲试，而匈牙利和波兰已被民族主义的政治领导人俘获，欧盟似乎危在旦夕。特朗普宣扬的“美国优先”政纲与大西洋彼岸的反全球化运动遥相呼应，这也意味着美国将试图摆脱不堪重负的引领责任。怀着“自由世界的灯塔”会黯然失色的忧虑，有人将“最后的希望”寄予德国总理默克尔的连任可能，这是过于沉重且前景不明的寄托。
1701878622
1701878623
美国大选结束后的第三天，福山在《金融时报》发表文章坦言，“我们似乎正进入一个民粹主义的民族主义新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自20世纪50年代起构建的主导性的自由秩序开始遭到来自愤怒而强健的民主多数派的攻击。我们可能会滑入一个充满竞争而愤怒的民族主义世界，这种风险是巨大的，而如果真的发生，这将标志着一个与1989年柏林墙倒塌同样重大的时刻”。[1]今年西方思想界最为频繁和突出的议题是欧洲一体化的破裂、全球化的逆转、民族主义的回潮、宗教保守力量的复兴、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自由主义的危机、民主政治的衰败以及国际自由秩序的崩溃。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明白无误地显示，2016年将被铭记为一个历史转折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持续七十年的西方自由秩序就此终结。《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罗杰·科恩感慨道，“苏联曾被证明易受失爱（unloved）之殇，而今愤怒的季节正降临西方”。[2]
1701878624
1701878625
然而，时代的季风并不是历史判断的可靠指南。在二十五年之前，宣告“自由秩序的最终胜利”也至少具有同样重大、直接而明确的证据：苏联解体，德国统一，欧共体首脑会议通过《欧洲联盟条约》，出狱不久的曼德拉在南非展开寻求和平与和解的政治努力，美国的“沙漠风暴行动”将科威特从伊拉克的侵占中“解放”出来……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随后在国情咨文中宣称，1991年发生的这些变化几乎是“圣经尺度”的巨变。[3]那么，时下对“自由秩序”失败的绝望真会比当初“最终胜利”的欢悦更为持久吗？如果彼时预言的“历史终结”未曾落实，那么此刻断言“自由秩序的终结”会更加可信吗？理解2016年世界变局的思想努力，需要在时代的潮汐之下探寻结构性的力量和趋势。
1701878626
1701878627
这里将着眼于两种重要的结构性裂变现象，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后果。首先是经济层面上的“差异性全球化”。全球化几乎在所有国家内部造成了新的受益者与挫败者之间的断层，而现存的政治经济秩序未能有效地应对国内的不平等，导致民众意愿的分裂，出现了支持与反对全球化的群体对立。其次，在文化层面上，伴随着大量的人口、资本、信息和商品的跨国界流动，各国本地的传统价值、生活方式以及文化认同都遭受到全球主义的强烈冲击。尤其在移民和难民大量涌入以及恐怖主义袭击时而发生的新形势下，文化冲击在许多欧美国家引起了更为敏感和尖锐的反应，而主流的多元文化主义与全球主义未能提出有效的方案来回应这种冲击，形成了民众文化认同的分裂格局。最后，全球化及其许诺的自由、繁荣、开放和包容的事业（比如接纳移民和收容难民）往往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代价。对于特定人群而言，这些代价可能过高，或者未被公平地分担，或者损失大于收益。因此，许多国家都出现了反全球化和对现存“自由秩序”不满的群体，他们的不满既有经济利益的得失权衡，也有文化认同的缘由。这种不满在民主社会中表达为政治诉求，但建制派政党由于固执和僵化失去了应有的敏感性与回应能力，而原本边缘性的政治力量乘虚而入，及时俘获了不满的群体，汇聚和强化了他们的不满，并以“人民的名义”成为他们的政治代表，发起对建制派的愤怒反叛，促成风起云涌的民粹主义现象。
1701878628
1701878630
特朗普与“沉默的大多数”
1701878631
1701878632
社会的经济断层、民众的文化裂痕以及由此导致的民粹主义兴起，构成了2016年世界变局的主要特征，突出地体现在充满戏剧性的美国总统竞选中。叱咤风云的特朗普成为今年《时代》周刊与《金融时报》的年度人物。这位“政治素人”几乎单枪匹马地闯入美国政坛，突破建制派的重重围剿，出乎大多数观察家和民意调查的预测，最终击败资深政客希拉里，当选新一届美国总统，引起舆论一片哗然。在难以计数的分析评论文章中，如何解释特朗普的崛起成为一个思考的焦点。为什么主流媒体会发生如此严重的误判？是因为忽视了所谓的“沉默的大多数”吗？
1701878633
1701878634
半个世纪之前，左翼激进运动的疾风骤雨席卷了美国政坛，但赢得1968年总统大选的却是保守派政客尼克松，他宣称自己回应了“沉默的大多数”要求恢复“法律与秩序”的愿望，此后“沉默的大多数”这一术语开始流行。特朗普在竞选中同样打出了“沉默的大多数”的旗号。然而，他并没有赢得大多数选民的支持。最新统计结果表明，希拉里获得的普选票超出特朗普二百八十六万张（优势率2.01%）。三个关键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宾夕法尼亚州）的竞争非常激烈，特朗普在这三个州超出对手的选票总和仅有七万七千张，却获得了决定性的四十六张选举人票。[4]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竞争，反映出民众的分裂。
1701878635
1701878636
因此，所谓“沉默的大多数”是一个杜撰，那些愤怒的民众既不是大多数，实际上也并不沉默。已故的著名哲学家理查德·罗蒂早在1998年出版的《筑就我们的国家》一书中就觉察到了这种愤怒，并预言特朗普式的政治强人有朝一日将会崛起。[5]而纪录片导演迈克尔·摩尔从夏季开始反复发出“特朗普将会获胜”的警告，在列举的五大理由中，他明确意识到那些在经济与文化上双重受挫者们的愤怒。[6]的确，他们并没有沉默，只是长期被建制派精英和主流媒体忽视，或者说被遗忘了。
1701878637
1701878638
《被遗忘的那个人》是犹他州画家乔恩·麦克诺顿2010年的作品。在画面中，美国四十四位历届总统聚集在白宫前，围绕着一名年轻白人——他坐在长凳上神情沮丧。奥巴马脚踩《美国宪法》的第一页，双手抱臂背对“被遗忘的那个人”。在目睹这个场景的历届总统中，华盛顿、林肯和里根表现出明显的关切，试图引起奥巴马的注意，而富兰克林·罗斯福与比尔·克林顿却为此鼓掌。这幅画作问世六年之后，在不久前被福克斯电视台的一位主持人收购，据说将作为送给特朗普的礼物悬挂于白宫。[7]
1701878639
1701878640
在大选年，被遗忘的人群终于醒目地进入了公共视野，也使得民众的分裂格局更加显著。《时代》周刊在年度人物一期的封面上，将特朗普称为“美利坚分众国总统”（President of the 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在经济上，全球化在美国同时造就了加州硅谷那样的受益者人群以及五大湖周边“铁锈地带”地区的挫败者人群；而在文化上，自由派长期推动文化多元主义身份认同，受到城市中受过良好教育的“进步人士”以及少数族裔的支持，但这与传统美国的所谓“WASP”（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身份认同相抵触，后者的声音虽然在主流媒体中受到“政治正确”的规训而不断式微，却仍然深藏于美国郊区与乡村的居民之中。经济断层与认同差异的叠加效应，在政治强人的对抗性竞争之中，转变为选民的政治极化。于是，美国出现了一种看似悖论性的局面：如果特朗普胜选是民粹主义的胜利，标志着民主的危机，那么特朗普败选也会被证明是民主的危机，因为那些“被遗忘的人群”仍然未获得充分的政治表达。而事实上，当社会分裂达到如此严峻的程度，无论谁当选执政，民主都将始终处在危机之中。民主政治不只意味着民众意见的多样性在政治议程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其健康运行还依赖于最低限度的政治共识。
1701878641
1701878642
西方国家面临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国内社会分裂，要求改变惯常的政治思考与政治机制来克服极化的分裂、寻求基本的共识。2016年的世界变局标志着一个“裂变时刻”，民主政治再次面临深刻的挑战，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民主政治的历史本身就是不断经历挑战的历史。
1701878643
1701878645
全球化的断层线
1701878646
1701878647
显然，如英国国际问题权威专家罗宾·尼布莱特所言，今年的一些重要事件和现象是人们“对全球化深切不安的明显征兆”。[8]《金融时报》主编莱昂内尔·巴伯分析指出，今年有两个方面的动向值得重视，首先，欧美出现了“一种奉行本土主义、保护主义以及沉湎于文化乡愁的新型政治”，他称之为“第四条道路”。其次，西方民主国家对于全球化的幻灭感越来越普遍。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全球化现象由三个阶段性趋势构成，即风靡于20世纪80年代里根—撒切尔时期的“去管制化”（deregulation），1994年“乌干达回合谈判”驱动的全球贸易自由化，以及中国市场经济的开放。这些趋势的结果是对资本、物资、服务和劳动力逐渐放弃管控，典型体现在欧洲单一市场和单一货币的形成，并在2007年夏季走向极致。“在2016年，我们终于看到这个（可以称其为全球化2.0版的）时期结束了。”[9]
1701878648
1701878649
新一波全球化的独特问题在于其造成了一条横跨国界的断层线：所有国家内部都同时存在着全球化的受益者与受挫者，也都出现了全球主义价值的支持者与反对者。这意味着国家内部对于全球化的分歧日益严重、出现两极化的趋势，也意味着任何政治精英以“人民的名义”顽强抵制或强行推进全球化的举措，实际上只能取悦部分民意而背离另一部分民意，从而将加剧已然严峻的民众分裂与政治极化的困境。我们可以预见，全球化的进程并不会由此终结，可能在势均力敌的双方不断角力之中以更为曲折的方式展开，也可能在新的妥协中以更加平衡温和的方案缓慢推进。
1701878650
1701878651
全球化的断层线现象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今年哈佛大学出版社推出的经济学新著《全球不平等》受到广泛的关注与好评，被认为是在托马斯·皮凯蒂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获得的一项重要成果。[10]作者布兰科·米兰诺维奇是出生在南斯拉夫的美籍经济学家，曾在世界银行任职，目前是卢森堡收入研究中心纽约办公室的高级研究员。他的研究著作基于经验数据提出了一个长时段不平等的解释模式。在工业化初期，国家内部的不平等（阶层间的不平等）是造成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到了工业化后期，国家间的不平等（地域间的不平等）变得更为突出。而自1988年以来，新一轮全球化缩小了国与国之间的贫富差距，却加剧了国内基于阶层的不平等。米兰诺维奇使用了“公民身份租金”（citizenship rent）的概念来说明这种变化。用通俗的语言说，就是：在新一轮全球化之前，一个人在全球收入分布中的位置最主要地取决于其公民身份，或者说在哪个国家工作，这远比做什么工作重要得多；而在全球化之后，公民身份对收入水平仍然非常重要，但其权重有小幅降低（“公民身份租金”有所贬值），而从事的职业类别变得相对重要。
1701878652
1701878653
米兰诺维奇绘制了一张图表，显示在1988年之后的三十年间全球实际收入的累计增长率。在此期间，全球收入增长率的中位数在25%左右，但各阶层的收入增长率出现了严重分化。处在全球收入分布45%～65%水平的人群（他们是全球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收入增长率最高（增幅在70%左右），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而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以全球标准来衡量仍然属于高收入阶层，处在全球收入分布的80%～95%水平（属于前五分之一），但他们在这三十年间的收入几乎没有增长或增幅极低。全球收入最高的前1%人群（分布位于99%～100%的水平）收入增幅在40%以上。[11]
1701878654
1701878655
这里需要区别“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与“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变化”这两个概念。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至今仍然存在着程度严重的收入不平等，但其差距在全球化过程中持续降低（在2000年之后尤其显著），这主要归功于一些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西等国）“新兴中产阶级”的出现，他们提高了这些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也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而全球（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精英，都在此过程中获得了大幅度的收入增长。严峻的困境出现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他们在过去三十年间的收入增长基本停滞或非常缓慢，与本国富裕阶层以及精英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
1701878656
1701878657
发达国家内部不平等的加剧具有直接的政治影响，在民主体制中往往表达为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民众抗议、社会运动以及党派势力的兴起。2016年2月福山在德国柏林的演讲中指出，全球化同时造就了赢家和输家。在美国，受益者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而受教育水准较低的白人工薪阶层是其受害者，他们形成了对立的两个群体。实际上，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工薪阶层都是全球化的受害者，他们感到生活变得更为艰难而复杂，成为威权型民粹主义政客的支持者。[12]他后来在《金融时报》发表的文章还指出，美国两大政党都未真正帮助那些全球化中的受挫者。共和党代表着大型跨国公司的利益，支持开放移民和自由贸易的政策，这两方面都会损害白人工薪阶层的实际收入。民主党则着眼于身份政治问题，在满足多种身份族群诉求的同时，却忽视了白人工薪阶层的诉求。[13]
1701878658
1701878659
全球化对发达国家造成的冲击，及其引起的反弹对未来前景的影响，成为许多经济评论家关注的焦点。《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沃尔夫冈·明肖4月底发表文章分析“全球化挫败者的复仇”，认为全球化在西方发达国家正陷入失败，并将引起政治反弹。这些国家未能有效地应对全球化造成的各种经济冲击，包括二十年来实际平均收入的停滞、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对长期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与此同时，技术进步与全球化的叠加效应更为严酷，在过去损害了老一代的工人阶层，而如今对中产阶级下层的技术工作者也构成了威胁。文章引用经济数据表明，欧洲国家中对全球化不满的民众比例正在上升。这是一种警示信号，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并没有如其所愿，造就一种无人更穷（worse off）而有人更富（better off）的局面。如果政治家对此无所作为，必将会有民众自发的政治行动。[14]
1701878660
1701878662
全球化议程的再设定
1701878663
1701878664
2016年是全球化的负面效应集聚爆发的一年，但要为全球化敲响丧钟或许还为时过早。无论“逆全球化”的趋势多么强劲，这仍然只是故事的一半。构成故事另一半的人群及其力量并未退场，并将重新集结。《经济学人》发表的数据表明，各国认同“全球化力量是好的”的人群比例几乎都高于反对者，只有在法国双方的人数几乎相等，而在亚洲国家和地区支持全球化的人群是压倒性的多数。[15]
[
上一页 ]
[ :1.70187861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