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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世纪”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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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政策》发表了乔治·帕克的文章，他综合借鉴了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短暂的20世纪”与杰奥瓦尼·阿瑞基“漫长的20世纪”的观点，将2014年界定为新世纪的开端。近十多年的各种突发事件和混乱的累积效应终于在今年达到了转折点——这是人们意识结构的转折点：人们终于接受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使得冷战后的认知范式不再有效。[15]但新世纪的世界格局究竟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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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以《中国的世纪》为题在《名利场》发表文章，宣告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他指出，当今的世界经济不是零和博弈，中国所得并不造成美国所失，完全可以形成互补与互惠的关系。因此，美国不必为失去经济总量的首席地位而忧心忡忡，更不应当遏制中国的崛起，而应当欢迎中国更积极地介入国际事务。由此，美国也可以集中精力应对外交上更紧迫的问题（伊斯兰极端主义、巴以冲突、俄罗斯的复仇主义以及核扩散问题）。由于自身的特殊历史和尊严感，中国不可能完全接受目前由西方制定规则的全球体系。因此，无论是否喜欢，我们都必须合作，而一个稳定的、运转良好的全球政治与经济秩序是双方的共同利益。美国的软实力仍然重要，但维护其价值首先需要处理自身的系统性缺陷。[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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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世纪”的想象由来已久，但今年这个议题更加引人注目，也仍然充满争议。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前校长劳伦斯·萨默斯与其同事兰特·普里切特10月在《国家经济研究局工作论文》发表研究报告，挑战了全球经济中心向亚洲转移的预测共识，认为中国和印度未来的经济增长有可能比普遍预计的速度低得多，会回归到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水平（2%左右）。中国过去三十五年的迅速增长是非凡的，这份研究报告并不认为中国经济注定会出现急速下滑，但建议把相关的预测放在更大的可能性范围内来考虑。[17]《纽约时报》在题为《重估中国世纪》的文章中，介绍了多篇类似的新近研究。[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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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商业出版社在年初推出新著《中国能领导世界吗？抵达实力与增长的极限》，三位作者都是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哈佛商学院的柯伟林（William C. Kirby）和沃伦·麦克法兰，以及沃顿商学院的雷影娜（Regina M. Abrami）。他们以三十多个在中国的本土和外资企业的个案研究材料为基础，认为中国很有可能达到了增长的拐点，并对“中国模式”的优势提出了质疑。[19]另外，柯伟林在接受《纽约时报》博客专访时指出，人们将20世纪称为“美国世纪”是指它在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广泛而强大的影响力，中国的这种影响力正在上升，但同时也和美国一样面临巨大的挑战。“如果这两个国家在21世纪要帮助并引领全世界……还有大量工作要去完成。”[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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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退入孤立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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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中国世纪”的展望形成对比，2014年关于“美国衰退”的报道与争论层出不穷。在《我们已经触到了美国的顶峰吗？》一文中，作者指出，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陷入危机。调查显示，当前美国民众中认为美国实力正在削弱的人数占比达到了历史最高点，这反映出美国深刻的焦虑。这种焦虑不仅是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造成的结果，还有对全球经济竞争威胁美国生活前景的担忧，这也构成了要求美国从世界事务中退出或节制的民意基础。另外，也有强硬的保守派人士呼吁，美国必须坚持对世界的领导权。虽然奥巴马曾明确表示，美国仍然保持着相对的强势，问题不是“美国是否要引领，而是如何引领世界”，但在保守派看来，奥巴马是“美国衰落论”的提倡者，在国际事务中软弱无力。[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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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利策奖获得者布雷特·斯蒂芬斯在2014年出版了《退却中的美国：新孤立主义与全球混乱的来临》一书，指责奥巴马主导的国际战略正在使美国退却并走向“新孤立主义”，认为这加剧了世界的无序，长此以往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如果这个头号自由民主国家不承担世界警察的角色，那么这个世界将会被独裁竞争或联合来填补缺口。试图重返孤立主义伊甸园的美国人，很快就会发现自己身陷全球混乱的射击场。”作者认为，美国的退却是错误的政策选择的结果，并非不可逆转。如果美国接受作为世界警察的历史责任，就能够更有力地维护世界和平与国内繁荣。[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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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保守派的中坚分子罗伯特·卡根一贯主张美国积极介入国际事务。他在《新共和》发表了题为《超级大国不退休》的万字长文，分析“我们这个疲惫的国家仍然对世界负有什么责任”（副标题）。[23]卡根列举了世界范围内的动荡不安，认为这标志着一种转折，即“转向一种不同的世界秩序或一种20世纪30年代以来所未见的世界无序”。他指出，从“历史终结论”到金融危机之后的“美国衰落论”，两者给出的是同一种逃避主义的处方。对前者而言，美国以实力来塑造世界秩序是多余的，而在后者看来，因为现在美国不再具有足够的实力，这又是不可能的，但这两种范式都是错误的。目前美国外交政策的取向不是“孤立主义”，而是“对常态的寻求”（a search for normalcy），即希望摆脱一种不同寻常的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承担的全球责任重负，成为一个着眼于自身狭隘利益的“常态国家”。但寻求常态的战略导向将会引发全球性的动荡。如果美国造就的世界秩序正在走向崩溃，那么这不是因为美国实力的衰落（美国的实力仍然足以应对目前的挑战），也不是因为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复杂和棘手（世界一贯如此），而是因为一个“智识问题”（intellectual problem）——对美国特殊身份与目标的误解。卡根坚持主张，美国从来不是一个常态国家，孤立主义也从来不是一个选项：“美国从来就更像罗马共和国或古代雅典共和国，是一个四处奔波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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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根明确主张，美国必须以积极的干预来维护美国造就的世界秩序。他同时承认，在没有世界政府的情况下，美国在国际领域中同时充当法官、陪审员和警察的多重角色会引起争议：“是什么给了美国这种代表自由世界秩序来行动的权利？”他的回答直截了当：“实际上没有什么，除了那种信念——自由世界秩序是最为公正的。”自由世界秩序从未被置于公众表决之下，也不是上帝的遗赠，这当然是一个道德难题。自由世界秩序不是人类进步的终点，而只是一种临时和短暂的秩序，适合广大和强有力的民众集体的需求、利益以及理想，但未必符合每个人的需求和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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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斯蒂芬斯和卡根等人的强硬论述甚嚣尘上，恰恰表明了世界格局的转变以及西方内部的严重分歧。对此种论述的批判回应也遍布报刊。悉尼大学教授汤姆·斯威泽在《国家利益》上发表文章《超级大国不退休，但卡根应当退休了》[24]，抨击了卡根等新保守主义的战略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误导——他们当初曾竭力主张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战争，但从未在灾难性的后果中吸取教训。许多评论文章都指出，美国的实力仍然具有相对优势，目前的外交政策也没有走向孤立主义，只是不再像卡根倡导的那样不加区别地充当世界警察，而是更加审慎务实地分辨重要和次要的问题，区别在能力之内和能力之外的行动，更强调在复杂世界中行动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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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百年：历史与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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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欧美思想界的报刊纷纷刊载文章，回顾反思现代历史的这一重大事件，其中有两个倾向格外突出。首先，学术界对这场战争的历史研究仍然活跃；其次，回顾对比百年前的大战，许多学者告诫当今世界潜藏着相似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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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以来，围绕第一次世界大战研究的专著与论文源源不断，大约有两万五千种（篇）之多，相关的学术争论也几乎没有停止过。《经济学人》在3月发表长篇书评，回顾了百年来历史学家之间的争论以及主流观点的变迁。[25]在新近的研究中，有两部巨著（都长达七百多页）格外值得重视，即牛津大学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伦的《那场终结和平的战争：通向1914年的道路》，以及剑桥大学历史学钦定讲座教授克里斯托弗·克拉克的《梦游者：1914年，欧洲如何走向“一战”》。麦克米伦将纷繁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紧张格局与当时流行的思想观念（民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结合起来，以此分析导致战争的各种决策，生动地重现了1914年的欧洲由和平走向战争的道路。克拉克从浩瀚的史料中梳理了战争缘起的多种因素及其复杂的关联机制，挑战了“德国罪责论”这一主流观点，认为不能将这场战争看作“罪行”并归咎于某个特定的国家，而应当视之为一场“悲剧”，一场由欧洲多国的政要、外交官和军人们共同酿成的悲剧。他们都不是战争狂人或疯子，而是被鲁莽、狭隘、自负、懦弱和多变的弱点蒙蔽的“梦游者”，误判了局势与未来，不知不觉地走向了战争。这两部著作都在学界引起了热烈反响和争论。《经济学人》的文章认为，克拉克的著作对于转变人们的既有理解最具影响力。总体来说，历史学家们的争论还在持续，但仍然具有一些基本共识：“在五个参战国中，德国、奥匈帝国、俄国这三方共同负有开战的责任（虽然责任并不同等），而德国当时可以有更多和更好的选择，因此具有最大的错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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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真的能从历史教训中获益吗？英国已故历史学家A. J. P.泰勒在评论拿破仑三世时有句名言：“他像大多数研读过历史的人一样，只是从过去的错误中学到如何犯下新的错误。”然而，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日子里，肯尼迪总统正在阅读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名著《八月炮火》，由此他警觉到，困惑、犹豫和大国之间缺乏沟通使得欧洲滑向了战争，他意识到必须明白无误地向赫鲁晓夫表明立场，才能避免核战争的危险。剑桥大学著名史学家理查德·J.埃文斯重提了这段历史，意在呼吁大国要以史为鉴。他在《新政治家》网站发表文章《1914年对理解2014年有何启示？》（随后刊登于《新共和》杂志），指出百年前后的世界格局有着令人不安的相似性——彼时作为超级大国的英国遭受德国崛起的挑战，而今美国的全球优势正在面临中国崛起的挑战，而意识形态的对垒也有类似之处，尤其是民族主义的高涨。[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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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月刊》在8月号推出“‘一战’百年专号”，首篇文章为《是的，这可能再次发生》。作者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几年，欧洲的紧张局势已日益明显，但当时全世界的政治家几乎都认为大规模战争是不可想象的。“不可想象的事情可能会发生。我们需要重温这个平凡而永远有益的看法。”乌克兰地区的动荡，叙利亚的混乱，都可能是战争的引爆点。[27]尼尔·弗格森在《金融时报》发表的文章指出，1914年伊始，世界各大报刊的评论都认为，紧张局势正在走向缓和。人们正策划在纽约举办一场国际会议，庆贺英语世界的百年和平。的确，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身是一场“非常不可能的灾难，要有一连串外交和军事的误判才会发生”。但今天的世界是否能够避免类似的灾难呢？弗格森认为，联合国机制、全球化经济以及核武器的存在都不能真正防止战争，重要的在于避免类似的误判。他认为，“以制裁让普京总统在屈服或战斗之外别无选择就是犯了大错”，只不过代价是由乌克兰人民来承担。[28]弗格森的这篇文章引起了多位读者的批评性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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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曾在一次答问中说过，他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使用什么武器，但他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战会用棍棒和石头来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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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逝世三十周年：令人意外的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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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思想家福柯对当代西方学术文化具有革命性的影响，在他同辈的学者中几乎是无与伦比的。在福柯辞世三十周年之际，相关的学术会议、纪念活动以及报刊媒体的报道评论蜂拥而至。福柯的一段访谈视频在失落已久之后重见天日，3月20日在YouTube网站上公布，“文化理论”等网站纷纷转载。[29]这是1971年福柯接受荷兰无政府主义者方斯·厄尔德斯采访时录制的。在长达十五分钟的视频中，福柯讨论了他的著作《疯癫与文明》，以及与此相关的更大的研究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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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具煽动性的新发现来自11月面世的法文版著作《批判福柯：1980年代与新自由主义的诱惑》，该书揭示了福柯在晚年对新自由派思想的奇异青睐。“这位哲学家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态度至少是暧昧的。福柯先生根本没有领导一场反对自由市场之思想信条的决定性战斗，反而在许多方面似乎迎合了这种信条。”[30]这项国际合作的新研究由比利时青年社会学家丹尼尔·扎莫拉主持，其他参与的五位学者来自美国和法国，包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著名法裔美国社会学家华康德（Loïc Wacquant）。此书的英文版于201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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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莫拉在12月接受法国《碎石》杂志的长篇访谈，讨论了这本书“令人着迷的发现”及其对今天左翼政治的意义。[31]美国激进左翼杂志《雅各宾》的网站随即发布了这篇访谈的英文译文，题为《我们能批判福柯吗？》。[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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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辞世之后，他的作品成为全世界学院左派的经典。但正如他的友人保罗·维尼指出的那样，福柯是不可被类别化的：“既不信仰马克思，也不信仰弗洛伊德。他对第三世界、消费主义、资本主义和美帝国主义都没有原则性很强的立场。”扎莫拉本人是一名立场鲜明的激进左翼学者，他推崇福柯的性格与作品，“他总是比同代人领先一步”，为新的领域开辟了道路。他知道这本书一定会引发争议，但他们的研究不是要对福柯做一种谴责或诉讼式的批判，而是要打破一种关于福柯的错误共识：福柯在晚年彻底反对新自由主义。这种共识来自对他晚期作品错误或片面的阐释。实际上，福柯亲新自由主义倾向的文本证据相当充分，但一种尊崇心态遮蔽了人们去批判性地阅读福柯的可能：“在部分激进左派当中，福柯变成了某种不可触碰的人物，要对他做出批判至少是让人胆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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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扎莫拉认为有必要深刻反省左翼学派自身的封闭心态。在这方面，他赞同法国哲学家乔弗鲁瓦·德·拉加斯纳里的观点，即人们隔绝在学术界惯常的宗派氛围中，无法在考虑哈耶克、贝克和弗里德曼的论述时形成任何有启发性的解读，而福柯则不同。“他让我们去阅读和理解这些作者，从中发现复杂和具有激发性的思想。他总是费心竭力地去探寻各种不同视域的理论著作，并持续不断地质疑他自己的思想。”但学院左派很少如此开放，往往陷于“学派”的立场，预先就拒绝了那些出自不同前提的思想和传统，这是一种有害的态度。扎莫拉赞赏拉加斯纳里2012年出版的著作《福柯的最后一课》[33]，但不同意他最终的结论。“他看到的是福柯想要利用新自由主义来重建左派，而我们的看法是，福柯对此的援用不只是工具性的，而是采纳了新自由派的观点来批判左派。”扎莫拉正是要对此展开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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