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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议程的再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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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是全球化的负面效应集聚爆发的一年，但要为全球化敲响丧钟或许还为时过早。无论“逆全球化”的趋势多么强劲，这仍然只是故事的一半。构成故事另一半的人群及其力量并未退场，并将重新集结。《经济学人》发表的数据表明，各国认同“全球化力量是好的”的人群比例几乎都高于反对者，只有在法国双方的人数几乎相等，而在亚洲国家和地区支持全球化的人群是压倒性的多数。[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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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全球化断层线的影响下，未来的全球化必须做出调整。不同立场的学者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方案。《金融时报》副主编及首席经济评论家马丁·沃尔夫9月发表文章也指出，全球化进程有濒临崩溃的可能。他指出了不平等问题的严重性与敏感性，但认为不能将一切问题都归咎于全球化，技术更新与产业升级等其他因素也对就业和收入造成了负面冲击。而全球化进程如果停滞不前或者出现逆转，将会损害经济增长并减少全球穷人的发展机遇。因此，我们需要采用不同于以往的内外政策来改善管理机制，推动全球化进程。[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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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左翼经济学家皮凯蒂11月在法国《世界报》发表文章指出，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全球化，并提出另一种全球化的议程。在他看来，特朗普获胜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过去几十年间积累的经济不平等和地域间差异的爆发，但特朗普对公司利润大幅减税的方案只会加剧这种不平等。当前紧迫的问题是“全球化必须在根本上重新定位”（fundamentally re-oriented），使得国际协议能够回应我们时代面对的重大挑战——不平等的加剧以及全球气候变暖。我们需要促进一种以公平与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全球化模式。他主张调整国际贸易的着眼点，贸易自由化不再是主要焦点，“贸易必须再次成为服务于更高目标的手段，它从来不应当变成除此之外的其他东西”。他建议在贸易协议的制定过程中必须考虑其财政和环境的影响，通过税收和司法监督进行限制。皮凯蒂认为，“现在到了转变全球化的政治话语的时候了”，贸易是好事，但公平与可持续的发展也要求具备公共服务系统、基础建设系统、健康与教育系统，而这些要求本身进而要求一种公平的税收体系。如果达不到这些要求，特朗普主义将会大行其道。[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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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自由派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曾任美国财政部长和哈佛大学校长）12月初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也提出需要反思全球化的得失并为此“重新定位”。他指出，就统计数据而言，2016年的世界经济与之前几年完全相似，重要的变化在于政治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大多数政治领导人形成了一种共识，认为减少贸易壁垒将促进繁荣与和平，而当前广泛的反全球化运动标志着这种共识的解体。在非西方国家，土耳其、俄罗斯和印度的领导人呼吁民族自豪感、自身传统的文化价值和优势，而贬低开放性与人权的普世价值。民族主义的复兴和对全球化的抵抗成为普遍现象，这源自许多人群的一种无力感——他们的生活被自身无法控制的力量侵扰。在地理意义、文化意义上，也在缺乏共享认同的意义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加剧了。他们对其领导人保护自己的能力失去了信心。人们的不安全感往往会“招致返祖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世界，尽管存在许多问题与挑战，但在人类解放、增进繁荣、延长寿命和减少暴力等方面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进步，而现在所有这些成就都可能处在危险之中。因此，我们需要改变全球经济对话的方向，转向提升“负责任的民族主义”，而不是谈论世界一体化。首先，让国际社会介入这种对话的关键是全球合作，经济外交需要聚焦于一种措施，使各国政府扩大扶助国内中产阶级工人的政策范围。其次，需要在防止资本收入逃税方面做出全球努力，从中获得的收益将有助于为中产阶级提供更多的支持。最后，为了防止企业出于躲避更严格的劳动与环境保护标准而转移到别处，需要通过国际对话来建立相关的全球最低标准与协调措施。最后，藩篱与围墙并不能有效地阻止不合意的人员流动。对于史无前例的难民潮，唯一持久的解决方式是创造条件，使人们能够留在自己的家园。支持难民来源国的建设获得的全球收益，将会远大于在接受国内部为难民提供有限的支持。萨默斯认为，2016年发生的诸多事件将被铭记为一个转折点——我们要么从此开始背离全球化，要么开始对全球化的战略做出朝向大众利益的重新定位。而未来几年的选择事关重大。[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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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认同的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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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造成的经济断层线上，还交叠着另一种裂痕，即文化身份（认同）的分野。在每个国家内部，经济断层与文化裂痕彼此交织，却并不完全重叠。在过去几十年间，通过倡导“全球主义”、“文化多元主义”、“身份政治”和“差异政治”等论述，欧美左翼和自由派的政治家与知识分子致力于推动“包容他者”和文化多样性，使平等与尊重的价值得以在更广泛的人群中实现。但与此同时，这种进步主义的论述和政策逐渐获取了文化霸权的地位，原本挑战正统的道德事业变成了一种新的正统。“政治正确”在媒体与教育界造成某种禁忌，一些保守主义倾向的人群感到自己在文化上被边缘化，受到规训与压制。2016年，大西洋两岸遭遇到保守主义文化强劲的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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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夺回我们的国家”（We want our country back），这是来自英国脱欧派与美国特朗普支持者们的怒吼。往日那些藏匿在角落里的窃窃私语，如今汇聚为响亮的抗议之声。而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声音的政治代言人开始在西方核心国家的权力舞台上登场亮相。信奉世界主义价值的卡梅伦首相辞职之后，他的接任者特蕾莎·梅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你还相信你是个世界公民，那你就是个无名之地的公民（citizen of nowhere）。你根本不懂‘公民身份’这个词本身的意思。”《经济学人》刊发文章指出，近年来世界各地的民族主义者都在扩展地盘，并结成联盟。[19]自由派人士所主张的世界主义、全球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的进步事业，连同他们的道德优越感受到严重的挫伤。许多人突然发现自己的国家和同胞从未如此陌生，惊恐与沮丧时而转化为对“野蛮的种族主义”的斥责。但这个令人畏惧的标签开始丧失原有的震慑力，政治正确的禁忌开始松动。2016年，我们见证了地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造反，以“祖国”和“人民”的名义向全球主义者复仇。野蛮与率真的界限一时变得模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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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发生了什么？应该如何理解和应对文化身份的分裂对立？纽约大学著名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9月发表一篇长文，提出了相当独特而精湛的阐释。[20]作者首先回顾了全球主义文化的兴起。“世界价值观调查”（WVS）对六十个国家的调查数据表明，在过去三十年间这些国家几乎都比以往更加富裕，这在价值观方面促成了两个重要的总体趋势转变：首先是疏离传统价值（宗教、礼仪和敬重权威等），转向“世俗理性”的价值（向变革、进步和基于理性考虑的社会方案开放）；其次是淡化经济和物质保障的“生存价值观”（常见于家庭、部落和其他地方性群体之中），转向强调个人权利以及普遍保护原则的“自我表达”或“解放的价值”。随着繁荣与安全程度的增加，这些社会变得更加开放和宽容。全球化与互联网使人们更容易接触来自其他文化的食物、电影和消费品，“这种开放性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世界主义态度的兴起”。由此，世界各国都出现了一批信奉普遍主义的全球主义者，他们把自己的同胞都视为“世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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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列侬1971年的名作《想象》是全球主义的颂歌，他邀请人们“想象一下没有国家，这并不难做到，没有什么要为之杀戮或送命的，也没有宗教，想象所有人生活在和平中。你或许会说我是个梦想者，但我不是孤身一个，我希望有一天你会加入我们，那世界将会如同一体”。海特认为，这是多元文化全球主义者的天堂愿景，但对那些具有本土情怀的爱国者而言，那种“没有国家的想象”不仅天真幼稚，而且是亵渎性的和叛国的。他们偏爱自己的国家与文化传统，相信与自己的国家有一种特殊的纽带约束，而这种约束对公民和政府施加了双向的道德义务：公民有义务爱戴和服务于国家，而政府有责任保护本国的公民，并将他们的利益置于外国人的利益之上。这种民族主义的认同本身未必涉嫌种族主义，在道德上也无卑下之处，并且有助于形成共享的身份认同、规范意识和历史感，从而促进社会信任。如果一个社会缺乏这种共享的感知，反而容易导致涂尔干所说的失范状态（anomie）。[21]《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罗斯·多塞特在11月发表的文章中也强调，列侬所“想象”的价值难以满足人类生活的需求：“人们怀有世界主义所无法满足的（社群）团结的愿望，具有再分配所无法实现的非物质性利益，具有世俗主义无法回应的对神圣性的渴望。”[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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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全球主义者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只是部分人群，他们集中在首都和大都市、商业中心和大学城，在年轻的城市精英中占据主流。因为教育和文化地位上的优势，他们主导着主流舆论的价值和态度取向，但欧美社会仍然存在着大量的民众信奉民族主义和传统价值，他们对全球主义抱有怀疑甚至敌意。过去几十年间，西方出现了全球主义价值观的持续兴盛，这造成了一种错觉——仿佛民族主义以及地方性认同都不过是蒙昧的遗迹，而且已行将就木，但实际上它们远比全球主义者想象的更为普遍和持久。正如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指出的那样：“后冷战的自由派人士低估了民族主义以及其他地方认同（教派、族裔和部落纽带等）的作用。他们假定，这些返祖性的依附会逐渐消亡，仅仅局限于非政治性的文化表达，或会在精心设计的民主制度中被因势利导地平衡和应对。但实际上，许多地方的许多人更加在乎民族身份、历史上的敌人、领土象征物以及传统文化价值，超过关心（自由派所定义的）‘自由’。”[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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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西方社会实际上同时存在着全球主义与民族主义（以及其他地方性传统）两种文化认同与价值观，不同取向的两类人群之间隐含着持久的分歧，但在过去几十年间基本能够和平共处。为什么最近几年彼此的紧张日益严重，以至于在今年全面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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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特分析指出，在经济因素之外，近年来大量外国移民的涌入，造成了复杂的社会冲击，加剧了双方的紧张并转化为明显的政治冲突。在他看来，全球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针对欧洲移民政策的争辩，并不是高尚与卑下之争，而是两种道德视野的冲突。坚持对陌生人（尤其是处于危难中的陌生人）负有救助的义务，与主张保持自身共同体的完整性，这两者都是合理的道德诉求，却又是以赛亚·伯林所说的彼此“不可公度”的价值。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合理地平衡这两种诉求。但一部分全球主义者常常以“种族主义”之类简单化的指控代替必要的同情理解，这激化了民族主义的极端化反弹。海特认为，在这场争论中使用“种族主义”的标签是浅薄而缺乏解释力的。一些民族主义者的确会表现出类似于种族主义的言行，但这是结果而不是原因。严格意义上的种族主义者是仅仅因为厌恶（异己的）差异本身而无理由地排斥外国人。但多数民族主义者的排外情绪却有自己的理由：感到外来者的价值观格格不入，或者感到他们的行为令人厌恶，或者感到自己所珍视的事物受到了威胁……这些感受或许与现实不尽相符或者被煽动家夸大，但无论如何，“如果我们要理解近来右翼民粹主义运动的兴起，那么‘种族主义’不能成为终结点，而必须是探究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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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其他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海特强调，民族主义者在感受到所谓“规范性威胁”的时候会变得格外极端、非理性甚至诉诸暴力。因此，他提议一种“降低规范性威胁”的移民政策方案，这必须同时考虑三项指标，即外国出生居民的比例，每个移入群体与本地文化的道德差异程度，以及每一群体的孩子可以实现的同化程度。他认为，全球主义者有可能吸引民众远离右翼民族主义政治，但前提是必须重新思考民族认同与道德凝聚共同体的价值，这需要在移民问题上放弃“多元文化的”方案而采纳“同化方案”。作者最后写道，在2016年之后西方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或许是“我们如何在尊重（而不是淡化或摧毁）世界上许多（带有自身传统和道德秩序的）地方的、民族的以及其他‘狭区性’身份的同时，收获全球合作在贸易、文化、教育、人权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成果？全球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中能够和平共处？”[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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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政治与美国传统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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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知识分子、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克·里拉11月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批评分析“身份自由主义”（identity liberalism）的政治失败。[25]这篇文章引发了一些争议，作者随后在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的访谈中做出了回应。实际上，里拉并不反对文化多样性，正如他在文章中指出的那样，美国的多样性是一件“美好的事情”。问题在于“多样性应当如何塑造政治”。对此，新一代自由主义的标准答案是认识和“赞美”差异。的确，强调身份的特殊性具有正面的道德教益，尤其有助于少数族裔和边缘文化认同的群体获得尊重。但在政治上，着眼于差异，将此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则是灾难性的错误。里拉提醒自由主义者，“美国政治中第一场身份运动是三K党人，至今仍然存在。那些玩弄身份游戏的人应当作好失败的准备”。他认为，我们需要一种“后身份自由主义”：着眼于扩展自由主义的基础，为此需要诉诸具有美国共性的整体的“美国人”、面向一个作为（共同生活其中、必须彼此相助的）“公民国家”的美国发言，并重视绝大多数人关注的问题。这是值得汲取的过去“前身份自由主义”的成功经验。而对于触及性取向和宗教等之类的“高度充满象征性并可能驱赶潜在同盟的狭窄议题”，“后身份自由主义”会带着恰当的尺度感平稳而敏感地应对。在文章的结尾，里拉意味深长地回忆他多年前的经历：他应邀在佛罗里达工会的大会中讨论罗斯福著名的“四大自由演讲”。不同性别和肤色的人聚集在一起，聆听罗斯福当年的演讲录音，沉浸于共同分享的自由信念，这使他感到震撼，也提醒他罗斯福所说的“世界上每个人的自由”才是现代美国自由主义的真正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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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拉的反思蕴含着“求同存异”的取向，强调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是立足于共同的普遍价值来容纳多样性，他担忧固执于差异的“身份自由主义”可能会自毁根基。显然，特朗普的成功秘诀之一，正是从自由派那里夺回了这个身份政治的王牌，他呼唤那种狭义的美国身份认同，传承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ASP）文化的正统美国人，其著名的竞选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被许多评论（包括《纽约客》《纽约时报》《新政治家》发表的三篇文章）解读为“让美国再次变白”。[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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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曾在《我们是谁》一书中将WASP当作美国认同的核心传统，但“正统美国”的概念本身是具有高度争议性的。从历史角度看，早年美国的移民主体来自欧洲，欧洲文化和宗教塑造了美国的主流文化。但在理念层面上，新大陆的移民中有许多是欧洲的“弃儿”，清教徒遭受的宗教压制使他们要建立一个开放和包容他者的“新世界”。所以，与欧洲大陆那种基于“血与土地”的民族身份认同不同，美国的认同又是观念性的：凡是信奉美国理想（自由、平等、人权、民主和立宪等）的人，不问来历，都可以是“美国人”，这种普遍主义也构成了美国文化和认同的一种“正统”：这是始于《独立宣言》倡导的普遍权利，经由林肯的废奴主义，到马丁·路德·金的民权运动所代表的传统。如果将这条政治文化线索从美国的传统中割裂，那么美国不过是老欧洲的民族国家的“美洲翻版”，而丧失了其“新大陆”的精神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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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全球主义文化在今年遭遇的反弹值得深思，但这并不是所谓的终结。正如《经济学人》的文章指出的，年轻人并不惧怕全球化带来的种种变化。在法国，虽然只有37%的人认同“全球化的力量是好的”这一观点，但其支持率在十八至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当中高达77%。因此，“新的民族主义者正趾高气扬地许诺要封锁国界，并使社会恢复到过去的同质性，但如果下一代人沉住气，未来可能会再度走向世界主义”。[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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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义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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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6年的政治评论中，民粹主义（populism）或许是使用频率最高的术语。英国独立党领导人法拉奇，美国当选总统的特朗普，法国“民族阵线”主席勒庞，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以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他们似乎呈现出某种“家族相似”的特点：强硬而富有煽动力，鼓吹极端的理念和政策，宣称代表底层民众，诉诸他们被漠视的利益和被压抑的愤怒，发誓要从根本上改变腐败或无能的建制派精英们所造就的黑暗现状，并许诺带给民众一个崭新的光明未来。民粹主义似乎是一个现成的概念，用来概括这些新兴政治势力的特征。2016年学术界和媒体涌现出大量关于民粹主义的历史、理论与实践的论述。澳大利亚的《对话》杂志汇集了十八位著名政治学家（包括中国学者俞可平）的简要观点[28]；《外交事务》在年末刊出“民粹主义的力量”专辑[29]；同时至少有三部相关专著适时面世。[30]这些媒体关注的焦点议题包括：如何理解民粹主义的兴起？民粹主义与民主究竟是什么关系？它本身是一种民主形态或病症，还是对民主的威胁？它会导向法西斯主义吗？应该如何应对民粹主义政治势力的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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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民粹主义的概念相当复杂，也容易被滥用。早在半个世纪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为此召开过学术研讨会，与会者们一致同意，民粹主义这个术语虽然有用，但含义太过模糊以至于无法形成某种单一的定义。[31]这种状况几乎延续至今，但今年出版的《什么是民粹主义》一书对于这一概念的澄清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格外引人注目。作者扬—维尔纳·米勒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政治理论教授，也是活跃于欧美思想界的著名知识分子。他先后在《卫报》《波士顿评论》《伦敦书评》等报刊发表文章，对民粹主义的辨析和针对当下政治现象的阐释都具有敏锐而深邃的见解。[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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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勒反对时下对民粹主义一词的过度宽泛使用。民粹主义可能表现为反建制、敌视精英、愤怒、非理性、不负责任、仇富、排外……但所有这些都不是其独有的特征。米勒认为，民粹主义的“界定性特征”（defining feature）不是反对精英，而是对“人民”代表性的垄断：民粹主义者们宣称，他们而且只有他们才代表“真正的人民”及其意志和利益。这种对政治代表性的道德垄断才是民粹主义的独特之处。诉诸人民的意志意味着信奉“人民主权”原则，因此民粹主义与民主政治具有令人迷惑的相似性，也总是如影随形。米勒认为，民粹主义是代议制民主“永恒的影子”，但它必须通过抹杀现代社会的多元性才可能维持其对代表性的垄断，因此必须压制和排斥部分民众的意志和利益，从而反讽地陷入它所指控的那种精英政治罪行（压制与排斥）。在根本上，反多元主义的结构性特征使民粹主义不仅是反自由的，最终也是反民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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