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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之后：辨析恐怖主义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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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西方的文化之都，年初经受的伤痛未愈，又在岁末遭遇了更为血腥的袭击。2015年成为世界震惊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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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的感受来自恐怖袭击的残暴、突发及其目标的不可预测。《伦敦书评》的一篇文章如是写道：“黎巴嫩内战前的贝鲁特曾以‘中东的巴黎’为人知晓，而今天的巴黎却越来越像西欧的贝鲁特，一个涌动着族裔冲突、人质劫持和自杀式炸弹的城市。”[1]贝鲁特的情景今天可以发生在巴黎，明天也可能发生在伦敦、柏林、纽约或者任何地方（甚至北京在圣诞节期间也发出了预防恐怖袭击的公告）。所谓的“伊斯兰国”（ISIS）在2015年11月公布的最新“敌国名单”列入了全球六十个国家。没有谁能够独善其身，暗自庆幸“风景这边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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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层的震惊源自思想上的晦暗不明。从“《查理周刊》事件”到“黑色星期五”，它们都激发了西方思想界风暴般的讨论：什么是恐怖主义的根源？如何才能有效地遏制与防范恐怖主义？西方世界的生活方式将就此被改变吗？所有这些问题都难以获得确定无疑的答案。但受惊的心灵往往急需一个简明的解答才可能平复。在迫切与焦躁中，窃窃私语已久的一个词语浮现出来——伊斯兰。那么，所谓“伊斯兰国”的兴起与伊斯兰宗教传统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联？这是相当敏感和令人困惑的问题，也成为当下辩论的一个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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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逐困扰的一个方式是将两者做干净的切割。奥巴马总统声明，ISIS“不是伊斯兰的”！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领袖联名发出了同样的声音，这也是西方思想界的主流立场。美国官方呼吁用“达伊沙”（Daesh）来替代以往媒体常用的“ISIS”或“ISIL”的指称。但困惑与质疑之声仍然遍布社交媒体的各个角落。“切割”声明或者“更名”手法似乎很难平息实际上持续存在的激烈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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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月刊》冒天下之大不韪，在2月发表了2015年该刊最受关注的长文《ISIS究竟要什么？》（网络版有近两万条留言评论）。[2]格雷姆·伍德承认，将ISIS问题仅仅视为“伊斯兰的麻烦”是流于表面的，甚至为其辩白，因为伊斯兰教允许多种不同的阐释，ISIS的支持者们只是在道德上固执于自己选择的一种特定阐释。但是，反过来简单地将它“指控为非伊斯兰的（un-Islamic）却可能无济于事”，因为“这个哈里发的许多实践在平白写就的经文中得到了背书”。伍德的文章遭到了强烈的反弹，他随后在《大西洋月刊》网站做出澄清、修正与回应，但并没有收回基本观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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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林斯顿大学的伯纳德·海克尔教授被带入了辩论的漩涡，因为他被伍德誉为“在ISIS意识形态问题上最具发言权的世俗权威学者”，也是其文章所援引的主要学术依据。海克尔是普林斯顿大学近东研究教授，并主持“当代中东、北非与中亚的跨区域研究所”。他在接受美国进步中心（CAP）主办的政治评论“思进网”（http://thinkprogress.org/）采访时指出，ISIS是在特定历史脉络下的偶然产物，“伊斯兰教中没有什么注定的东西会导致ISIS”。虽然伊斯兰经文必须经由阐释才能被理解，而阐释总是具有时代性。ISIS却认为，任何对旧有阐释的挑战都是叛教行径。他们声称“我们必须返回第七世纪”，这是要否定过去一千年伊斯兰教法传统的法理复杂性。因此，ISIS的问题在于其“非历史的神学”，假装一千多年的历史都没有发生过，以此为他们的暴行辩护。但与此同时，海克尔没有放弃自己原初的看法。“许多人说伊斯兰是一种和平的宗教，但这是什么意思呢？基督教有时是和平的宗教，有时是战争的宗教，这取决于我们在讨论哪个时代，并不存在‘和平的宗教’这回事。”他承认，有大量伊斯兰经文提倡更多的和平主义、更少的暴力，甚至以宽容和开明的教义来接受非穆斯林群体。但ISIS援引的经文仍然存在于伊斯兰传统中（比如，“烧死叛教者”就在其法典之中）。“ISIS是穆斯林，但他们要么是陷入严重错误的穆斯林，要么是迷失于异端邪说的穆斯林。”最后海克尔强调，对ISIS的诊断与应对不应仅仅局限于宗教维度，而必须将此理解为“逊尼派阿拉伯世界更深层的结构性问题的症状”，包括政治、经济、就业和教育等诸多方面的原因，这需要阿拉伯社会本身开启漫长的改革。[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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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月刊》网站随后发表了宗教研究教授卡内·达戈里的批评文章，这篇文章首先质疑了伍德专业资质的可信性：一名非穆斯林的作家何以有自信辨识《古兰经》和《圣训集》的“平白含义”？何以判断什么样的阐释是“严肃的”？“引经据典”的解说并不是正当和严肃阐释的证据。此外，作者指责伍德的观点会使众多穆斯林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他们选择沉默，会被那些要求他们“发声”的人谴责，但如果他们公开表达在宗教上与ISIS的决裂，又会被看作是在自我欺骗或欺骗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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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治家》刊发文章《“伊斯兰国”有多么伊斯兰》，提出了丰富的证据和论证。作者迈赫迪·哈桑通过深度采访众多伊斯兰研究学者、反恐专家、前恐怖分子、心理学家以及穆斯林领袖，得出了与伍德完全相反的结论：ISIS没有多少伊斯兰属性，他们对《古兰经》的粗暴解读也不是其政治暴力的核心所在。[5]此外，乔治敦大学的年轻学者苏哈伊拉·西迪基在著名网络杂志Jadaliyya 上发表的文章也别有洞见。她反对过度纠缠于ISIS的宗教本真性问题，转而考察伊斯兰教的法律原则与实践及其在历史上既稳定又灵活的传统，以此为对比，论证ISIS的原则和实践完全背弃了伊斯兰传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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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者理解问题从来不会拘泥于宗教。法国著名左翼哲学家阿兰·巴迪欧于11月23日在法国北部城市奥贝维利埃发表演讲，现场视频几天后被上传到YouTube。[7]12月11日，以《我们的创伤不是新近的：巴迪欧论巴黎暴行》为题、长达二十六页的演讲英译文本在多家左派网站上发布。[8]巴迪欧主张，真正的思考应当始于这样一个原则：“没有任何人的作为是莫名其妙的。”所有非理性的、罪恶的、病态的行为也同样构成思考的对象。“宣称不可思议永远是一种思想的失败，而思想的失败恰恰是非理性和罪恶行径的胜利。”他的思考提供了一个宏大的阐释图景，分析资本主义主导的现代文明何以造就了三种病态的当代主体性，即“西方的主体性”、“渴望西方的主体性”以及“虚无主义的主体性”。而ISIS正是资本主义病态主体性的产物，宗教只是一个相关而非本质的因素。在本质上，ISIS是当代法西斯的一种形态，宗教只是为其提供了身份标识和神圣外衣。他呼吁年轻人、流民无产者和知识分子开启新的思维方式，为“重归解放的政治”创造条件。他相信“在当下的危机中，我们有可能创造第四种主体形象：寻求超越全球资本主义的支配，而自身不陷入虚无主义”，“这将赋予我们一种消化和废除猖獗的法西斯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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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类学家斯科特·阿特兰曾领导研究团队多年实地考察恐怖主义团体成员和活动。他在网络杂志《永生》（Aeon）发表长文指出，西方有许多人轻蔑地将ISIS视为“虚无主义的冲动”，但他们的研究工作却发现了更为险恶的威胁，即“ISIS是一场革命”，如同此前许多革命一样，带着救赎的使命。这是“一种具有深刻诱惑力的改变和拯救世界的使命”。[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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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将会因此发生根本改变吗？2015年末，《纽约时报》刊出罗斯·多塞特的评论文章《自由秩序的崩裂》。这位年轻而知名的保守派作者哀叹，“2015年对我们的制度是一个死亡象征时刻”。在冷战后的二十五年间，自由主义现代性的整体大厦虽不理想却一直相对稳定，没有什么外部对手（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伊斯兰国家）能真正提出更好的选择。而今天，那个自称的“哈里发”呈现了一种新的反抗现代性的样板，并且已经抵达了欧洲的心脏。“这是体制崩裂、防范溃败的一年，这是提醒所有秩序可能消失的一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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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西方舆论界都会有类似“狼来了”的警告，这一次会是真的吗？“黑色星期五”的暴行常被比作“法国的9·11事件”。当初，许多美国人都说“9·11改变了一切”。的确，此后十多年间许多事情发生了改变。然而，还远不是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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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移民危机与捍卫西方价值的左右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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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尚未从金融风暴与债务危机的冲击下完全复苏，又遭受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难民危机。为逃脱西亚与北非的战乱局势，大量难民横渡地中海进入欧洲（至8月底，2015年已有三十五万多移民和难民进入欧洲，有2643人丧身于地中海）。9月2日，一名三岁叙利亚男孩艾兰在海水中溺亡，遗体被冲上海滩的照片在媒体发布，令世界震惊与动容。9月5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宣布暂停此前相关法规的限制，允许被匈牙利阻拦的难民进入德国。9月第一周就有两万多难民进入德国。《经济学人》以《德国！德国！》刊登简报，赞叹德国勇敢地承担了超额的义务（接收欧盟40%的难民），并强调这是“普通德国人”的意愿（当时的民意调查显示，德国有59%的人同意接收更多的难民，高达96%的人感到所有逃离战争和暴力的人都享有难民庇护的资格）。[11]2015年德国接受了大约一百万难民。德国的榜样精神一度感召了整个欧洲，但难民问题背后仍然潜伏着深层的危机。11月13日巴黎发生的血腥事件撕裂了暂时而表面的共识，关于“欧洲穆斯林化”的焦虑感再次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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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是希腊人，不是西班牙人，不是意大利人，他们是欧洲的“外来者”。美国“激进中间派”的评论家迈克尔·林德说，这是一个“身份战争的时代”：“20世纪的主要冲突是意识形态的，而在21世纪，主要冲突是身份驱动的。”[12]情况也许更为复杂，经济利益的纠葛、传统意识形态的纷争以及文化身份和宗教认同的冲突，错综复杂地彼此交织，构成了当下欧洲困境的背景。摆脱这种困境，同时需要理智与意志、善意与勇气，也许还需要时间和足够的耐心。但突如其来的威胁往往会碾碎脆弱的耐心，简洁有力的判断和呼吁便生逢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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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人就在里面，而且这里没有门”——以此为标题，保守派的悲情斗士马克·斯泰恩迅即写下了他对巴黎袭击的时评。[13]保守派旗手威廉·克里斯托尔赞叹，这是“迄今为止读到的最强有力的反应”，并在他主持的《旗帜周刊》网站转载。[14]斯泰恩的要点简洁明了：这并不是奥巴马所谓的“对整个人类和我们共享的普世价值的攻击”，而只是对西方的攻击，是对西方造就的现代文明的攻击。穆斯林并不信奉西方价值。言论自由、男女平等以及自由人权等并不是普世价值，对当今世界的“大部分区域是完全异类的”。然而，欧洲却决定邀请几百万穆斯林来定居，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要么希望现代西方社会和所谓的“普世价值”灭亡，要么对这种灭亡抱着冷漠的态度。这一切给ISIS的生长蔓延提供了“很大的适宜地带”。而现在默克尔和欧盟领导人的移民策略，是要让这个“很大的适宜地带”变得更大。欧洲的许多地区已经开始出现“顽强的伊斯兰化和自我隔离化”，奥朗德誓称的“无情战争”根本不能被当真。欧洲领导人现在除了“烛光守夜”的哀悼，没有任何真正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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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泰恩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的电视采访时指出，欧洲想要以情报系统和监控检查来阻止恐怖袭击是徒劳的，这无法应对如此数量众多的移民和新难民。同化机制不会起作用，穆斯林移民不会作为公民效忠于移居的欧洲国家，他们的忠诚与归属所向是他们的宗教文化，这是比民族国家更高的信念。斯泰恩说他在十年前就发出了警告，“但人们都说我是危言耸听”。[15]的确，斯泰恩的观点是一以贯之的，早在2006年出版的畅销书《美国独行》中，他就对欧洲的伊斯兰化做出了完整充分的考察：只有美国社会的多元化仍然可以维系，而欧洲实际上陷入了不稳定的二元化——西方的欧洲与穆斯林的欧洲。文化多元主义导致的奇特结果是改变欧洲去适应新移民的文化，而不是相反。但福利国家的困境、欧洲人的低生育率以及老龄化，完全无法匹敌年轻的、生育旺盛的穆斯林移民不断扩展他们的信仰和价值。“反恐战争”对美国而言主要发生在本土之外，而对于欧洲则同时是一场“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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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西方价值不只是保守派知识分子的呼声，也成为左派诉诸的目标，虽然各自出于相当不同的理由，依据不同的理论传统。这是2015年西方思想界的一个新动向。年初，左翼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沃尔泽在《异议》杂志发表《伊斯兰主义与左派》[16]，批评左翼知识分子漠视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暴虐现象，采取无批判的同情态度，放弃了自己理应坚持的启蒙主义传统及其基本价值。在沃尔泽看来，这背后的一个原因是左派格外害怕被指责为患有“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伊斯兰恐惧症是宗教不宽容甚至仇恨的一种形态”，它混淆了伊斯兰教与宗教极端主义和狂热分子之间的区别，是误解和歪曲当代穆斯林的一种固执偏见的病症，这是右派的标志。然而，避免偏见的良好愿望并不能变成回避正当批评的理由。否则，“伊斯兰恐惧症”就成为一个借口，只要触碰伊斯兰问题，就会被谴责为种族主义。但我们可以做出“完全正当的批评，不只对伊斯兰狂热分子，而且也可以针对伊斯兰教本身——如同对任何宗教一样”。而今天的左派大多陷入了对“伊斯兰恐惧症”的恐惧。沃尔泽的文章引发了大量的辩论[17]，《洞察力》（Fathom）杂志还为此组织了专题讨论。[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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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之后，更为激进的左翼知识明星齐泽克发出了更为激进的声音：扔掉这样一种禁忌——“任何对伊斯兰右派的批判都是‘伊斯兰恐惧症’的证据”，他坦言“受够了许多西方自由左派担心被认为犯有‘伊斯兰恐惧症’的那种病态恐惧”，这是道德受虐狂的表现。这篇发表在In These Time网站的文章，题为《作为巴黎袭击的后果，左派必须皈依其激进的西方根基》，从中可以听到齐泽克几乎咆哮般的打破“禁忌”的呼吁。他不仅不怕被视为“伊斯兰恐惧症”患者，而且不怕涉嫌“欧洲中心主义”。如果移民的文化与西欧的人权和平等价值观念相抵触，就不能予以放任宽容，而要受到最低限度的规范与规则的约束，包括“宗教自由、保护面对群体压力的个人自由、女性权利等”。只有在这些限制下，才能坚持对不同生活方式的宽容。他也不怕被误解为“文化帝国主义与种族主义”，将欧洲的“解放遗产”等同于文化帝国主义是一种错误的禁忌。当前，全球资本主义与地方（宗教、文化和传统的）多样性正情投意合，“文化多样性的面具是靠实际上的全球资本的普遍主义来维系的”。因此，许多西方文化价值（包括平等主义、基本权利、言论自由和福利国家等），“经由批判性的阐释，恰恰能够用作抵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武器”。[19]齐泽克近来的一系列言论在左翼阵营内部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他会改变以往左翼政治的某些话语取向吗？或者被当作“叛教者”遭到驱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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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的政治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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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总统的第二个任期尚未结束，对其政治遗产的讨论从年初就陆续不绝。《纽约》杂志在1月隆重推出“奥巴马历史项目”，其网络版发布了五十三位历史学家对“奥巴马历史遗产”问卷调查的全部回应，并以“封面故事”在纸质版中分八个专题摘录了部分调查内容。“二十年之后人们将如何看待奥巴马及其行政当局？”回应者包括一批美国最为杰出的历史学家和个别其他领域的学者。[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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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是第一位入主白宫的黑人总统，几乎所有回应者都注意到这一事实的历史意义与象征意义。学者们一致认为“奥巴马医保”的胜利将被铭记；相当多的人预言美国经济的复苏将在未来获得更高的评价。在他执政的时期，美国未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和恐怖袭击，对此有不少人予以肯定。但为此采取的安全和监控措施，以及在国外使用无人机轰炸，也招致了一些非议。自由派学者大多赞赏在奥巴马任期内美国更接近“彩虹国家”的理想（推进种族多元与文化多元的融合发展、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但对社会经济不平等状况的加剧感到担忧。部分保守派学者严厉抨击奥巴马强化行政权力的倾向。外交方面引起的分歧较为严重。伊朗核问题谈判的进展、与古巴恢复外交关系获得了许多肯定，但美国的中东战略以及对中国的政策则受到了一些负面评价。多数学者承认，奥巴马是言辞卓越而极富感染力的政治人物，但也都看到他在竞选期间展现的理想主义气质已经褪色，并在执政后转向了实用主义，这使许多年轻选民感到最初的期望被辜负了。奥巴马以承诺“改变”开启他的总统生涯，但最终他有所成就的是在延续中修复，而不是转折性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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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事务》在9/10月号刊出“奥巴马的世界”专辑，从国际战略的多个角度全面总结评估奥巴马的遗产。专辑共包括九篇文章：两篇分别给予正面与负面的总体评价，五篇着眼于中东、亚洲与中国、欧洲、拉美和非洲的区域政策分析，一篇聚焦恐怖主义问题，以及一篇是对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的访谈。[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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