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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逝世三十周年：令人意外的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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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思想家福柯对当代西方学术文化具有革命性的影响，在他同辈的学者中几乎是无与伦比的。在福柯辞世三十周年之际，相关的学术会议、纪念活动以及报刊媒体的报道评论蜂拥而至。福柯的一段访谈视频在失落已久之后重见天日，3月20日在YouTube网站上公布，“文化理论”等网站纷纷转载。[29]这是1971年福柯接受荷兰无政府主义者方斯·厄尔德斯采访时录制的。在长达十五分钟的视频中，福柯讨论了他的著作《疯癫与文明》，以及与此相关的更大的研究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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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具煽动性的新发现来自11月面世的法文版著作《批判福柯：1980年代与新自由主义的诱惑》，该书揭示了福柯在晚年对新自由派思想的奇异青睐。“这位哲学家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态度至少是暧昧的。福柯先生根本没有领导一场反对自由市场之思想信条的决定性战斗，反而在许多方面似乎迎合了这种信条。”[30]这项国际合作的新研究由比利时青年社会学家丹尼尔·扎莫拉主持，其他参与的五位学者来自美国和法国，包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著名法裔美国社会学家华康德（Loïc Wacquant）。此书的英文版于201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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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莫拉在12月接受法国《碎石》杂志的长篇访谈，讨论了这本书“令人着迷的发现”及其对今天左翼政治的意义。[31]美国激进左翼杂志《雅各宾》的网站随即发布了这篇访谈的英文译文，题为《我们能批判福柯吗？》。[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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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辞世之后，他的作品成为全世界学院左派的经典。但正如他的友人保罗·维尼指出的那样，福柯是不可被类别化的：“既不信仰马克思，也不信仰弗洛伊德。他对第三世界、消费主义、资本主义和美帝国主义都没有原则性很强的立场。”扎莫拉本人是一名立场鲜明的激进左翼学者，他推崇福柯的性格与作品，“他总是比同代人领先一步”，为新的领域开辟了道路。他知道这本书一定会引发争议，但他们的研究不是要对福柯做一种谴责或诉讼式的批判，而是要打破一种关于福柯的错误共识：福柯在晚年彻底反对新自由主义。这种共识来自对他晚期作品错误或片面的阐释。实际上，福柯亲新自由主义倾向的文本证据相当充分，但一种尊崇心态遮蔽了人们去批判性地阅读福柯的可能：“在部分激进左派当中，福柯变成了某种不可触碰的人物，要对他做出批判至少是让人胆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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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扎莫拉认为有必要深刻反省左翼学派自身的封闭心态。在这方面，他赞同法国哲学家乔弗鲁瓦·德·拉加斯纳里的观点，即人们隔绝在学术界惯常的宗派氛围中，无法在考虑哈耶克、贝克和弗里德曼的论述时形成任何有启发性的解读，而福柯则不同。“他让我们去阅读和理解这些作者，从中发现复杂和具有激发性的思想。他总是费心竭力地去探寻各种不同视域的理论著作，并持续不断地质疑他自己的思想。”但学院左派很少如此开放，往往陷于“学派”的立场，预先就拒绝了那些出自不同前提的思想和传统，这是一种有害的态度。扎莫拉赞赏拉加斯纳里2012年出版的著作《福柯的最后一课》[33]，但不同意他最终的结论。“他看到的是福柯想要利用新自由主义来重建左派，而我们的看法是，福柯对此的援用不只是工具性的，而是采纳了新自由派的观点来批判左派。”扎莫拉正是要对此展开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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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福柯占据了核心地位。在现实中，他提供了一种安适的立场，容许一定程度的颠覆性，却又不受学院体制规则的贬损。当时，福柯逐渐转向所谓“第二左翼”（法国社会主义中一种具有思想影响力的少数派），实际上他是布莱尔“第三条道路”的先驱者，“将新自由主义的策略整合到社会民主派的躯体之中”。这尤其体现在他晚期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否定立场上。在福柯看来，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障这类机制，与监狱、兵营或学校一样，都是“现代社会中实施权力的不可或缺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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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关于社会保障体系的辩论始于1974年，由利昂内尔·斯托勒吕引发。他当时是法国（亲右翼的）总统德斯坦的技术顾问，福柯曾与他多次会面。斯托勒吕的著作《在富裕国家中征服贫困》中，有一个弗里德曼式的论点深深吸引了福柯：“社会保障体系是一种（社会主义的）追求平等的政策，而（新自由主义的）消除贫困政策则无须挑战差距。”扎莫拉指出，福柯不仅攻击了社会保障体制，而且受到弗里德曼提议的所谓的“负所得税”方案的诱惑。简单地说，这个方案就是给低于一定收入水平的人口发放福利，以此来消除贫困。但扎莫拉强调，社会保障体系不仅要求消除绝对贫困，而且致力于克服相对贫困（收入等级差异），这是一种社会主义的规划。而“负所得税”方案仅仅应对绝对贫困问题，却完全无视相对贫困，放任社会经济等级差异的持续与加剧，这是新自由主义取向的主张。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福柯明显背离了左翼政治传统，滑向了新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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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夫茨大学国际政治教授丹尼尔·德雷兹纳在《华盛顿邮报》的网站上发表了题为《为什么福柯是自由放任派最好的朋友》的博文。文章指出：“从一个保守派的视角来看，福柯作品的优越之处在于更具可塑性，而且在经济上颠覆性更少。以福柯思想为根源的学者更能兼容新自由主义。”在他看来，此书代表着一种左翼的努力，试图要“规训”福柯与右翼的调情。他很期待看到学院左派对此书的回应。[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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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大学的神话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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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烧的哈佛校旗印在《新共和》杂志（7月21日）的封面上，而当期封面故事的标题同样具有煽动性：《别送你的孩子去常青藤盟校：这个国家的顶尖大学正在把我们的孩子变成僵尸》。[35]这篇文章即刻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文章作者威廉·德雷谢维奇是一位文学批评家和专栏作家，曾在哥伦比亚大学从本科读到博士，毕业后在耶鲁大学任教十年，这份履历使他有资格对所谓的顶尖大学提出尖锐的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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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大学时代应当是年轻人自由探索和思考的旅程，去发现“什么才值得追求”，去塑造自己的个性与灵魂。而当下精英大学被商业精神同化，催促学生完成就业履历所要求的一个个项目，表面上将他们塑造为“成功人士”，但在相当程度上使他们陷于“畏惧、焦虑和沮丧，以及空虚、盲目和孤立”，最终变成目光狭隘、缺乏独立思考、人生目标迷茫的“僵尸”。所谓的成功实际上是成为“卓越的绵羊”：失去了对人文思想的激情和求知的好奇心，也没有健全的社会使命感，只是一门心思追逐金钱与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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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为了吸纳足够多的能支付昂贵学费的生源，同时被获取校友捐赠的动机驱使，大学将自身利益置于它们公开宣称的公共利益之上。因此，精英大学的体制从招生录取到就业导向，都在向富裕阶层倾斜。“这个体制正在加剧不平等、阻滞社会流动性、延续特权，造就了一个与社会隔离的精英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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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这样的大学精英教育也抑制了一个健全社会所要求的文化多元化与人才多样性。近年来，普林斯顿大学三分之一的毕业生进入金融行业，哈佛大学有近半数的毕业生从事金融与咨询业。而英语文学正在成为濒临灭绝的专业，只有3%的学生以英语（文学）为主修专业（这个比率还不到四十年前的一半）。而经济学则大行其道，在二十七所一流大学（包括四所常春藤学校）中成为第一热门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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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雷谢维奇的这篇文章节选自他今年出版的新书《优秀的绵羊：美国精英的错误教育与通向有意义生活的道路》。[36]这篇文章发表之后，《新共和》又刊发了多篇反驳文章，其中有哈佛大学著名心理学教授史蒂芬·平克的长篇回应。[37]平克指出，德雷谢维奇的许多指控失实或夸大其词。人们很容易赞同大学的首要任务是教学生“思考”，但要明白其确切含义则困难得多。德雷谢维奇认为，“为获得商业和专业成功所必须的那些分析和修辞技能”并不意味着思考，但这种对现实世界的傲慢说辞并没有多少益处。另外，所谓“确立自我”的目标——“成为一个有个性的独特的存在，一个灵魂”是相当空洞的。现代大学很难帮助学生确立“自我”，录用人才的标准也无法依靠对“灵魂”的神秘考察来确立。平克主张，大学的主要使命是让学生掌握清晰写作和依据材料做出推论的本领，以及学会认识世界，比如物种的历史，支配物理世界和生命世界的原理，各种价值和信仰的体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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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周刊》杂志则以《美国恐怖故事之常春藤版》为题，报道了两位常春藤校友的新著，都是对精英教育弊端的反思之作。[38]《纽约时报》发表评论文章《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作者大卫·布鲁克斯辨析了大学教育的三种目标：商业目的（启动职业生涯）、平克的认知目标（获得信息并学习如何思考），以及德雷谢维奇的道德目标（确立一个完整的自我）。他认为，目前的精英大学仍然在寻求道德目标，但当权者已经不再感到要迫使自己去界定“他们认为道德、情感和精神的成长何以展开……他们不认为这是他们的职责，或如平克所说，他们不认为自己知道答案”。因此，目前的精英大学只追求前两种目标，而道德目标和精神成长只能留给个人自己。作者认为，德雷谢维奇虽然“严重夸大了精英大学道德衰败的程度”，但至少提醒我们道德教育处在“被遗弃的荒地”。[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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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共和》的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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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共和》是美国声誉卓著的政治与文化意见杂志，在2014年末迎来了创刊一百周年纪念日。11月19日该杂志在华盛顿举办了盛大的庆典活动，前总统克林顿到场致辞，24日推出了“百年纪念专号”，同期还出版了杂志的精选文集《心灵的叛乱》。[40]但在这荣耀的时刻，分裂的暗流已经涌动，最终演变成一场剧烈的“地震”。12月4日，杂志主编富兰克林·弗尔和文化版主编利昂·维塞提尔辞职。次日，三分之二的编辑和特约作者集体辞职。杂志随即宣布暂停出版，直到2015年2月复刊。这场戏剧性的风波在舆论界引起哗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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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共和》事件最直观的解读，是传统媒体在数字化时代遭遇的转型的阵痛，但背后的原因更为错综复杂。《纽约客》刊登长篇特写，作者瑞恩·利扎曾在《新共和》工作九年，详细透露了事变的内幕。[41]《新共和》杂志长久以来一直在经济亏损的状态下运营，到2011年财务上已经完全无法维系。2012年3月，Facebook的共同创始人克里斯·休斯购买了《新共和》的主要股权，成为杂志社的所有者和雇主。当时二十九岁的休斯个人资产高达数亿美元，其行事风格完全是硅谷创业者的做派，这曾令许多资深编辑忧心忡忡。但休斯告白说，他珍视传统和文化品质，并提醒人们他是“在哈佛读过历史和文学的人”。实际上，此后两年间休斯与弗尔的合作相当愉快，许多人认为杂志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休斯也曾在弗尔的生日宴会上表示，他们两人“将会成为智识同伴而步入下一个十年”。令人不安的转变始于2014年夏季，当时休斯的同性婚姻伴侣参加国会议员的竞选，耗费巨资但最终落败。休斯从此开始对杂志的亏损状态越来越焦躁，最终聘请了雅虎前高管盖伊·维德拉担任杂志社的首席执行官。维德拉上任后，宣称要将《新共和》转型为一个“垂直整合的数字媒体公司”，此后的一系列举措严重背离了这份杂志的传统和价值取向，引起了这场“哗变”。事变发生后，休斯深感震惊，也似乎有悔悟之感，但对于大多数员工而言，这已经太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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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城市大学的新闻与政治学教授彼得·贝纳特，曾任《新共和》主编长达七年，他在《大西洋月刊》发表的文章提供了另一种观察视角。他认为，《新共和》的特异之处在于开创了一种特殊的自由主义论述，“在整个20世纪八九十年代，站在民主党精英的右边”，这种立场使它在美国内政外交的公共论辩中发出了无可取代的强劲声音。但近年来美国政治在整体上右转，民主党变成中间派，而共和党的右翼色彩更加极端。于是，《新共和》原有的立场就不再具有可辨识的独特性。贝纳特相信，今天《新共和》留下的空白地带应当属于左翼精英。谁能以具有强劲争辩力的新闻事业来填补这个空间，谁就是《新共和》真正的继承者。[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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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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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eorge Packer, “The Birth of a New Century,” Foreign Policy 209 (November/December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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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dam Garfinkle, “What’s Going On,” The American Interest, Vol. 10, No. 1 (August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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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ark Lilla, “The Truth About Our Libertarian Age: Why the Dogma of Democracy Doesn’t Always Make the World Better,” The New Republic, June 17,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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