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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终结论”的辩驳与重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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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名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出版整整二十五年之后，福山仍然是西方思想激辩的风云人物。只是当初他像一位先知，在东欧剧变之前就预告了自由主义的胜利，而今却是备受争议与嘲讽的对象，格雷与里拉的文章都暗含着对福山的批评。显然，后冷战时代见证了民主化错综复杂的历程，今天人们更倾向于接受格雷“历史没有清晰的方向”的论点，也更容易将“历史终结论”看作无视历史复杂性的虚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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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福山是一位重视历史复杂性的学者。2014年，他的“政治秩序”研究巨著的第二卷《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出版，引起了热烈的反响。[7]在对人类从史前到当代近万年的政治演变做出系统研究之后，福山仍然没有放弃二十五年前的基本立场。2014年6月，他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民主依然站立在“历史终结”处》，针对“历史终结的假设已经被证明是错的，或者即使不错，也需要重大修改”的质疑，明白无误地回应道，“我认为，那个根本理念仍然基本正确”。他坚持相信：“自由民主制没有真正的对手。”在福山看来，目前唯一看上去可以与自由民主相竞争的体制是“中国模式”，但被问及“五十年之后，是美国和欧洲在政治上变得更像中国，还是相反？”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8]福山在新著中专门探讨了美国的“政治衰败”，但他不认为“在成熟的民主国家中存在着系统性的‘治理危机’”。他在结论中写道：“尽管民主在21世纪初出现了挫折，但民主的前景在全球意义上仍然保持良好……这意味着政治发展过程具有一种清晰的方向性，意味着承认公民之平等尊严的可问责的政府具有普遍的感召力。”[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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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康奈尔大学举办了一场题为“21世纪的民主状况”的论坛，邀请福山作主旨演讲，另外两位著名政治学家约翰·米尔斯海默和彼得·卡赞斯坦担任嘉宾评论。[10]整个论坛的实况视频随后在网上发布。[11]两位评论人对福山重申“历史终结论”的演讲做出了深刻而尖锐的批评。米尔斯海默相信，政治在根本上是冲突的，民主政治也无法避免冲突与战争。另外，自由主义相信人性多元论，自由民主政体的根本优势在于能够有效地回应人们信仰和善的观念的多元性。而福山早期著作中采用（尼采的）“末人”这一普遍均质人性的概念，这在根本上不是一个自由主义的论点。卡赞斯坦则坚持主张人类文明的多样性，虽然各种文明也会在现代化历程中发展演变，但最终将形成“多元现代性”，而不是趋同地收敛为自由主义现代性。在他看来，自由民主制度会繁荣，但世界不会走向单一的西方模式。在问答和总结环节中，福山反问卡赞斯坦：多元现代性如何成为一个社会组织原则？人类的许多特殊差异随着时间消失了，因为它们在社会组织的意义上无法存活。卡赞斯坦回应说，现代化理论及各种社会趋同理论，在根本上不同于他所信奉的理论，即不同的历史文化将以不同的方式回应现代性，形成不同的政体。最后，米尔斯海默试图在福山和卡赞斯坦之间发现兼容性——文明与文化可能是多样的，但仍然可能共享类似的自由民主政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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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政治冲突论与文明多元论并不能真正驳倒福山。因为后来他很少提及早期的“普遍均质国家”和“末人”学说，他始终坚持“历史终结”的含义并不是指历史“事件”不再发生或冲突和文化多样性彻底消失，而是说无论这些事件、冲突和多样性多么剧烈和复杂，都不足以在政治意识形态和政体类型的意义上有所作为。就此（也仅就此意义）而言，自由主义民主之外没有真正的另类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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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根本上，福山的“政治科学”实证研究使他相信，历史的进程虽然曲折，但现代性与新的普遍政治意识最终会压倒地理或文化传统特殊性的力量，而不是相反。这应和了他以黑格尔—科耶夫的“承认意识”为核心的“历史哲学”观点。于是，在民主转型的艰难甚至失败中，许多人看到的是历史的多样性，而福山看到的反而是走向民主的强劲欲望。总之，对福山而言，历史的道路崎岖、终点遥远，但长期的方向不变。只是福山的“长期”究竟有多远？凯恩斯有句名言：“就长期而言，我们都会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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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警钟与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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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激辩的风暴同样席卷了对资本主义体制的批判。当然，从金融危机到“占领运动”，“资本主义的危机”早已不再是新鲜的说法。但危机与“必然灭亡”之间的距离是如此漫长，或许并不会比民主化第N波与历史终结之间的距离更短。2014年，我们再次听到“狼来了”的警报，但这次是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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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无疑是2014年最引人注目的学者。他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英译本[12]在3月出版后引起了轰动，登上许多畅销书或年度最佳著作榜单，相关的评论令人应接不暇（仅克鲁格曼一人就在《纽约时报》上刊发了四篇书评）。《经济学人》称此书会“彻底改变人们对过去两个世纪经济史的思考方式”，并为此组织了在线阅读讨论小组。英国《展望》杂志将皮凯蒂列为年度最具影响力的世界思想者之一。有电影制作人要将此书拍成纪录片，有作曲家要以此为蓝本创作歌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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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到底有什么魔力？资本主义会导致经济不平等，这不是人尽皆知的常识吗？然而，以往这种不平等可以得到各种辩护，最常见的是所谓的“公平游戏”（fair game）辩护：就像在同一起跑线上出发的田径运动员，拥有平等机会的人们各尽其能、各显其才展开自由竞争，而最终的结果自然不会平等，但这是人们在才能和努力方面的差异造成的结果，虽不平等却是公平的，是在道德上可以接受的。而皮凯蒂的研究结论则挑战了这个公平游戏的神话。他的著作通过对经济史长期数据的分析表明，资本收入增长总体上高于经济增长，其含义是资本（股票、债券、土地及现金）收入超过劳动工资收入，这就意味着“自由公平竞争”的资本主义体制实际上具有“承袭制”的内在倾向，这违背了现代社会的核心道德原则：人们的命运不应当被自己无法掌控的先天因素（种族、性别、血缘或家庭出生等）所决定。资本主义“勤劳致富”的道德神话就此破产。虽然有专业同行对皮凯蒂使用的数据提出过商榷或质疑，但很难撼动他的主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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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抑制资本导致的不平等趋势加剧？除去天灾人祸的力量（如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特殊效应），皮凯蒂认为最合理的方式是对资本征收累进税和继承税，这遭到许多自由放任派人士的攻击，他被贴上了“马克思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的标签。但是，在更为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如大卫·哈维）看来，皮凯蒂的工作虽然有重要意义，却仍然囿于“经验主义”的局限，未能在基础理论层面上对资本主义做出深刻的“诊断”。实际上，皮凯蒂的立场是社会民主主义，他支持政治民主和经济全球化，也不否认市场经济的积极意义。他在访谈中明确表示，他的目标是改造资本主义，方法在于民主政治。通过税制改革以及经济和金融的透明性，让民主压倒资本主义，而不是相反。显然，他并不企图在资本主义体制之外另起炉灶——这在他看来是比税制改革更不切实际的乌托邦。他要为资本主义敲响警钟，而不是丧钟。[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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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有人为资本主义敲响了丧钟。德国左翼经济学家沃尔夫冈·施特雷克在《新左派评论》发表了题为《资本主义将会如何终结？》的长篇论文。[14]作者分析指出，今天的资本主义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同时具有三个长期恶化趋势，即经济增长持续下滑，负债总额不断上升，经济不平等的状况日益加剧。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历史偶然关联已经被打破，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资本主义从危机走向崩溃，虽然这可能是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但在资本主义之外，还有什么另外的选项？没有。但作者认为，今天资本主义的新特点恰恰是，在没有其他明确选项的情形下也会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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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世纪”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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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政策》发表了乔治·帕克的文章，他综合借鉴了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短暂的20世纪”与杰奥瓦尼·阿瑞基“漫长的20世纪”的观点，将2014年界定为新世纪的开端。近十多年的各种突发事件和混乱的累积效应终于在今年达到了转折点——这是人们意识结构的转折点：人们终于接受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使得冷战后的认知范式不再有效。[15]但新世纪的世界格局究竟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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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以《中国的世纪》为题在《名利场》发表文章，宣告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他指出，当今的世界经济不是零和博弈，中国所得并不造成美国所失，完全可以形成互补与互惠的关系。因此，美国不必为失去经济总量的首席地位而忧心忡忡，更不应当遏制中国的崛起，而应当欢迎中国更积极地介入国际事务。由此，美国也可以集中精力应对外交上更紧迫的问题（伊斯兰极端主义、巴以冲突、俄罗斯的复仇主义以及核扩散问题）。由于自身的特殊历史和尊严感，中国不可能完全接受目前由西方制定规则的全球体系。因此，无论是否喜欢，我们都必须合作，而一个稳定的、运转良好的全球政治与经济秩序是双方的共同利益。美国的软实力仍然重要，但维护其价值首先需要处理自身的系统性缺陷。[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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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世纪”的想象由来已久，但今年这个议题更加引人注目，也仍然充满争议。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前校长劳伦斯·萨默斯与其同事兰特·普里切特10月在《国家经济研究局工作论文》发表研究报告，挑战了全球经济中心向亚洲转移的预测共识，认为中国和印度未来的经济增长有可能比普遍预计的速度低得多，会回归到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水平（2%左右）。中国过去三十五年的迅速增长是非凡的，这份研究报告并不认为中国经济注定会出现急速下滑，但建议把相关的预测放在更大的可能性范围内来考虑。[17]《纽约时报》在题为《重估中国世纪》的文章中，介绍了多篇类似的新近研究。[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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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商业出版社在年初推出新著《中国能领导世界吗？抵达实力与增长的极限》，三位作者都是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哈佛商学院的柯伟林（William C. Kirby）和沃伦·麦克法兰，以及沃顿商学院的雷影娜（Regina M. Abrami）。他们以三十多个在中国的本土和外资企业的个案研究材料为基础，认为中国很有可能达到了增长的拐点，并对“中国模式”的优势提出了质疑。[19]另外，柯伟林在接受《纽约时报》博客专访时指出，人们将20世纪称为“美国世纪”是指它在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广泛而强大的影响力，中国的这种影响力正在上升，但同时也和美国一样面临巨大的挑战。“如果这两个国家在21世纪要帮助并引领全世界……还有大量工作要去完成。”[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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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退入孤立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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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中国世纪”的展望形成对比，2014年关于“美国衰退”的报道与争论层出不穷。在《我们已经触到了美国的顶峰吗？》一文中，作者指出，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陷入危机。调查显示，当前美国民众中认为美国实力正在削弱的人数占比达到了历史最高点，这反映出美国深刻的焦虑。这种焦虑不仅是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造成的结果，还有对全球经济竞争威胁美国生活前景的担忧，这也构成了要求美国从世界事务中退出或节制的民意基础。另外，也有强硬的保守派人士呼吁，美国必须坚持对世界的领导权。虽然奥巴马曾明确表示，美国仍然保持着相对的强势，问题不是“美国是否要引领，而是如何引领世界”，但在保守派看来，奥巴马是“美国衰落论”的提倡者，在国际事务中软弱无力。[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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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利策奖获得者布雷特·斯蒂芬斯在2014年出版了《退却中的美国：新孤立主义与全球混乱的来临》一书，指责奥巴马主导的国际战略正在使美国退却并走向“新孤立主义”，认为这加剧了世界的无序，长此以往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如果这个头号自由民主国家不承担世界警察的角色，那么这个世界将会被独裁竞争或联合来填补缺口。试图重返孤立主义伊甸园的美国人，很快就会发现自己身陷全球混乱的射击场。”作者认为，美国的退却是错误的政策选择的结果，并非不可逆转。如果美国接受作为世界警察的历史责任，就能够更有力地维护世界和平与国内繁荣。[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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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保守派的中坚分子罗伯特·卡根一贯主张美国积极介入国际事务。他在《新共和》发表了题为《超级大国不退休》的万字长文，分析“我们这个疲惫的国家仍然对世界负有什么责任”（副标题）。[23]卡根列举了世界范围内的动荡不安，认为这标志着一种转折，即“转向一种不同的世界秩序或一种20世纪30年代以来所未见的世界无序”。他指出，从“历史终结论”到金融危机之后的“美国衰落论”，两者给出的是同一种逃避主义的处方。对前者而言，美国以实力来塑造世界秩序是多余的，而在后者看来，因为现在美国不再具有足够的实力，这又是不可能的，但这两种范式都是错误的。目前美国外交政策的取向不是“孤立主义”，而是“对常态的寻求”（a search for normalcy），即希望摆脱一种不同寻常的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承担的全球责任重负，成为一个着眼于自身狭隘利益的“常态国家”。但寻求常态的战略导向将会引发全球性的动荡。如果美国造就的世界秩序正在走向崩溃，那么这不是因为美国实力的衰落（美国的实力仍然足以应对目前的挑战），也不是因为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复杂和棘手（世界一贯如此），而是因为一个“智识问题”（intellectual problem）——对美国特殊身份与目标的误解。卡根坚持主张，美国从来不是一个常态国家，孤立主义也从来不是一个选项：“美国从来就更像罗马共和国或古代雅典共和国，是一个四处奔波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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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根明确主张，美国必须以积极的干预来维护美国造就的世界秩序。他同时承认，在没有世界政府的情况下，美国在国际领域中同时充当法官、陪审员和警察的多重角色会引起争议：“是什么给了美国这种代表自由世界秩序来行动的权利？”他的回答直截了当：“实际上没有什么，除了那种信念——自由世界秩序是最为公正的。”自由世界秩序从未被置于公众表决之下，也不是上帝的遗赠，这当然是一个道德难题。自由世界秩序不是人类进步的终点，而只是一种临时和短暂的秩序，适合广大和强有力的民众集体的需求、利益以及理想，但未必符合每个人的需求和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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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斯蒂芬斯和卡根等人的强硬论述甚嚣尘上，恰恰表明了世界格局的转变以及西方内部的严重分歧。对此种论述的批判回应也遍布报刊。悉尼大学教授汤姆·斯威泽在《国家利益》上发表文章《超级大国不退休，但卡根应当退休了》[24]，抨击了卡根等新保守主义的战略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误导——他们当初曾竭力主张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战争，但从未在灾难性的后果中吸取教训。许多评论文章都指出，美国的实力仍然具有相对优势，目前的外交政策也没有走向孤立主义，只是不再像卡根倡导的那样不加区别地充当世界警察，而是更加审慎务实地分辨重要和次要的问题，区别在能力之内和能力之外的行动，更强调在复杂世界中行动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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