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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断层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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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如英国国际问题权威专家罗宾·尼布莱特所言，今年的一些重要事件和现象是人们“对全球化深切不安的明显征兆”。[8]《金融时报》主编莱昂内尔·巴伯分析指出，今年有两个方面的动向值得重视，首先，欧美出现了“一种奉行本土主义、保护主义以及沉湎于文化乡愁的新型政治”，他称之为“第四条道路”。其次，西方民主国家对于全球化的幻灭感越来越普遍。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全球化现象由三个阶段性趋势构成，即风靡于20世纪80年代里根—撒切尔时期的“去管制化”（deregulation），1994年“乌干达回合谈判”驱动的全球贸易自由化，以及中国市场经济的开放。这些趋势的结果是对资本、物资、服务和劳动力逐渐放弃管控，典型体现在欧洲单一市场和单一货币的形成，并在2007年夏季走向极致。“在2016年，我们终于看到这个（可以称其为全球化2.0版的）时期结束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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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波全球化的独特问题在于其造成了一条横跨国界的断层线：所有国家内部都同时存在着全球化的受益者与受挫者，也都出现了全球主义价值的支持者与反对者。这意味着国家内部对于全球化的分歧日益严重、出现两极化的趋势，也意味着任何政治精英以“人民的名义”顽强抵制或强行推进全球化的举措，实际上只能取悦部分民意而背离另一部分民意，从而将加剧已然严峻的民众分裂与政治极化的困境。我们可以预见，全球化的进程并不会由此终结，可能在势均力敌的双方不断角力之中以更为曲折的方式展开，也可能在新的妥协中以更加平衡温和的方案缓慢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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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断层线现象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今年哈佛大学出版社推出的经济学新著《全球不平等》受到广泛的关注与好评，被认为是在托马斯·皮凯蒂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获得的一项重要成果。[10]作者布兰科·米兰诺维奇是出生在南斯拉夫的美籍经济学家，曾在世界银行任职，目前是卢森堡收入研究中心纽约办公室的高级研究员。他的研究著作基于经验数据提出了一个长时段不平等的解释模式。在工业化初期，国家内部的不平等（阶层间的不平等）是造成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到了工业化后期，国家间的不平等（地域间的不平等）变得更为突出。而自1988年以来，新一轮全球化缩小了国与国之间的贫富差距，却加剧了国内基于阶层的不平等。米兰诺维奇使用了“公民身份租金”（citizenship rent）的概念来说明这种变化。用通俗的语言说，就是：在新一轮全球化之前，一个人在全球收入分布中的位置最主要地取决于其公民身份，或者说在哪个国家工作，这远比做什么工作重要得多；而在全球化之后，公民身份对收入水平仍然非常重要，但其权重有小幅降低（“公民身份租金”有所贬值），而从事的职业类别变得相对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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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诺维奇绘制了一张图表，显示在1988年之后的三十年间全球实际收入的累计增长率。在此期间，全球收入增长率的中位数在25%左右，但各阶层的收入增长率出现了严重分化。处在全球收入分布45%～65%水平的人群（他们是全球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收入增长率最高（增幅在70%左右），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而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以全球标准来衡量仍然属于高收入阶层，处在全球收入分布的80%～95%水平（属于前五分之一），但他们在这三十年间的收入几乎没有增长或增幅极低。全球收入最高的前1%人群（分布位于99%～100%的水平）收入增幅在40%以上。[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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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区别“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与“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变化”这两个概念。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至今仍然存在着程度严重的收入不平等，但其差距在全球化过程中持续降低（在2000年之后尤其显著），这主要归功于一些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西等国）“新兴中产阶级”的出现，他们提高了这些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也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而全球（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精英，都在此过程中获得了大幅度的收入增长。严峻的困境出现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他们在过去三十年间的收入增长基本停滞或非常缓慢，与本国富裕阶层以及精英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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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内部不平等的加剧具有直接的政治影响，在民主体制中往往表达为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民众抗议、社会运动以及党派势力的兴起。2016年2月福山在德国柏林的演讲中指出，全球化同时造就了赢家和输家。在美国，受益者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而受教育水准较低的白人工薪阶层是其受害者，他们形成了对立的两个群体。实际上，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工薪阶层都是全球化的受害者，他们感到生活变得更为艰难而复杂，成为威权型民粹主义政客的支持者。[12]他后来在《金融时报》发表的文章还指出，美国两大政党都未真正帮助那些全球化中的受挫者。共和党代表着大型跨国公司的利益，支持开放移民和自由贸易的政策，这两方面都会损害白人工薪阶层的实际收入。民主党则着眼于身份政治问题，在满足多种身份族群诉求的同时，却忽视了白人工薪阶层的诉求。[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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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对发达国家造成的冲击，及其引起的反弹对未来前景的影响，成为许多经济评论家关注的焦点。《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沃尔夫冈·明肖4月底发表文章分析“全球化挫败者的复仇”，认为全球化在西方发达国家正陷入失败，并将引起政治反弹。这些国家未能有效地应对全球化造成的各种经济冲击，包括二十年来实际平均收入的停滞、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对长期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与此同时，技术进步与全球化的叠加效应更为严酷，在过去损害了老一代的工人阶层，而如今对中产阶级下层的技术工作者也构成了威胁。文章引用经济数据表明，欧洲国家中对全球化不满的民众比例正在上升。这是一种警示信号，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并没有如其所愿，造就一种无人更穷（worse off）而有人更富（better off）的局面。如果政治家对此无所作为，必将会有民众自发的政治行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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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议程的再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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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是全球化的负面效应集聚爆发的一年，但要为全球化敲响丧钟或许还为时过早。无论“逆全球化”的趋势多么强劲，这仍然只是故事的一半。构成故事另一半的人群及其力量并未退场，并将重新集结。《经济学人》发表的数据表明，各国认同“全球化力量是好的”的人群比例几乎都高于反对者，只有在法国双方的人数几乎相等，而在亚洲国家和地区支持全球化的人群是压倒性的多数。[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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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全球化断层线的影响下，未来的全球化必须做出调整。不同立场的学者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方案。《金融时报》副主编及首席经济评论家马丁·沃尔夫9月发表文章也指出，全球化进程有濒临崩溃的可能。他指出了不平等问题的严重性与敏感性，但认为不能将一切问题都归咎于全球化，技术更新与产业升级等其他因素也对就业和收入造成了负面冲击。而全球化进程如果停滞不前或者出现逆转，将会损害经济增长并减少全球穷人的发展机遇。因此，我们需要采用不同于以往的内外政策来改善管理机制，推动全球化进程。[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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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左翼经济学家皮凯蒂11月在法国《世界报》发表文章指出，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全球化，并提出另一种全球化的议程。在他看来，特朗普获胜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过去几十年间积累的经济不平等和地域间差异的爆发，但特朗普对公司利润大幅减税的方案只会加剧这种不平等。当前紧迫的问题是“全球化必须在根本上重新定位”（fundamentally re-oriented），使得国际协议能够回应我们时代面对的重大挑战——不平等的加剧以及全球气候变暖。我们需要促进一种以公平与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全球化模式。他主张调整国际贸易的着眼点，贸易自由化不再是主要焦点，“贸易必须再次成为服务于更高目标的手段，它从来不应当变成除此之外的其他东西”。他建议在贸易协议的制定过程中必须考虑其财政和环境的影响，通过税收和司法监督进行限制。皮凯蒂认为，“现在到了转变全球化的政治话语的时候了”，贸易是好事，但公平与可持续的发展也要求具备公共服务系统、基础建设系统、健康与教育系统，而这些要求本身进而要求一种公平的税收体系。如果达不到这些要求，特朗普主义将会大行其道。[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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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自由派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曾任美国财政部长和哈佛大学校长）12月初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也提出需要反思全球化的得失并为此“重新定位”。他指出，就统计数据而言，2016年的世界经济与之前几年完全相似，重要的变化在于政治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大多数政治领导人形成了一种共识，认为减少贸易壁垒将促进繁荣与和平，而当前广泛的反全球化运动标志着这种共识的解体。在非西方国家，土耳其、俄罗斯和印度的领导人呼吁民族自豪感、自身传统的文化价值和优势，而贬低开放性与人权的普世价值。民族主义的复兴和对全球化的抵抗成为普遍现象，这源自许多人群的一种无力感——他们的生活被自身无法控制的力量侵扰。在地理意义、文化意义上，也在缺乏共享认同的意义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加剧了。他们对其领导人保护自己的能力失去了信心。人们的不安全感往往会“招致返祖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世界，尽管存在许多问题与挑战，但在人类解放、增进繁荣、延长寿命和减少暴力等方面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进步，而现在所有这些成就都可能处在危险之中。因此，我们需要改变全球经济对话的方向，转向提升“负责任的民族主义”，而不是谈论世界一体化。首先，让国际社会介入这种对话的关键是全球合作，经济外交需要聚焦于一种措施，使各国政府扩大扶助国内中产阶级工人的政策范围。其次，需要在防止资本收入逃税方面做出全球努力，从中获得的收益将有助于为中产阶级提供更多的支持。最后，为了防止企业出于躲避更严格的劳动与环境保护标准而转移到别处，需要通过国际对话来建立相关的全球最低标准与协调措施。最后，藩篱与围墙并不能有效地阻止不合意的人员流动。对于史无前例的难民潮，唯一持久的解决方式是创造条件，使人们能够留在自己的家园。支持难民来源国的建设获得的全球收益，将会远大于在接受国内部为难民提供有限的支持。萨默斯认为，2016年发生的诸多事件将被铭记为一个转折点——我们要么从此开始背离全球化，要么开始对全球化的战略做出朝向大众利益的重新定位。而未来几年的选择事关重大。[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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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认同的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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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造成的经济断层线上，还交叠着另一种裂痕，即文化身份（认同）的分野。在每个国家内部，经济断层与文化裂痕彼此交织，却并不完全重叠。在过去几十年间，通过倡导“全球主义”、“文化多元主义”、“身份政治”和“差异政治”等论述，欧美左翼和自由派的政治家与知识分子致力于推动“包容他者”和文化多样性，使平等与尊重的价值得以在更广泛的人群中实现。但与此同时，这种进步主义的论述和政策逐渐获取了文化霸权的地位，原本挑战正统的道德事业变成了一种新的正统。“政治正确”在媒体与教育界造成某种禁忌，一些保守主义倾向的人群感到自己在文化上被边缘化，受到规训与压制。2016年，大西洋两岸遭遇到保守主义文化强劲的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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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夺回我们的国家”（We want our country back），这是来自英国脱欧派与美国特朗普支持者们的怒吼。往日那些藏匿在角落里的窃窃私语，如今汇聚为响亮的抗议之声。而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声音的政治代言人开始在西方核心国家的权力舞台上登场亮相。信奉世界主义价值的卡梅伦首相辞职之后，他的接任者特蕾莎·梅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你还相信你是个世界公民，那你就是个无名之地的公民（citizen of nowhere）。你根本不懂‘公民身份’这个词本身的意思。”《经济学人》刊发文章指出，近年来世界各地的民族主义者都在扩展地盘，并结成联盟。[19]自由派人士所主张的世界主义、全球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的进步事业，连同他们的道德优越感受到严重的挫伤。许多人突然发现自己的国家和同胞从未如此陌生，惊恐与沮丧时而转化为对“野蛮的种族主义”的斥责。但这个令人畏惧的标签开始丧失原有的震慑力，政治正确的禁忌开始松动。2016年，我们见证了地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造反，以“祖国”和“人民”的名义向全球主义者复仇。野蛮与率真的界限一时变得模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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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发生了什么？应该如何理解和应对文化身份的分裂对立？纽约大学著名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9月发表一篇长文，提出了相当独特而精湛的阐释。[20]作者首先回顾了全球主义文化的兴起。“世界价值观调查”（WVS）对六十个国家的调查数据表明，在过去三十年间这些国家几乎都比以往更加富裕，这在价值观方面促成了两个重要的总体趋势转变：首先是疏离传统价值（宗教、礼仪和敬重权威等），转向“世俗理性”的价值（向变革、进步和基于理性考虑的社会方案开放）；其次是淡化经济和物质保障的“生存价值观”（常见于家庭、部落和其他地方性群体之中），转向强调个人权利以及普遍保护原则的“自我表达”或“解放的价值”。随着繁荣与安全程度的增加，这些社会变得更加开放和宽容。全球化与互联网使人们更容易接触来自其他文化的食物、电影和消费品，“这种开放性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世界主义态度的兴起”。由此，世界各国都出现了一批信奉普遍主义的全球主义者，他们把自己的同胞都视为“世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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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列侬1971年的名作《想象》是全球主义的颂歌，他邀请人们“想象一下没有国家，这并不难做到，没有什么要为之杀戮或送命的，也没有宗教，想象所有人生活在和平中。你或许会说我是个梦想者，但我不是孤身一个，我希望有一天你会加入我们，那世界将会如同一体”。海特认为，这是多元文化全球主义者的天堂愿景，但对那些具有本土情怀的爱国者而言，那种“没有国家的想象”不仅天真幼稚，而且是亵渎性的和叛国的。他们偏爱自己的国家与文化传统，相信与自己的国家有一种特殊的纽带约束，而这种约束对公民和政府施加了双向的道德义务：公民有义务爱戴和服务于国家，而政府有责任保护本国的公民，并将他们的利益置于外国人的利益之上。这种民族主义的认同本身未必涉嫌种族主义，在道德上也无卑下之处，并且有助于形成共享的身份认同、规范意识和历史感，从而促进社会信任。如果一个社会缺乏这种共享的感知，反而容易导致涂尔干所说的失范状态（anomie）。[21]《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罗斯·多塞特在11月发表的文章中也强调，列侬所“想象”的价值难以满足人类生活的需求：“人们怀有世界主义所无法满足的（社群）团结的愿望，具有再分配所无法实现的非物质性利益，具有世俗主义无法回应的对神圣性的渴望。”[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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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全球主义者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只是部分人群，他们集中在首都和大都市、商业中心和大学城，在年轻的城市精英中占据主流。因为教育和文化地位上的优势，他们主导着主流舆论的价值和态度取向，但欧美社会仍然存在着大量的民众信奉民族主义和传统价值，他们对全球主义抱有怀疑甚至敌意。过去几十年间，西方出现了全球主义价值观的持续兴盛，这造成了一种错觉——仿佛民族主义以及地方性认同都不过是蒙昧的遗迹，而且已行将就木，但实际上它们远比全球主义者想象的更为普遍和持久。正如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指出的那样：“后冷战的自由派人士低估了民族主义以及其他地方认同（教派、族裔和部落纽带等）的作用。他们假定，这些返祖性的依附会逐渐消亡，仅仅局限于非政治性的文化表达，或会在精心设计的民主制度中被因势利导地平衡和应对。但实际上，许多地方的许多人更加在乎民族身份、历史上的敌人、领土象征物以及传统文化价值，超过关心（自由派所定义的）‘自由’。”[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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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西方社会实际上同时存在着全球主义与民族主义（以及其他地方性传统）两种文化认同与价值观，不同取向的两类人群之间隐含着持久的分歧，但在过去几十年间基本能够和平共处。为什么最近几年彼此的紧张日益严重，以至于在今年全面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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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特分析指出，在经济因素之外，近年来大量外国移民的涌入，造成了复杂的社会冲击，加剧了双方的紧张并转化为明显的政治冲突。在他看来，全球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针对欧洲移民政策的争辩，并不是高尚与卑下之争，而是两种道德视野的冲突。坚持对陌生人（尤其是处于危难中的陌生人）负有救助的义务，与主张保持自身共同体的完整性，这两者都是合理的道德诉求，却又是以赛亚·伯林所说的彼此“不可公度”的价值。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合理地平衡这两种诉求。但一部分全球主义者常常以“种族主义”之类简单化的指控代替必要的同情理解，这激化了民族主义的极端化反弹。海特认为，在这场争论中使用“种族主义”的标签是浅薄而缺乏解释力的。一些民族主义者的确会表现出类似于种族主义的言行，但这是结果而不是原因。严格意义上的种族主义者是仅仅因为厌恶（异己的）差异本身而无理由地排斥外国人。但多数民族主义者的排外情绪却有自己的理由：感到外来者的价值观格格不入，或者感到他们的行为令人厌恶，或者感到自己所珍视的事物受到了威胁……这些感受或许与现实不尽相符或者被煽动家夸大，但无论如何，“如果我们要理解近来右翼民粹主义运动的兴起，那么‘种族主义’不能成为终结点，而必须是探究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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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其他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海特强调，民族主义者在感受到所谓“规范性威胁”的时候会变得格外极端、非理性甚至诉诸暴力。因此，他提议一种“降低规范性威胁”的移民政策方案，这必须同时考虑三项指标，即外国出生居民的比例，每个移入群体与本地文化的道德差异程度，以及每一群体的孩子可以实现的同化程度。他认为，全球主义者有可能吸引民众远离右翼民族主义政治，但前提是必须重新思考民族认同与道德凝聚共同体的价值，这需要在移民问题上放弃“多元文化的”方案而采纳“同化方案”。作者最后写道，在2016年之后西方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或许是“我们如何在尊重（而不是淡化或摧毁）世界上许多（带有自身传统和道德秩序的）地方的、民族的以及其他‘狭区性’身份的同时，收获全球合作在贸易、文化、教育、人权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成果？全球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中能够和平共处？”[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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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政治与美国传统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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