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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义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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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6年的政治评论中，民粹主义（populism）或许是使用频率最高的术语。英国独立党领导人法拉奇，美国当选总统的特朗普，法国“民族阵线”主席勒庞，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以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他们似乎呈现出某种“家族相似”的特点：强硬而富有煽动力，鼓吹极端的理念和政策，宣称代表底层民众，诉诸他们被漠视的利益和被压抑的愤怒，发誓要从根本上改变腐败或无能的建制派精英们所造就的黑暗现状，并许诺带给民众一个崭新的光明未来。民粹主义似乎是一个现成的概念，用来概括这些新兴政治势力的特征。2016年学术界和媒体涌现出大量关于民粹主义的历史、理论与实践的论述。澳大利亚的《对话》杂志汇集了十八位著名政治学家（包括中国学者俞可平）的简要观点[28]；《外交事务》在年末刊出“民粹主义的力量”专辑[29]；同时至少有三部相关专著适时面世。[30]这些媒体关注的焦点议题包括：如何理解民粹主义的兴起？民粹主义与民主究竟是什么关系？它本身是一种民主形态或病症，还是对民主的威胁？它会导向法西斯主义吗？应该如何应对民粹主义政治势力的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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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民粹主义的概念相当复杂，也容易被滥用。早在半个世纪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为此召开过学术研讨会，与会者们一致同意，民粹主义这个术语虽然有用，但含义太过模糊以至于无法形成某种单一的定义。[31]这种状况几乎延续至今，但今年出版的《什么是民粹主义》一书对于这一概念的澄清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格外引人注目。作者扬—维尔纳·米勒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政治理论教授，也是活跃于欧美思想界的著名知识分子。他先后在《卫报》《波士顿评论》《伦敦书评》等报刊发表文章，对民粹主义的辨析和针对当下政治现象的阐释都具有敏锐而深邃的见解。[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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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勒反对时下对民粹主义一词的过度宽泛使用。民粹主义可能表现为反建制、敌视精英、愤怒、非理性、不负责任、仇富、排外……但所有这些都不是其独有的特征。米勒认为，民粹主义的“界定性特征”（defining feature）不是反对精英，而是对“人民”代表性的垄断：民粹主义者们宣称，他们而且只有他们才代表“真正的人民”及其意志和利益。这种对政治代表性的道德垄断才是民粹主义的独特之处。诉诸人民的意志意味着信奉“人民主权”原则，因此民粹主义与民主政治具有令人迷惑的相似性，也总是如影随形。米勒认为，民粹主义是代议制民主“永恒的影子”，但它必须通过抹杀现代社会的多元性才可能维持其对代表性的垄断，因此必须压制和排斥部分民众的意志和利益，从而反讽地陷入它所指控的那种精英政治罪行（压制与排斥）。在根本上，反多元主义的结构性特征使民粹主义不仅是反自由的，最终也是反民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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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复杂多元的现代民主社会中，绝不存在单一的政治意志，更不用说单一的政治观点了。这是所有欧美社会的政治现实。英国脱欧公投中，有48%的投票者选择留在欧盟；美国总统大选中，希拉里超出特朗普二百八十六万张普选票；欧尔班在匈牙利策划公投“抵制布鲁塞尔在移民问题上发号施令”，但投票人数未达到一半，实际上失去了法定效力。但所有这些事实都不妨碍民粹主义政客声称代表全体人民。法拉奇宣称，英国公投的结果是“真正的人民的胜利”，这意味着反对脱欧的公民算不上“纯正的英国人”；特朗普也曾在竞选集会中宣称“真正重要的事情是人民的联合一体，因为其他人毫无意义”。显然，民粹主义者需要制造一个神话：世上存在一个真正的“人民”群体，一个同质性的、永远正直的人民群体，全体人民可以通过一个声音表达心声，而民粹主义者自己就是这个声音，是人民独一无二的道德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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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义会给民主政治带来两个直接有害的后果。首先，民粹主义者将指控其他所有的政治竞争者为非法，这不是指政策上的分歧（这种分歧本身是民主政治的特征之一），而是将政治对手妖魔化，“揭露”他们的人格扭曲或道德腐败。美国一名极右翼电台的节目主持人（特朗普的狂热支持者，且收到特朗普本人的电话致谢）在网站上发布消息说，希拉里和奥巴马真的都是从地狱中上来的人，“如果走近他们，你会闻到地狱的硫黄气味”。其次，更为重要的是，民粹主义者否认多元主义，坚持将公民之间的分歧转化为“人民与非人民的对抗”，主张将那些异己人群——不支持他们或者不认同他们“人民”观念的那些人——排除在“真正的人民”之外。（米勒早年曾发表过研究卡尔·施米特的专著，可以想见他对民粹主义反多元主义的敏感性来自他对施米特“同质化人民”的批判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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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勒针对许多对民粹主义的流行误解展开了批判分析。首先，据说民粹主义更具有直接民主的倾向，会使政治更贴近民众。但米勒认为，民粹主义者并不反对代议制民主，只要他们自己是代议制民主的代表，他们也可以不反对精英，只要精英是他们所定义的“人民”的代言人。他们呼吁要让“人民自己发出声音”，但完全不关心广泛的民主参与，他们热衷于政治和道德的断言，而不是促进开放的、自下而上的公民辩论。他们制造民意的方式是在（直接或间接的）民主程序之外来定义人民。其次，有大量研究表明，右翼民粹主义的支持者与其社会经济状况并不直接相关。特朗普的支持者并非低收入人群，美国大多数经济状况最差（年收入不足五万美元）的人群在总统大选中投票给希拉里。将民粹主义的支持者群体与现代化的失败者相联系缺乏真正的经验证据基础。实际上，特朗普的成功之处在于，使许多白人（仍然占美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相信自己已经变得像是受压迫的少数族群，从而将“白人身份运动”与“美国人民”关联起来。最后，许多自由派分析家认为，民粹主义政客一旦上台执政就会自我瓦解，因为他们没有真正可行的政策。在他们看来，民粹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抗议政治，而抗议者无法统治，因为在逻辑上人们不能抗议自己。米勒认为，这是一种自我安慰的错觉。民粹主义执政并不必定落入自相矛盾。执政的民粹主义者当然会面临种种失败，但他们总是可以将所有失败都归咎于那些“反人民的精英”的破坏，这就是民粹主义者往往偏爱阴谋论的原因之一。人民必须永远正确，一切失败都是敌人的阴谋所致，而国内或国外的敌人又总是取之不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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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俄罗斯、土耳其、匈牙利和波兰等国，民粹主义政客已经成为执政者。当政的民粹主义者非常注重控制非政府力量。打压民间批评意见当然不限于民粹主义政府，但公民社会中存在反对力量的事实，会对民粹主义政客造成特殊的“象征性难题”：这会瓦解他们所宣称的独一无二的代表性。因此，他们竭力需要“证明”所谓的公民社会根本不是公民社会，“证明”任何民间的反对都与“真正的人民”毫无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普京、欧尔班和波兰的“法律与正义党”（PiS）总是试图将异议组织“鉴定”为受外来势力操纵或者本身就是外国间谍的组织。为了制造统一的人民，那些抵制代表性垄断的人群必须被噤声或名誉扫地，或者促使他们离开自己的国家，将他们从“纯粹的人民”中剥离出去（近几年来，大约有10%的波兰人、5%的匈牙利人移居国外）。由此，民粹主义政客不仅造就了自己的国家，而且造就了他们一直以其之名发言的同质化的人民，民粹主义因此可以成为某种“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在此存在着一个悲剧性的反讽：当权的民粹主义者恰恰犯下了他们所指控的精英犯下的那种政治罪，即排斥公民和篡夺国家，他们最终会做出所谓建制派的行径，只不过合理化辩护或自觉意识的色彩更浓重。因此，认为“大众反叛”的民粹主义领袖有可能改善民主的想法是一种深刻的幻觉，民粹主义者不过是另一种类型的精英，他们试图借助政治纯粹性的集体幻象来掌控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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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应当如何应对民粹主义势力的蔓延？米勒认为，首先，我们需要防止对民粹主义一词的滥用，不应当将美国的伯尼·桑德斯、英国的杰里米·科尔宾、希腊激进左翼联盟（Syriza）、西班牙左翼政党“我们能”（Podemos）与特朗普、法拉奇、埃尔多安混同为一个类别，统称其为民粹主义。因为只有后者才宣称自己是“真正的人民”的唯一代表，而前者承认社会的政治多元性，并在此基础上试图重塑社会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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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应该认清民粹主义者们对民主的威胁，而不是夸大他们对精英权力有益的矫正作用。但同时需要在政治上与他们接触，而且不是用民粹主义的方式（排斥和妖魔化）来对待民粹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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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需要将民粹主义政客与其支持者区别开来。民粹主义者虚构了“真正的人民”及其“统一的意志”，但他们触及的政治问题并非完全虚构：西方国家日益严重的不平等，以及许多公民被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这些都不是杜撰的问题。那些支持他们的民众也并非只是受到煽动蛊惑，陷入非理性的情绪爆发。理性与情绪的分野本来并不那么泾渭分明，情绪当然可以出自理由，这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所有这些理由，但宣称所有民粹主义的支持者都只是被“愤怒驱使”，便将永远无法对他们的理由展开真正严肃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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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必须直面“我们时代特有的真实冲突”，主要不是所谓的“精英对峙人民”的冲突，而是更为开放的倡导者与某种封闭的支持者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包含着切实的利益关切，应当让贸易协议等政策转向更有利于工薪阶层的层面，由此赢得选民的支持，这当然是抵制民粹主义的一部分。但米勒告诫说，利益之战并不是一切，“自由主义者也必须踏入身份政治的危险领地”，必须打破民粹主义者编造的“纯粹的人民”的幻象，并塑造一种“更有吸引力的、最终是多元主义的英国性和美国性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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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面临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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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义将造成什么样的后果？米勒认为，至少会让一个国家浪费多年的时间和机会，就像贝卢斯科尼在意大利的情况。而在美国，它可能意味着毫无保留的裙带资本主义以及破坏权力制衡机制的企图，而最坏的情况则是美国发生“政体变更”（regime change）。美国难道会发生“颜色革命”吗？《金融时报》的主编莱昂内尔·巴伯抱有同样的忧虑。他认为两百多年来美国一直是多元主义、宽容和法治等民主价值的标志，然而它在2016年陷入了一场高风险的政治赌博，其结果难以预料。特朗普的立场是英国脱欧者更极端的镜像，要求不惜代价地遵从他言称的“人民的意志”，而任何反对意见——无论是来自媒体、反对派还是司法机构——都有被定性为“人民公敌”的风险，“这不只是民粹主义的猖獗，这是对政治本身的否定”。[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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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民粹主义会滑向法西斯主义吗？政治理论家雪莉·伯曼教授在《外交事务》发表文章认为，民粹主义不是法西斯主义，但有可能成为其温床。她分析指出，法西斯主义与民粹主义都是极端主义，两者具有相似性，但彼此的差异更为明显：“目前的极端主义者宣称，他们并不是要抛弃而是要改善民主，他们批判当代民主运转不良，但并没有另辟蹊径，只是给出含混的许诺：要使政府更强有力、更有效率和更负责任。”另外，两者的历史背景也相当不同。但她认为，匈牙利和土耳其的民粹主义更加危险，因为那里民主政治的根基不深。而在具有长期民主传统的英美两国，民粹主义很难转变为法西斯主义。因此就其特征而言，对目前右翼极端主义者更恰当的定性是民粹主义，而不是法西斯主义，他们固然是反自由的，却未必是反民主的，这两者的区别并非无足轻重。如果民粹主义者上台执政，民主机制的持续存在将会通过下一轮选举将他们淘汰出局。“让国家从其错误中恢复，这是民主政治最大的优势。”[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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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秩序”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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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更大的历史尺度中考察，2016年的变局是西方自由秩序冒进扩张的反弹效应，如果没有重大的战略性改变，仍将面对难以摆脱的困境与风险。所谓“自由秩序”初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马歇尔计划”为标志），实际上主要是局部世界——西方“自由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但在冷战结束后，“自由秩序”在新一轮全球化过程中迅速向外扩张，在带动新兴经济体巨大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广泛的不满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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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西方秩序更为直接和深入地卷入了（包括中国、印度以及南美国家在内的）人口总数高达三十多亿的新兴经济体的内部秩序，引发了非西方国家在文化、政治和经济上“抵制西方化”的各种反弹，与此同时，全球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资本流动也加剧了西方国家内部的经济不平等，造成中产阶级的挫折与失望，这都构成了对自由秩序正当性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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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冷战时代中曾被基本限制在其地理区域的“伊斯兰世界”，也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再次）与西方世界更为直接地相遇。伊斯兰文明本身也是一种普遍世界秩序，与西方文明秩序如何和平相处是一个悠久的难题。目前全球有十六亿穆斯林人口，高生育率将带来其人口的迅速增长。在未来的全球秩序中，伊斯兰文明可能将发挥难以估量的重要影响。至少就目前境况而言，西亚与北非地区的战乱与失序，宗教极端势力与恐怖主义的兴起，欧洲的难民危机以及文化与宗教的冲突，都显示出西方自由秩序的过度扩张正在导致其不可承受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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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2016年对于人工智能棋手“阿尔法狗”（Alphago）与人类围棋大师对决的热烈反响，以及学术界对“后人类”问题的新一轮探索，都预示了新技术文明不可预知的前景。新技术革命尤其是人工智能和基因生物工程的迅速发展，对现有的生产、劳动和消费的结构性冲击，以及对文化变迁的深远影响，同时蕴含着崭新的可能和巨大的风险。如果“后人类社会”真的不期而至，西方自由秩序目前面临的许多重大政治、经济与文化问题并不是被解决，而是可能被完全取消或根本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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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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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rancis Fukuyama, “US against the world? Trump’s America and the new global order,”Financial Times, November 11,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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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oger Cohen, “The Rage of 2016,”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6, 2016, Page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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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见牛津大学历史学家弗兰科潘的文章：Peter Frankopan, “Literary Life: The return of history,” Financial Times, March 25,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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