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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移民危机与捍卫西方价值的左右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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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尚未从金融风暴与债务危机的冲击下完全复苏，又遭受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难民危机。为逃脱西亚与北非的战乱局势，大量难民横渡地中海进入欧洲（至8月底，2015年已有三十五万多移民和难民进入欧洲，有2643人丧身于地中海）。9月2日，一名三岁叙利亚男孩艾兰在海水中溺亡，遗体被冲上海滩的照片在媒体发布，令世界震惊与动容。9月5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宣布暂停此前相关法规的限制，允许被匈牙利阻拦的难民进入德国。9月第一周就有两万多难民进入德国。《经济学人》以《德国！德国！》刊登简报，赞叹德国勇敢地承担了超额的义务（接收欧盟40%的难民），并强调这是“普通德国人”的意愿（当时的民意调查显示，德国有59%的人同意接收更多的难民，高达96%的人感到所有逃离战争和暴力的人都享有难民庇护的资格）。[11]2015年德国接受了大约一百万难民。德国的榜样精神一度感召了整个欧洲，但难民问题背后仍然潜伏着深层的危机。11月13日巴黎发生的血腥事件撕裂了暂时而表面的共识，关于“欧洲穆斯林化”的焦虑感再次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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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是希腊人，不是西班牙人，不是意大利人，他们是欧洲的“外来者”。美国“激进中间派”的评论家迈克尔·林德说，这是一个“身份战争的时代”：“20世纪的主要冲突是意识形态的，而在21世纪，主要冲突是身份驱动的。”[12]情况也许更为复杂，经济利益的纠葛、传统意识形态的纷争以及文化身份和宗教认同的冲突，错综复杂地彼此交织，构成了当下欧洲困境的背景。摆脱这种困境，同时需要理智与意志、善意与勇气，也许还需要时间和足够的耐心。但突如其来的威胁往往会碾碎脆弱的耐心，简洁有力的判断和呼吁便生逢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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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人就在里面，而且这里没有门”——以此为标题，保守派的悲情斗士马克·斯泰恩迅即写下了他对巴黎袭击的时评。[13]保守派旗手威廉·克里斯托尔赞叹，这是“迄今为止读到的最强有力的反应”，并在他主持的《旗帜周刊》网站转载。[14]斯泰恩的要点简洁明了：这并不是奥巴马所谓的“对整个人类和我们共享的普世价值的攻击”，而只是对西方的攻击，是对西方造就的现代文明的攻击。穆斯林并不信奉西方价值。言论自由、男女平等以及自由人权等并不是普世价值，对当今世界的“大部分区域是完全异类的”。然而，欧洲却决定邀请几百万穆斯林来定居，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要么希望现代西方社会和所谓的“普世价值”灭亡，要么对这种灭亡抱着冷漠的态度。这一切给ISIS的生长蔓延提供了“很大的适宜地带”。而现在默克尔和欧盟领导人的移民策略，是要让这个“很大的适宜地带”变得更大。欧洲的许多地区已经开始出现“顽强的伊斯兰化和自我隔离化”，奥朗德誓称的“无情战争”根本不能被当真。欧洲领导人现在除了“烛光守夜”的哀悼，没有任何真正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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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泰恩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的电视采访时指出，欧洲想要以情报系统和监控检查来阻止恐怖袭击是徒劳的，这无法应对如此数量众多的移民和新难民。同化机制不会起作用，穆斯林移民不会作为公民效忠于移居的欧洲国家，他们的忠诚与归属所向是他们的宗教文化，这是比民族国家更高的信念。斯泰恩说他在十年前就发出了警告，“但人们都说我是危言耸听”。[15]的确，斯泰恩的观点是一以贯之的，早在2006年出版的畅销书《美国独行》中，他就对欧洲的伊斯兰化做出了完整充分的考察：只有美国社会的多元化仍然可以维系，而欧洲实际上陷入了不稳定的二元化——西方的欧洲与穆斯林的欧洲。文化多元主义导致的奇特结果是改变欧洲去适应新移民的文化，而不是相反。但福利国家的困境、欧洲人的低生育率以及老龄化，完全无法匹敌年轻的、生育旺盛的穆斯林移民不断扩展他们的信仰和价值。“反恐战争”对美国而言主要发生在本土之外，而对于欧洲则同时是一场“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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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西方价值不只是保守派知识分子的呼声，也成为左派诉诸的目标，虽然各自出于相当不同的理由，依据不同的理论传统。这是2015年西方思想界的一个新动向。年初，左翼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沃尔泽在《异议》杂志发表《伊斯兰主义与左派》[16]，批评左翼知识分子漠视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暴虐现象，采取无批判的同情态度，放弃了自己理应坚持的启蒙主义传统及其基本价值。在沃尔泽看来，这背后的一个原因是左派格外害怕被指责为患有“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伊斯兰恐惧症是宗教不宽容甚至仇恨的一种形态”，它混淆了伊斯兰教与宗教极端主义和狂热分子之间的区别，是误解和歪曲当代穆斯林的一种固执偏见的病症，这是右派的标志。然而，避免偏见的良好愿望并不能变成回避正当批评的理由。否则，“伊斯兰恐惧症”就成为一个借口，只要触碰伊斯兰问题，就会被谴责为种族主义。但我们可以做出“完全正当的批评，不只对伊斯兰狂热分子，而且也可以针对伊斯兰教本身——如同对任何宗教一样”。而今天的左派大多陷入了对“伊斯兰恐惧症”的恐惧。沃尔泽的文章引发了大量的辩论[17]，《洞察力》（Fathom）杂志还为此组织了专题讨论。[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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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之后，更为激进的左翼知识明星齐泽克发出了更为激进的声音：扔掉这样一种禁忌——“任何对伊斯兰右派的批判都是‘伊斯兰恐惧症’的证据”，他坦言“受够了许多西方自由左派担心被认为犯有‘伊斯兰恐惧症’的那种病态恐惧”，这是道德受虐狂的表现。这篇发表在In These Time网站的文章，题为《作为巴黎袭击的后果，左派必须皈依其激进的西方根基》，从中可以听到齐泽克几乎咆哮般的打破“禁忌”的呼吁。他不仅不怕被视为“伊斯兰恐惧症”患者，而且不怕涉嫌“欧洲中心主义”。如果移民的文化与西欧的人权和平等价值观念相抵触，就不能予以放任宽容，而要受到最低限度的规范与规则的约束，包括“宗教自由、保护面对群体压力的个人自由、女性权利等”。只有在这些限制下，才能坚持对不同生活方式的宽容。他也不怕被误解为“文化帝国主义与种族主义”，将欧洲的“解放遗产”等同于文化帝国主义是一种错误的禁忌。当前，全球资本主义与地方（宗教、文化和传统的）多样性正情投意合，“文化多样性的面具是靠实际上的全球资本的普遍主义来维系的”。因此，许多西方文化价值（包括平等主义、基本权利、言论自由和福利国家等），“经由批判性的阐释，恰恰能够用作抵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武器”。[19]齐泽克近来的一系列言论在左翼阵营内部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他会改变以往左翼政治的某些话语取向吗？或者被当作“叛教者”遭到驱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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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的政治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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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总统的第二个任期尚未结束，对其政治遗产的讨论从年初就陆续不绝。《纽约》杂志在1月隆重推出“奥巴马历史项目”，其网络版发布了五十三位历史学家对“奥巴马历史遗产”问卷调查的全部回应，并以“封面故事”在纸质版中分八个专题摘录了部分调查内容。“二十年之后人们将如何看待奥巴马及其行政当局？”回应者包括一批美国最为杰出的历史学家和个别其他领域的学者。[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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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是第一位入主白宫的黑人总统，几乎所有回应者都注意到这一事实的历史意义与象征意义。学者们一致认为“奥巴马医保”的胜利将被铭记；相当多的人预言美国经济的复苏将在未来获得更高的评价。在他执政的时期，美国未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和恐怖袭击，对此有不少人予以肯定。但为此采取的安全和监控措施，以及在国外使用无人机轰炸，也招致了一些非议。自由派学者大多赞赏在奥巴马任期内美国更接近“彩虹国家”的理想（推进种族多元与文化多元的融合发展、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但对社会经济不平等状况的加剧感到担忧。部分保守派学者严厉抨击奥巴马强化行政权力的倾向。外交方面引起的分歧较为严重。伊朗核问题谈判的进展、与古巴恢复外交关系获得了许多肯定，但美国的中东战略以及对中国的政策则受到了一些负面评价。多数学者承认，奥巴马是言辞卓越而极富感染力的政治人物，但也都看到他在竞选期间展现的理想主义气质已经褪色，并在执政后转向了实用主义，这使许多年轻选民感到最初的期望被辜负了。奥巴马以承诺“改变”开启他的总统生涯，但最终他有所成就的是在延续中修复，而不是转折性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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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事务》在9/10月号刊出“奥巴马的世界”专辑，从国际战略的多个角度全面总结评估奥巴马的遗产。专辑共包括九篇文章：两篇分别给予正面与负面的总体评价，五篇着眼于中东、亚洲与中国、欧洲、拉美和非洲的区域政策分析，一篇聚焦恐怖主义问题，以及一篇是对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的访谈。[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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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思想界的辩论中，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常常被保守派或“鹰派”人士指责为“软弱”、“退却主义”或者走向了新孤立主义。在这个专辑中，布雷特·斯蒂芬斯的文章《奥巴马做错了什么》延续了这种观点，他认为奥巴马的退却战略正在导致“全球失序”，这也终将损害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因为国内的经济发展依赖安全的外部环境。[22]针对这种流行的批判，杂志主编吉迪恩·罗斯发表《奥巴马做对了什么：保持冷静并继续自由秩序》一文，对奥巴马的外交遗产给予了相当积极的评价。罗斯指出，小布什留给奥巴马的遗产是“两场战争和一次全球经济危机”，而奥巴马已经使美国从一些老问题中解脱出来，同时避免陷入一些新问题，并取得了一些扎实的收获，这是相当不错的成就。奥巴马成功的关键在于“他对大局的把握”：“他重视美国在过去七十年中培育起来的自由国际秩序，并认识到要从全球边缘地带误入的冒险和纷争中撤退，以此救护这一秩序的核心。”在罗斯看来，奥巴马既不是“意志薄弱的理想主义者”，也不是“冷血的现实主义者”，而是“带有保守主义气质的思想上的自由派”。在经过“鲁莽的过度扩张与好战的单边主义时期之后”，他感到推进美国长期外交目标的最佳方式是“短期收缩”，通过放弃边缘来巩固自由秩序的核心，这是他外交政策的总体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奥巴马政府“并没有放弃传统的美国大战略，而是尽力从其前任的失当中拯救这一战略”。在这背后是一种“自信的认识”：“从长远来看，开放社会将击败封闭社会……这体现了对以往美国外交最佳教益的重新发现。”[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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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与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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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于2015年6月在纽约经济俱乐部的演讲，选在华尔道夫酒店举办。这家酒店在1931年美国“大萧条”时期隆重开业，时任总统胡佛对其致意，赞誉它“向整个国家展示了信念和勇气”。而今天，华尔道夫酒店的拥有者是一家中国的保险公司。“这个事件似乎象征了世界经济秩序的变化。”以这段文字为开篇，《经济学人》10月3日推出了“世界经济”特别报道。[24]其中关于中国的文章《更远的长征》，阐述“中国震撼了世界，却不是以它所希望的方式”。文章分析了中国经济的最近状况和趋势，从增长放缓和人民币贬值等现象中剖析背后的结构和制度性的难题，以及改革面临的困难。文章认为，中国作为巨大的经济体，会期待一种自然的特权——对全球金融和贸易的规则享有更大发言权，以及被广泛使用的货币，这是容易理解的雄心。但如何在实现雄心与保持稳定之间、在经济的开放与安全之间寻求平衡，是中国一直面临的挑战。文章最后指出，“中国正在成为贸易和直接投资领域的巨人，成为在财政、货币和金融市场方面的中等强国。这种温和的雄心或许符合其自身的利益，但这并没有解决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种种问题。中国不会很快成为美国的制衡或替代量”。[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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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DI）测评起始于1990年。这一指数综合了一个国家人口的收入水平、预期寿命和教育程度。12月4日“人类发展指数”公布了最新一期报告，显示了过去二十五年中世界各国的综合发展水平和速度。在指数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中，中国名列第二（仅次于卢旺达的增长速度），目前达到了韩国1990年的指数水平。[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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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迅速发展常常与“中国模式”相关联。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加拿大籍教授贝淡宁（Daniel A. Bell）出版的新著《中国模式：政治优绩制与民主制的局限》（中译本为《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入选了“《金融时报》2015年最佳书籍”。[27]作者试图论证，中国式的政治优绩制（political meritocracy）有助于弥补选举民主制的关键缺陷。他将“中国模式”界定为“顶层的优绩制、中层的实验制以及基层的民主制”的三者结合，认为中国已经发展出一种特殊的“民主优绩制的模式”，这在道德上是可行的，在政治上是稳定的。《大西洋月刊》摘登了书稿的部分章节。10月15日，美国亚洲学会与《纽约书评》杂志为此联合举办专题讨论会，参与者包括贝淡宁与其他五位学者，部分讨论内容以《中国模式优于民主制吗？》为题，在《外交政策》网站上发布。[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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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淡宁在讨论中阐明，他的著作从古代中国的文官制度中获得了启发。中国传统的公职人员选拔，首先依据科举考试成绩，然后依据低层政府机构所做的业绩评估。而这套体制过去三十年在中国重建了，虽然并不完善。他强调自己的写作并不是要为现状辩护，而是源自他信奉的“语境化政治理论”方法：“政治理论家的目标应当是让主导这个社会的政治理想变得融贯并在理性上是可辩护的。”而贝淡宁正好生活在中国，他发现其中的主导政治理想是“垂直的民主优绩制”，这一理想启发了过去三十年中国的政治改革。他承认，理想与现实之间依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但他相信这个理想是好的，并且可以在未来继续激发中国的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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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欧洲研究教授加顿艾什指出，如果中国真有一套自己的政治模式，那是好事，这不仅有利于中国的平稳发展，也能使西方有一个严肃的意识形态竞争者，从而避免自身的盲目自负。但他继而质疑“中国模式”的真实内涵，如果（如贝淡宁承认的那样）目前“政治优绩制”运行得不够好，那么在加顿艾什看来，其真正原因在于中国模式实际上并不是所谓的政治优绩制。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首先强调，贝淡宁的书实际上是一本政治理论著作，不是一本关于真实中国的书。他随后表达了自己最主要的质疑：“德才兼备的优绩选拔是否能形成一个更好的政府？”在他看来，这部著作理论上的关键失误在于忽略了权力的行使问题，只关注官员的选拔，而回避了官员如何受到制衡并受到一个自由社会的监督。存在所谓的“理想与实践之间的差距”并不是偶然的，贝淡宁在论及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时候，从不提及类似的差距，而只是着眼于现实的民主制度的不足。因为这是实践的制度，当然会存在不足。黎安友随后在《国家利益》发表了长篇书评，对此提出了更为激烈的批评。[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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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黄昏或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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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西方思想界对知识分子精神与命运的讨论相当活跃，从《高等教育纪事报》的“公共知识分子”讨论专辑，到研究法国智识精神的专著，以及两部批判新左派知识分子的著作，不一而足。“知识分子问题”常常是知识分子格外关心的问题，只要这个议题仍然活跃，就意味着“知识分子消亡”之说可能是夸大其词。然而，知识分子的构成、精神气质及其公共影响却可能发生了重要的历史性变迁。这正是拉塞尔·雅各比关注的问题。他在1987年出版的《最后的知识分子》中指出，20世纪50年代之后，上一辈独立不羁的“城市波希米亚式”的知识分子迅速衰落，取而代之的新兴一代大多不再是面向公众的“公共知识分子”，而是为学院同行写作的“专业知识分子”，从而形成了“学院时代的美国文化”（原书副标题）。这本书曾引起广泛的争论，并在2000年出版了修订版。距初版近四十年之后，《高等教育纪事报》发表《“最后的知识分子”之后》的讨论专辑，其中有四篇文章着眼于考察雅各比的论题在当下的有效性。[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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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辑的首篇文章是雅各比的《最新的知识分子》。[31]他首先解释了因为他的著作而大为流行的“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起源于法国德雷福斯案的“知识分子”一词本来就内含“公共的”意思，再加以“公共的”限定似乎是累赘之举。但这正像“有机食品”这个语汇一样，说食品是“有机的”在从前显得多余，但现在这个语汇用以强调某种特定成分的保持或缺失。文章回应了诸多的批评质疑，作者承认当初有个别失误之处，但坚持他的观点总体上是正确的，并在当今仍然有效，因为最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并未逃脱学院体制的诱惑与规训，而且愈陷愈深。这种判断并非出自怀旧心态：“问题不是更早一代的知识分子多么辉煌，而是他们的继承者何处可寻。”虽然人们总是可以发现个别反潮流的事迹，但这并不能逆转总体趋势。值得赞许的是出现了一批为公众写作的“新科学作家”，他们的成功表明普通读者群依然存在。但令人遗憾的是，当这些科学家推出了平白清澈的著作，大多人文学者却在拥戴那种郁结的文风和繁琐的理论。互联网的冲击是他当初未曾料到的现象，但他很怀疑，通过博客和推特流行的文章可能会丧失那种“反思的慢功夫”：“危险在于我们进入了一个片刻思考、即刻评论的时代。”我们当然不必在专著与推特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但在他看来，“处于两者之间而面向普通读者的严肃作品可能正在消失，一同消失的还有它们的作者，最后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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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的克莱尔·波特教授的文章题为《互联网是最终的波希米亚吗？》。[32]在她看来，互联网是一个无政府的空间，很接近雅各比的波希米亚咖啡馆。年轻的知识分子正在虚拟空间中集结，其中许多人是年轻的博士，他们以“学术计件工人”的方式进行公共写作，成为新一代的“剩余知识分子”（surplus intellectuals）。不稳定的工作造就了他们新的精神气质，与资产阶级的文化方式相对抗，同时他们也在这种对抗中形成了共同的事业，他们正在寻求一种新的波希米亚方式，推动一种摆脱体制束缚的激进视野。创造性的知识工人一代正在兴起。“他们并没有消失，而是分散开来，他们遍地开花。”她承认，“招安”的诱惑永远存在，我们已经见证了许多由妇女、黑人和同性恋者主导的激进思想最后如何被学院体制收编，“门口的野蛮人”反过来变成了“守门人”，互联网也无法豁免这种危险。但她愿意以更开放的态度看待虚拟空间的自愿网络，“互联网的波希米亚人，带着对证书资格的藐视，以及根据新的需求与欲望形成、解体、再生的网络”，他们真有可能形成另类的政治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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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高等教育纪事报》早在2月发表的一篇长文《公共知识分子怎么了？》中，对此议题有更为深入的探讨和出色的见地。[33]作者马克·格雷夫是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的年轻教师，《N+1》杂志的创始人和主编。他通过讨论《党派评论》的兴衰历史，挑战了学院规训使得知识分子衰落的流行看法。在格雷夫看来，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学院化”，而在于我们对公众的错误想象。《党派评论》时代的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特征不仅是面向公众写作，而且是对公众的期许更高，他们“瞄准的位置总是略微高于被想象的公众的顶端，那是他们必须踮起脚才够得着的位置”，而与此同时，“这种写作也总是略微高过《党派评论》的作者群本身”。这些知识分子感到必须竭尽全力，才配得上他们渴望加入的更深邃、更嘹亮的智识群体。他们也是“公众”，却是要求更好和更高的一群公众。“他们时而与众不同，因为他们在挑战公众与自身过程中追问难题。”他认为，讨论21世纪公共知识分子的事业，不应当过多关注他们职业的来龙去脉，而是要着眼于恢复对公众的最高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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