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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终结二十五年：思想激辩的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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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林墙倒塌的1989年，西方世界对自身的理论、制度与道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历史终结论”适时地彰显了这种自信并成为其思想标志。而在二十五年后的今天，西方思想界弥漫着困顿与焦灼的气氛，透露出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重的信心危机。有评论家将2014年称作“震惊之年”（a year of shocks）。冲击并非来自特定的困境或混乱本身，而是因为“以往用以控制这些混乱的力量与原则的结构不复存在”。这种秩序结构的丧失造成了一种“明确无误的瓦解感”，这才是震惊的根本缘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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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困顿、焦灼与震惊也预示着摆脱盲目自信的觉醒，这是克服自我迷信和矫正思想教条化的起点。2014年的西方思想界正在重新开启一个激辩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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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如此直白的发问为标题，《美国利益》杂志主编亚当·加芬克尔在评论文章中指出，真正的挑战不在于我们处在“一个急速变化的世界”，而在于我们“去理解世界如何变化”，我们现在对许多正在发生的事情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以往惯用的思想范畴都陈腐无用，与现实脱节了，“对于当代事务、对于紊乱时期的共同困境，我们缺乏适当的语汇”。[2]同样，马克·里拉也发表文章指出：“语词与事物之间的关联中断了。意识形态的终结并没有驱散云雾，而是带来了如此浓重的迷雾，以至于我们不再能够解读摆在我们面前的事物，我们发现自己身处一个难以辨析的时代（an illegible ag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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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概念失效、语汇陈腐的批判以及对观念和理论变革的诉求，不仅遍布许多学科领域，并且直接而明确地指向西方主流话语中最为核心的观念——自由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2014年有难以计数的反思性文章见诸欧美思想界的主要报刊，其中三篇檄文格外引人注目，分别出自欧美著名的自由派思想家：法国社会高等研究院的皮埃尔·马南，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约翰·格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马克·里拉。三位作者都体现出自由主义者的自我反思与正本清源的努力——追溯自由主义与民主政治的历史起源，阐明其演变历程，由此检讨当今流行的自由主义论述与实践何以偏离了其本源和精髓，陷入了盲目与教条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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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南与雷蒙·阿隆相似，是少数几位受到美国施特劳斯派推崇的法国自由派思想家。他在《民主杂志》发表《自由主义的危机》一文，其中指出，作为统治秩序出现的自由主义原则至今不足两个世纪，针对的是欧洲的历史难题——“共和原则与君主制原则之间的分裂”。自由主义对此提供了一个期待已久的解决方案，从而被当作“最佳政府形式”为人所接受。因此，自由主义的兴起源自特定历史条件下展现的政治治理优越性。“我们作为公民的愿望是被善治，我需要的是一个好的政府，而不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或基督教的政府。”他认为，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政治学说，其次才是关于“自由竞争”的经济学说，这两者曾长期兼容，但在当今全球化的处境中却彼此冲突。“如果遵循纯粹自由竞争的经济原则，我们已经灭亡了”：那些高劳动力成本和社会保障开支巨大的国家，如何可能对那些低劳动力成本和微弱社会保障的国家保持竞争力？最终，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经济活动与人们归属的政治共同体相互分离，自由主义失去了曾经的治理优越性。西方支配世界的时代已经达到其能力的极限，从而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政治和精神危机。至于如何应对这种危机，作者坦言自己没有答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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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为《展望杂志》“柏林墙二十五周年”专题写了一篇题为《自由主义的错觉》的文章。在他看来，西方自由主义者最大的错觉是一种“无根据的信念”，即以为自己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而自由主义的敌人总是站在历史的对立面。1989年之后，东欧的剧变与苏联的解体被看作“西方理念和价值的决定性胜利”（所谓“历史的终结”），并加剧了这种错觉。实际上，以“站在历史的对立面”来解释苏联阵营在冷战中的失败过于简单化，忽视了许多复杂的政治社会因素（包括民族主义、宗教、战略以及许多偶然因素），这种阐释不仅是抽象的、简单的，而且歪曲了真相。这妨碍了西方政治家和决策者真正理解俄罗斯、欧洲的转型国家以及阿拉伯地区的真实状况和关键问题。过去几百年西方具有的优势不可能永久不变，而不断输出西方体制的企图则加快了西方衰落的过程，格雷借用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的说法，将这种企图称作“愚蠢地进军”。格雷认为，“历史是一系列的周期变化和偶发事件，因此没有明确的方向”。在可以想见的未来，“将会存在许多文化，以及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它们持续不断地变化和互动，却不会融为一体，成为类似于某种普世文明的东西”。因此，地缘政治冲突会加剧，战争会以新形态和混合形态出现，宗教将会在国家的形成与毁灭中成为一种决定性因素。自由主义的价值需要现实主义的思想才能存活，而目前自由主义者的信条却只能提供一个“他们能够塑造人类未来的神话”。西方正在应对日益混乱的世界，而最大的危险恰恰来自那种无根据的信念——“历史在自己这边”。[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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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拉在《新共和》发表了题为《关于我们自由放任主义时代的真相》的文章。作者认为，西方思想界从未充分思考冷战及其终结的意义，那些貌似宏大的问题（“历史终结了吗？”或者“留给左派的是什么？”）完全缺乏对两种意识形态竞争的历史渊源和演变的理解。里拉在概念上将“意识形态”与教条（dogma）区别开来。意识形态首先通过智识上的“总体化”理解来把握塑造社会的历史力量，而教条则“准许对世界的无知，因而盲从于它在这个世界中的效用”。冷战中的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是两种宏大的意识形态，而我们时代的“自由放任主义”（libertarianism）则是一种极致的教条。它始于基本的自由主义原则（个人尊严、自由优先、怀疑公共权威、提倡宽容），但就此停步不前，完全无视这些原则与现实世界之间变化多端的复杂关系。就此而言，它不是那种孟德斯鸠、美国制宪者、托克维尔或密尔会承认的自由主义。实际上，生活在民主社会中的美国人却不太能理解民主，总认为民主是与生俱来的权利和普遍的渴望。实际上，民主是一种罕见的政府形式，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中被视为低劣、不稳定、具有潜在暴虐性的制度。在西方世界，民主迟至19世纪才被认为是一种好的政体，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被当作最佳政府形式，而且只是到最近二十五年才被看作是唯一正当的政体。而在教条主义的影响下，今天美国的政治思考中只存在两种类别，即民主或者“洪水滔天”（le déluge）。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模式完全无法对当今世界形形色色的非民主政体做出差异化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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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后冷战时期世界政治的最大意外，恰恰是经典形态的非民主政体以现代的面目重新出现，并会长期存在。这对于持自由放任主义的教条主义者是不可思议的：“难道不是所有的人都想要被善治吗？难道他们不要求安全以及被公正地对待吗？难道他们不想要摆脱贫穷的耻辱吗？那么，自由主义民主正是企及这些目标的最佳方式。”然而，这是美国人的观点，或许也确实被许多非民主国家的人们分享，但这不意味着他们理解民主化的确切含义，不意味着他们愿意接受民主化终将带来的社会与文化的个人主义后果。他们珍视那些个人主义会摧毁的善，比如对传统的维护、对地方的忠诚、对长者的尊重、对家庭和部落的责任、对虔敬与美德的投入。面对世界上非民主制度长期存在的现实，一个明智的问题是：除了民主化的方案之外，还有什么备选计划（Plan B）？我们没有意愿去提出这种明智的问题，这标志着今日政治思考的沦落。那么，我们只有（以美国方式）采取强制性的转型，或者（以欧洲方式）徒劳地期待各种温和措施（人权条约、人道主义干预、法律制裁、非政府组织项目以及社交媒体）最终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但这都排除了改善非民主政体的其他可能。然而，如果存在一条从奴役转向民主的道路，那将会是（如西方所走过的一样）漫长的遍布着非民主阶段的道路。如果对民主化的想象只是“起草宪法、建立议会和总统办公室，然后召集选举”，那么随之而来的，确实会是洪水滔天。[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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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终结论”的辩驳与重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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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名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出版整整二十五年之后，福山仍然是西方思想激辩的风云人物。只是当初他像一位先知，在东欧剧变之前就预告了自由主义的胜利，而今却是备受争议与嘲讽的对象，格雷与里拉的文章都暗含着对福山的批评。显然，后冷战时代见证了民主化错综复杂的历程，今天人们更倾向于接受格雷“历史没有清晰的方向”的论点，也更容易将“历史终结论”看作无视历史复杂性的虚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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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福山是一位重视历史复杂性的学者。2014年，他的“政治秩序”研究巨著的第二卷《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出版，引起了热烈的反响。[7]在对人类从史前到当代近万年的政治演变做出系统研究之后，福山仍然没有放弃二十五年前的基本立场。2014年6月，他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民主依然站立在“历史终结”处》，针对“历史终结的假设已经被证明是错的，或者即使不错，也需要重大修改”的质疑，明白无误地回应道，“我认为，那个根本理念仍然基本正确”。他坚持相信：“自由民主制没有真正的对手。”在福山看来，目前唯一看上去可以与自由民主相竞争的体制是“中国模式”，但被问及“五十年之后，是美国和欧洲在政治上变得更像中国，还是相反？”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8]福山在新著中专门探讨了美国的“政治衰败”，但他不认为“在成熟的民主国家中存在着系统性的‘治理危机’”。他在结论中写道：“尽管民主在21世纪初出现了挫折，但民主的前景在全球意义上仍然保持良好……这意味着政治发展过程具有一种清晰的方向性，意味着承认公民之平等尊严的可问责的政府具有普遍的感召力。”[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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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康奈尔大学举办了一场题为“21世纪的民主状况”的论坛，邀请福山作主旨演讲，另外两位著名政治学家约翰·米尔斯海默和彼得·卡赞斯坦担任嘉宾评论。[10]整个论坛的实况视频随后在网上发布。[11]两位评论人对福山重申“历史终结论”的演讲做出了深刻而尖锐的批评。米尔斯海默相信，政治在根本上是冲突的，民主政治也无法避免冲突与战争。另外，自由主义相信人性多元论，自由民主政体的根本优势在于能够有效地回应人们信仰和善的观念的多元性。而福山早期著作中采用（尼采的）“末人”这一普遍均质人性的概念，这在根本上不是一个自由主义的论点。卡赞斯坦则坚持主张人类文明的多样性，虽然各种文明也会在现代化历程中发展演变，但最终将形成“多元现代性”，而不是趋同地收敛为自由主义现代性。在他看来，自由民主制度会繁荣，但世界不会走向单一的西方模式。在问答和总结环节中，福山反问卡赞斯坦：多元现代性如何成为一个社会组织原则？人类的许多特殊差异随着时间消失了，因为它们在社会组织的意义上无法存活。卡赞斯坦回应说，现代化理论及各种社会趋同理论，在根本上不同于他所信奉的理论，即不同的历史文化将以不同的方式回应现代性，形成不同的政体。最后，米尔斯海默试图在福山和卡赞斯坦之间发现兼容性——文明与文化可能是多样的，但仍然可能共享类似的自由民主政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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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政治冲突论与文明多元论并不能真正驳倒福山。因为后来他很少提及早期的“普遍均质国家”和“末人”学说，他始终坚持“历史终结”的含义并不是指历史“事件”不再发生或冲突和文化多样性彻底消失，而是说无论这些事件、冲突和多样性多么剧烈和复杂，都不足以在政治意识形态和政体类型的意义上有所作为。就此（也仅就此意义）而言，自由主义民主之外没有真正的另类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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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根本上，福山的“政治科学”实证研究使他相信，历史的进程虽然曲折，但现代性与新的普遍政治意识最终会压倒地理或文化传统特殊性的力量，而不是相反。这应和了他以黑格尔—科耶夫的“承认意识”为核心的“历史哲学”观点。于是，在民主转型的艰难甚至失败中，许多人看到的是历史的多样性，而福山看到的反而是走向民主的强劲欲望。总之，对福山而言，历史的道路崎岖、终点遥远，但长期的方向不变。只是福山的“长期”究竟有多远？凯恩斯有句名言：“就长期而言，我们都会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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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警钟与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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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激辩的风暴同样席卷了对资本主义体制的批判。当然，从金融危机到“占领运动”，“资本主义的危机”早已不再是新鲜的说法。但危机与“必然灭亡”之间的距离是如此漫长，或许并不会比民主化第N波与历史终结之间的距离更短。2014年，我们再次听到“狼来了”的警报，但这次是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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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无疑是2014年最引人注目的学者。他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英译本[12]在3月出版后引起了轰动，登上许多畅销书或年度最佳著作榜单，相关的评论令人应接不暇（仅克鲁格曼一人就在《纽约时报》上刊发了四篇书评）。《经济学人》称此书会“彻底改变人们对过去两个世纪经济史的思考方式”，并为此组织了在线阅读讨论小组。英国《展望》杂志将皮凯蒂列为年度最具影响力的世界思想者之一。有电影制作人要将此书拍成纪录片，有作曲家要以此为蓝本创作歌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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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到底有什么魔力？资本主义会导致经济不平等，这不是人尽皆知的常识吗？然而，以往这种不平等可以得到各种辩护，最常见的是所谓的“公平游戏”（fair game）辩护：就像在同一起跑线上出发的田径运动员，拥有平等机会的人们各尽其能、各显其才展开自由竞争，而最终的结果自然不会平等，但这是人们在才能和努力方面的差异造成的结果，虽不平等却是公平的，是在道德上可以接受的。而皮凯蒂的研究结论则挑战了这个公平游戏的神话。他的著作通过对经济史长期数据的分析表明，资本收入增长总体上高于经济增长，其含义是资本（股票、债券、土地及现金）收入超过劳动工资收入，这就意味着“自由公平竞争”的资本主义体制实际上具有“承袭制”的内在倾向，这违背了现代社会的核心道德原则：人们的命运不应当被自己无法掌控的先天因素（种族、性别、血缘或家庭出生等）所决定。资本主义“勤劳致富”的道德神话就此破产。虽然有专业同行对皮凯蒂使用的数据提出过商榷或质疑，但很难撼动他的主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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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抑制资本导致的不平等趋势加剧？除去天灾人祸的力量（如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特殊效应），皮凯蒂认为最合理的方式是对资本征收累进税和继承税，这遭到许多自由放任派人士的攻击，他被贴上了“马克思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的标签。但是，在更为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如大卫·哈维）看来，皮凯蒂的工作虽然有重要意义，却仍然囿于“经验主义”的局限，未能在基础理论层面上对资本主义做出深刻的“诊断”。实际上，皮凯蒂的立场是社会民主主义，他支持政治民主和经济全球化，也不否认市场经济的积极意义。他在访谈中明确表示，他的目标是改造资本主义，方法在于民主政治。通过税制改革以及经济和金融的透明性，让民主压倒资本主义，而不是相反。显然，他并不企图在资本主义体制之外另起炉灶——这在他看来是比税制改革更不切实际的乌托邦。他要为资本主义敲响警钟，而不是丧钟。[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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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有人为资本主义敲响了丧钟。德国左翼经济学家沃尔夫冈·施特雷克在《新左派评论》发表了题为《资本主义将会如何终结？》的长篇论文。[14]作者分析指出，今天的资本主义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同时具有三个长期恶化趋势，即经济增长持续下滑，负债总额不断上升，经济不平等的状况日益加剧。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历史偶然关联已经被打破，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资本主义从危机走向崩溃，虽然这可能是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但在资本主义之外，还有什么另外的选项？没有。但作者认为，今天资本主义的新特点恰恰是，在没有其他明确选项的情形下也会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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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世纪”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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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政策》发表了乔治·帕克的文章，他综合借鉴了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短暂的20世纪”与杰奥瓦尼·阿瑞基“漫长的20世纪”的观点，将2014年界定为新世纪的开端。近十多年的各种突发事件和混乱的累积效应终于在今年达到了转折点——这是人们意识结构的转折点：人们终于接受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使得冷战后的认知范式不再有效。[15]但新世纪的世界格局究竟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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