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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与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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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于2015年6月在纽约经济俱乐部的演讲，选在华尔道夫酒店举办。这家酒店在1931年美国“大萧条”时期隆重开业，时任总统胡佛对其致意，赞誉它“向整个国家展示了信念和勇气”。而今天，华尔道夫酒店的拥有者是一家中国的保险公司。“这个事件似乎象征了世界经济秩序的变化。”以这段文字为开篇，《经济学人》10月3日推出了“世界经济”特别报道。[24]其中关于中国的文章《更远的长征》，阐述“中国震撼了世界，却不是以它所希望的方式”。文章分析了中国经济的最近状况和趋势，从增长放缓和人民币贬值等现象中剖析背后的结构和制度性的难题，以及改革面临的困难。文章认为，中国作为巨大的经济体，会期待一种自然的特权——对全球金融和贸易的规则享有更大发言权，以及被广泛使用的货币，这是容易理解的雄心。但如何在实现雄心与保持稳定之间、在经济的开放与安全之间寻求平衡，是中国一直面临的挑战。文章最后指出，“中国正在成为贸易和直接投资领域的巨人，成为在财政、货币和金融市场方面的中等强国。这种温和的雄心或许符合其自身的利益，但这并没有解决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种种问题。中国不会很快成为美国的制衡或替代量”。[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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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DI）测评起始于1990年。这一指数综合了一个国家人口的收入水平、预期寿命和教育程度。12月4日“人类发展指数”公布了最新一期报告，显示了过去二十五年中世界各国的综合发展水平和速度。在指数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中，中国名列第二（仅次于卢旺达的增长速度），目前达到了韩国1990年的指数水平。[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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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迅速发展常常与“中国模式”相关联。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加拿大籍教授贝淡宁（Daniel A. Bell）出版的新著《中国模式：政治优绩制与民主制的局限》（中译本为《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入选了“《金融时报》2015年最佳书籍”。[27]作者试图论证，中国式的政治优绩制（political meritocracy）有助于弥补选举民主制的关键缺陷。他将“中国模式”界定为“顶层的优绩制、中层的实验制以及基层的民主制”的三者结合，认为中国已经发展出一种特殊的“民主优绩制的模式”，这在道德上是可行的，在政治上是稳定的。《大西洋月刊》摘登了书稿的部分章节。10月15日，美国亚洲学会与《纽约书评》杂志为此联合举办专题讨论会，参与者包括贝淡宁与其他五位学者，部分讨论内容以《中国模式优于民主制吗？》为题，在《外交政策》网站上发布。[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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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淡宁在讨论中阐明，他的著作从古代中国的文官制度中获得了启发。中国传统的公职人员选拔，首先依据科举考试成绩，然后依据低层政府机构所做的业绩评估。而这套体制过去三十年在中国重建了，虽然并不完善。他强调自己的写作并不是要为现状辩护，而是源自他信奉的“语境化政治理论”方法：“政治理论家的目标应当是让主导这个社会的政治理想变得融贯并在理性上是可辩护的。”而贝淡宁正好生活在中国，他发现其中的主导政治理想是“垂直的民主优绩制”，这一理想启发了过去三十年中国的政治改革。他承认，理想与现实之间依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但他相信这个理想是好的，并且可以在未来继续激发中国的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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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欧洲研究教授加顿艾什指出，如果中国真有一套自己的政治模式，那是好事，这不仅有利于中国的平稳发展，也能使西方有一个严肃的意识形态竞争者，从而避免自身的盲目自负。但他继而质疑“中国模式”的真实内涵，如果（如贝淡宁承认的那样）目前“政治优绩制”运行得不够好，那么在加顿艾什看来，其真正原因在于中国模式实际上并不是所谓的政治优绩制。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首先强调，贝淡宁的书实际上是一本政治理论著作，不是一本关于真实中国的书。他随后表达了自己最主要的质疑：“德才兼备的优绩选拔是否能形成一个更好的政府？”在他看来，这部著作理论上的关键失误在于忽略了权力的行使问题，只关注官员的选拔，而回避了官员如何受到制衡并受到一个自由社会的监督。存在所谓的“理想与实践之间的差距”并不是偶然的，贝淡宁在论及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时候，从不提及类似的差距，而只是着眼于现实的民主制度的不足。因为这是实践的制度，当然会存在不足。黎安友随后在《国家利益》发表了长篇书评，对此提出了更为激烈的批评。[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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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黄昏或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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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西方思想界对知识分子精神与命运的讨论相当活跃，从《高等教育纪事报》的“公共知识分子”讨论专辑，到研究法国智识精神的专著，以及两部批判新左派知识分子的著作，不一而足。“知识分子问题”常常是知识分子格外关心的问题，只要这个议题仍然活跃，就意味着“知识分子消亡”之说可能是夸大其词。然而，知识分子的构成、精神气质及其公共影响却可能发生了重要的历史性变迁。这正是拉塞尔·雅各比关注的问题。他在1987年出版的《最后的知识分子》中指出，20世纪50年代之后，上一辈独立不羁的“城市波希米亚式”的知识分子迅速衰落，取而代之的新兴一代大多不再是面向公众的“公共知识分子”，而是为学院同行写作的“专业知识分子”，从而形成了“学院时代的美国文化”（原书副标题）。这本书曾引起广泛的争论，并在2000年出版了修订版。距初版近四十年之后，《高等教育纪事报》发表《“最后的知识分子”之后》的讨论专辑，其中有四篇文章着眼于考察雅各比的论题在当下的有效性。[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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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辑的首篇文章是雅各比的《最新的知识分子》。[31]他首先解释了因为他的著作而大为流行的“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起源于法国德雷福斯案的“知识分子”一词本来就内含“公共的”意思，再加以“公共的”限定似乎是累赘之举。但这正像“有机食品”这个语汇一样，说食品是“有机的”在从前显得多余，但现在这个语汇用以强调某种特定成分的保持或缺失。文章回应了诸多的批评质疑，作者承认当初有个别失误之处，但坚持他的观点总体上是正确的，并在当今仍然有效，因为最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并未逃脱学院体制的诱惑与规训，而且愈陷愈深。这种判断并非出自怀旧心态：“问题不是更早一代的知识分子多么辉煌，而是他们的继承者何处可寻。”虽然人们总是可以发现个别反潮流的事迹，但这并不能逆转总体趋势。值得赞许的是出现了一批为公众写作的“新科学作家”，他们的成功表明普通读者群依然存在。但令人遗憾的是，当这些科学家推出了平白清澈的著作，大多人文学者却在拥戴那种郁结的文风和繁琐的理论。互联网的冲击是他当初未曾料到的现象，但他很怀疑，通过博客和推特流行的文章可能会丧失那种“反思的慢功夫”：“危险在于我们进入了一个片刻思考、即刻评论的时代。”我们当然不必在专著与推特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但在他看来，“处于两者之间而面向普通读者的严肃作品可能正在消失，一同消失的还有它们的作者，最后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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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的克莱尔·波特教授的文章题为《互联网是最终的波希米亚吗？》。[32]在她看来，互联网是一个无政府的空间，很接近雅各比的波希米亚咖啡馆。年轻的知识分子正在虚拟空间中集结，其中许多人是年轻的博士，他们以“学术计件工人”的方式进行公共写作，成为新一代的“剩余知识分子”（surplus intellectuals）。不稳定的工作造就了他们新的精神气质，与资产阶级的文化方式相对抗，同时他们也在这种对抗中形成了共同的事业，他们正在寻求一种新的波希米亚方式，推动一种摆脱体制束缚的激进视野。创造性的知识工人一代正在兴起。“他们并没有消失，而是分散开来，他们遍地开花。”她承认，“招安”的诱惑永远存在，我们已经见证了许多由妇女、黑人和同性恋者主导的激进思想最后如何被学院体制收编，“门口的野蛮人”反过来变成了“守门人”，互联网也无法豁免这种危险。但她愿意以更开放的态度看待虚拟空间的自愿网络，“互联网的波希米亚人，带着对证书资格的藐视，以及根据新的需求与欲望形成、解体、再生的网络”，他们真有可能形成另类的政治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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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高等教育纪事报》早在2月发表的一篇长文《公共知识分子怎么了？》中，对此议题有更为深入的探讨和出色的见地。[33]作者马克·格雷夫是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的年轻教师，《N+1》杂志的创始人和主编。他通过讨论《党派评论》的兴衰历史，挑战了学院规训使得知识分子衰落的流行看法。在格雷夫看来，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学院化”，而在于我们对公众的错误想象。《党派评论》时代的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特征不仅是面向公众写作，而且是对公众的期许更高，他们“瞄准的位置总是略微高于被想象的公众的顶端，那是他们必须踮起脚才够得着的位置”，而与此同时，“这种写作也总是略微高过《党派评论》的作者群本身”。这些知识分子感到必须竭尽全力，才配得上他们渴望加入的更深邃、更嘹亮的智识群体。他们也是“公众”，却是要求更好和更高的一群公众。“他们时而与众不同，因为他们在挑战公众与自身过程中追问难题。”他认为，讨论21世纪公共知识分子的事业，不应当过多关注他们职业的来龙去脉，而是要着眼于恢复对公众的最高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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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衰落趋势或许是全球性的现象，但牛津大学的政治学教授苏迪·哈扎里辛格认为，这在法国显得格外突出，因为“这个民族的自我形象在存在论的意义上依赖于法国文化的卓越，依赖于他们的思想具有普世感召力这一设想”。正如一位历史学家在百年前宣称的，“法国负责代表人类的事业”。哈扎里辛格的新著《法国人如何思考：一个知性民族的感性肖像》2015年在法国（法文）、英国和美国先后出版。[34]他追溯了自笛卡尔以来的法国知识分子传统，总结了法国思想方式的五个特征，在最后一章考察了法国思想的衰落。“法国思想以其革命的热力与理性的冷静曾让世界瞩目”，但在萨特、加缪、福柯与德里达的时代之后，法国对“他们思想家的创造力失去了信心”，法国思想变得越来越“内向”，在全球的影响已经式微。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政治上，整个民族集体心理的变化来自对1940年军事失败的迟到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法国不再是世界舞台上的主导力量。大量被披露的新史料导致了所谓的“维希综合征”，揭穿了此前流行的所谓“抵抗英雄”的神话。失去印度支那的殖民地，以及从阿尔及利亚的退出，这些事件造成的冲击随后内在化。法国参与启动的欧洲规划也陷入衰退。在文化上，法国保守派的作品中充满了疲惫和异化的法国象征，这源自对“五月风暴”平等主义遗产的不满，也来自面对穆斯林移民难以维护法国原有核心价值的无力感。另外，法国精英阶层的训练也发生了代际变迁，原来大都出自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系统，而今转向国家行政学院。但作者最后仍然抱着对法国文化的深情期望，相信“总有一种突然逆转的潜力”，“毕竟，重生是法国现代文化最强有力的理想之一”。[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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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利他主义运动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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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富裕却更加不平等的时候，人们应当过怎样的伦理生活？耶鲁大学出版社4月推出了普林斯顿大学伦理学教授彼得·辛格的著作《行最大的善》，该书以清晰的哲学思考辅以真实生动的事迹，论述了“有效利他主义何以正在改变伦理生活的观念”（副标题）。[36]哈佛大学心理学家约书亚·格林称之为“这位世界上最具影响的在世哲学家”所写过的“或许最具影响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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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利他主义”（effective altruism）是始于新千年的一场社会运动，同时也是支持这场运动的一种道德哲学，辛格是其主要的理论倡导者之一。他的基本理念是：“如果要过一种充分的伦理生活，我们就应当尽己所能去做最大的善事。而要发现怎样才能做最大的善事，我们需要运用理性和证据。”目前在慈善机构的捐赠者当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完全不了解这些机构的有效性，只是被其形象感动而行善事。辛格从效益主义哲学的传统中汲取灵感，发展出有效利他主义的理论，主张依靠科学的方法来确定改善世界的最有效方式，这区别于传统的利他主义和慈善事业的理念。辛格理论的一个特色在于淡化感人的“温情效应”，也不诉诸那种否定自我利益的“牺牲奉献”。他在书中讲述了许多这一运动践行者的故事：有人为了能捐赠更多而选择了特定的职业，有人将他们的一半收入捐给有效的慈善业，但这些人的典型感受并不是自己做出了“牺牲”，而是感到自己的生活比从前获益更多，更加丰沛。因此，有效利他主义不是主张否定自我利益，而是鼓励以不同的方式来理解何为真正的自我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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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引发了媒体的广泛评论。《波士顿评论》为此举办专题讨论，邀请十一位学者和作家就“有效利他主义的逻辑”展开辩论。[37]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作者）达龙·阿西莫格鲁提出了一些批评。首先，将本来属于国家和社会机构的职能转交给个人和团体来承担，可能隐含着危险。即便在国家能力不足的情况下，替代政府的角色就其长期后果而言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如果我们本来预期从国家获取的重要服务由其他组织接管，那么要在其他关键领域中培养对国家的信任和发展国家能力就可能变得更加艰难。”其次，有效性测量也是可质疑的。捐赠给大赦国际，还是捐助某个提供疫苗或教科书的非政府组织？相比之下哪种选择社会价值更大？许多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主张，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改革会带来使千万人摆脱贫困的发展，如果看不到这一点，有效利他主义会使公共的关注点偏离重要的制度因素。更为激进的批评意见来自左派网站“雅各宾”上的一篇文章，它指责有效利他主义完全是资产阶级价值观的体现，无视造成贫困的根本原因是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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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类似的批评，辛格在回应中指出，有些策略可能比有效利他主义者目前使用的策略更有效，但这一事实并不足以驳倒这一运动的实践者，因为他们可以采纳更有效的策略。有效利他主义并没有忽视能够减缓贫困的大幅度政治经济改革，如果有证据表明这种改革的预期有效性更高，那么我们就会倡导从事这类改革。对于减缓贫困，这一运动常常被批评为“创可贴式”的治标不治本。但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很难分辨“标”与“本”，就算有时我们确切知道什么是贫穷的某些根本原因，却也一时难以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治标”可能意味着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辛格说，有时候“创可贴也不坏”。[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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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思考会思考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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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被英国《卫报》誉为“全世界最聪明的网站”，以倡导科学与人文融合的“第三种文化”而著称。每年伊始，主编约翰·布罗克曼都会公布网站的“年度问题”，并邀请世界各地两百位思想家和科学家回答。2015年“前沿”的年度问题是：“你如何思考会思考的机器？”这个问题收到的一百九十二份回复陆续在网站发布，最后汇编为文集出版。[40]参加这次讨论的大多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科学家（包括多位诺贝尔奖得主）、人文学者和作家，二十多家媒体予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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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哲学界曾就“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焦点之一在于计算机是否能够“真正”地思考（具有意识）。近年来，这一领域获得了巨额的研发经费支持，在理论与实践方面都有迅速的进展，许多成果更新了旧有的知识和观念，也引发出一系列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机器思维与人的思想真有不可逾越的界限吗？人工智能将会超越人的智能而达到“超级智能”（superintelligence）吗？这对于人类生活的前景最终意味着福祉还是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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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说纷纭中，我们可以辨识出比以往更显著的“物理主义”倾向。加州理工学院的理论物理学家肖恩·卡罗尔追溯了18世纪中叶法国思想家拉·梅特里的名著《人是机器》，并认为他的思想预见了现代物理学的发现：所有可见的生命与非生命的存在形式都源自粒子和力，没有给外在于物理的生命力量留下空间。神经科学虽然不如物理学成熟，但已经在人的思想和行为与大脑中特定的运动之间建立了联系。若要问他对会思考的机器的想法，他不禁要说：“嗨，你在说的那些是我的朋友。我们都是会思考的机器。不同类型的机器之间的区别正在消失。”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弗兰克·维尔泽克认为，“所有的智能都是由机器产生的智能（机器要么是神经元形成的大脑，要么是硅芯片制造的机器人）”。哈佛大学分子生物学家乔治·丘奇回答说：“我是思考的机器，由原子组成。”英国皇家学会前主席、剑桥大学天体物理学家马丁·里斯认为，无论如何界定“思维”，人类的有机体思维（organic thinking）只是（超大尺度的）演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其思维的速度与强度终将被机器智能淘汰，尤其是在量子计算机诞生之后。生物大脑的抽象思维奠定了所有文化与科学的基础，但这只是一个短暂的历史前奏，通向“非有机体的后人类时代更强有力的智慧”。科普作家凯文·凯利甚至认为，人类的目的就是“发明生物界无法通过演化生成的新型智能”，这种智能不同于人类，所以他建议将AI改写为“异类智能”（Alien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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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人类未来研究所所长尼克·博斯特罗姆教授是超级智能研究的专家，他提出了更复杂的看法。他认为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首先，目前的机器思维的水平相当低（除了在某些特定的狭隘领域），但将来有可能超过人类（正如机器现在已经比任何生物体更为强壮和迅速），至于超级智能何时出现，我们知之甚少。但他认为，人工智能要从目前的水平到达人类智能水平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而从人类智能水平达到超级智能的水平会相对更快。超级智能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发生的最好的事情，也可能是最坏的事情，这取决于超级智能的默认动力机制以及如何才能予以控制，这些问题远比人们预想的困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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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和哲学教授艾莉森·戈普尼克对比了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的差异。计算机对人类智能的模仿在有些方面非常出色，而在另一些方面则相形见绌。人们早先以为，下棋和定理论证对于计算机而言最为困难，但后来证明在这两个方面计算机都比人类更为卓越。但是，辨认水杯和拿起水杯这类简单动作，或者普通幼儿都具备的学习能力，计算机却很难模仿，更不要说孩子对人们是否可信和可靠的辨别能力。我们至今尚不清楚孩子所体现的这些智能的原委，在明白这些问题之前，恐怕世界上最高级的计算机也无法胜过人类的三岁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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