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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老左派的交锋：乔姆斯基对垒齐泽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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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姆斯基与齐泽克都是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具有十分相近的政治立场。但两人年龄相差二十一岁，中间隔着老左派与新左派的“代际线”，此前从未有过实际的交往或对话。2013年，这两位好战善辩的左翼斗士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交锋，偶有出言讥讽几近羞辱，引起了大量围观。舆论与公众对这场交锋反应各异，有幸灾乐祸的暗笑，有“亲者痛仇者快”的哀叹，也有严肃的思考，试图透过争论的“观赏性”去发掘其深层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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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缘起于乔姆斯基在2012年底的一次访谈，他在答问中抨击齐泽克、拉康和德里达等时尚理论家使用“华丽的术语”，声称他们不过是“装模作样的江湖骗子”。他表示，自己对这类理论完全不感兴趣，因为在他们的著作中“根本没有什么理论”，找不到“可以推演出结论的原理，在经验上可检测的命题”，也找不到什么东西超出了“能在五分钟内向一个十二岁孩子解释清楚”的水平，并指名道姓地说“齐泽克是此类理论家的极端范例”。[25]2013年6月，这次访谈的视频被公布于YouTube网站，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热烈讨论。一周之后，另一段视频在网上公布，这段视频取自齐泽克7月在伦敦会议上发言的问答部分。齐泽克在表达了对乔姆斯基“深深的敬意”之后，从两方面抨击了后者“政治分析的经验主义”。首先，乔姆斯基本人没有达到自己宣称的经验主义标准，齐泽克甚至说“我还不认识一个人比乔姆斯基在经验上错得更频繁”；其次，经验主义方法本身是有局限的，在列举了乔姆斯基为红色高棉大屠杀背书的例子之后，齐泽克指出，如果离开了意识形态批判，仅仅凭借所谓的经验事实做判断可能会错得离谱。[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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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双方以公开信的方式继续展开辩论。7月21日，乔姆斯基发表题为《妄想家》（Fantasies）的公开信，矢口否认自己当年对柬埔寨的论述有什么经验错误，并认为齐泽克的指控不过是复制了美国政府的宣传论调：着眼于美国的敌人造成的“有价值的牺牲者”，而回避了美国的盟友造成的“无价值的牺牲者”（如东帝汶的受难者）。乔姆斯基坚称，他自己一直投身于揭露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指控他忽视意识形态批判完全是“齐泽克的妄想”。[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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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5日，齐泽克发表了题为《一些困惑的澄清》的长篇回应。[28]他首先澄清自己从不否认经验证据的重要性，并举出自己因为错误引述而道歉的例子，表明自己“对经验事实的尊重”：“一旦我在经验上犯错，我随时准备承认错误。”继而说明自己从未暗示乔姆斯基是[红色高棉]大屠杀的支持者，也举证自己多部作品中对（包括东帝汶的）“无价值的牺牲者”的重视。其次，他批评乔姆斯基没有真正理解“意识形态”这个术语的意思，也未能意识到他自己立场的意识形态背景。实际上，我们无法依据冰冷坚固的事实就能“客观地”分辨（比如）“有价值的”与“无价值的”牺牲者。即便看似最为客观的分析，也总是涉及一系列隐形的偏见、假设和背景过程。乔姆斯基“忽视了意识形态如何运作，也忽视了他对事实带偏见的处理方式的可疑性质，这导致他经常会犯下他指责其对手所犯的错事”。最后，齐泽克分析了乔姆斯基何以会采用“全然蔑视的攻击”的缘由，指出这不是由于政治立场（在这方面彼此的差异极小），而是源自不同的知识类型：“我们之间的冲突……不过是所谓大陆哲学与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之间无尽争斗的一个新篇章。”黑格尔、海德格尔、德里达等都无数次受到过同样的责难：“非理性、空洞的装模作样，玩弄华丽的语词”。乔姆斯基的批判并不鲜见，引人注目的只是他“盲目的残暴”。而齐泽克坚持主张，大陆哲学的传统虽然晦涩，但在其“思想模式的核心有着自身的理性，包括尊重经验数据”。为了把握我们今天的复杂困境，应当借助各种大陆传统——从黑格尔的辩证法到法国的“解构”。但乔姆斯基在处理大陆思想时，他的心智功能是否就像十二岁的孩子一样，“没有能力将严肃的哲学思考区别于空洞的装模作样与玩弄空洞的词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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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哲学教授彼得·汤普森和美国批判理论教授约书亚·克洛弗都对这场交锋作出了评论。汤普森在《卫报》发表的文章，主要辨析了双方分属的不同知识传统，特别是在理解“实在”问题上的形而上学与经验论的分野。[29]而克洛弗刊登在《国家》杂志上的文章聚焦于政治分析，指出乔姆斯基与齐泽克同处于反抗资本主义的阵营中，前者具有无政府主义的反帝倾向，而后者怀抱着“大写的共产主义”，仍然闪烁地向往“中央组织”与政党。但在今天针对“垂而不死”的资本主义的多样化斗争中，他们可能都过时了。反而是那个（在争论中用作羞辱符号的）十二岁孩子所象征的年轻、叛逆、活力和实践能力，才是新政治的希望。[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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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的争议：巴格沃蒂挑战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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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马蒂亚·森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目前任教于哈佛大学；贾格迪什·巴格沃蒂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国际贸易与全球化理论领域的权威学者。他们曾是剑桥大学的同学，也是西方学术界最有影响的两位印度裔经济学家。两人年纪相仿，如今都是约八十岁的年迈之士。他们出现严重的分歧多少有些出人意料，而巴格沃蒂论战的激烈言辞更令人吃惊。争论的核心是关于印度应当采用何种经济政策。[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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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两人先后出版了新著。4月，巴格沃蒂及合作者出版了《增长为什么重要》，副标题是“印度的经济增长何以减少贫困并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经验”。[32]7月，森及合作者的著作面世，书名是《不确定的荣耀：印度及其多种矛盾》。[33]《经济学人》6月29日发表了一篇书评介绍森的新著，文章提及巴格沃蒂的著作，认为他们主张通过劳动力和土地市场的改革来加速增长，从而降低贫困率，并为社会项目创造更多的税收收入。但书评作者认为森的著作想要“走得更远”。[34]这句话令巴格沃蒂颇为不满。他致书《经济学人》（7月13日发表），声称“问题的真相是，森先生只是近来才学会了在表面上支持增长，而长久以来一直指责增长为拜物教”，他从不明确提倡任何支持增长的政策（如贸易开放和外国直接投资），也没有认识到如果缺乏增长，向穷人的再分配是不可行的政策。森一直断言“再分配政策导致了亚洲的迅速增长”，这是本末倒置的没有现实依据的主张。巴格沃蒂认为，“增长使得再分配具有可行性，而不是相反”。[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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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后，《经济学人》刊登了森的回应。他指出，“我一直拒绝回应巴格沃蒂在过去持续的和单方面的攻击，但这一次粗暴的歪曲有必要得到纠正”。森随后列举了他从1960年起的一系列著述，表明自己一直在研究经济增长（“作为手段而非目标”）的重要性。他明确表示，更快的经济增长必须与其他措施相结合：减少文盲、疾病、营养不良和其他贫困问题。这些措施不只是简单的收入再分配。而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早先对教育和卫生的公共支持，这种认识依据了日本、中国、韩国、新加坡和其他许多国家的正面经验，而不是什么本末倒置。[36]此后巴格沃蒂连续发表文章继续批评森，而森则不再予以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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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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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lavoj Žižek, “Mandela’s Socialist Failure” (December 6, 2013), http://opinionator.blogs.nytimes.com/2013/12/06/mandelas-socialist-failure. 三天之后这篇文章以不同的标题发表在《卫报》：Slavoj Žižek, “If Nelson Mandela really had won, he wouldn’t be seen as a universal hero,” The Guardian (December 9,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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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ad South Africa: Cry, the Beloved Country,” Economist (October 20,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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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John Cassidy, “Mandela’s Mixed Economic Legacy,” New Yorker (December 12, 2013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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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ve Fairbanks, “The Dark Spot of Nelson Mandela’s Legacy,” The New Republic (December 9,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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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esmond Tutu, “Why I won’t vote for the ANC,” Prospect Magazine (May 10,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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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ichelle Jones, “Loyalty was Mandela’s weakness: Tutu,” Cape Times (December 6,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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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David Beresford, “Nelson Mandela obituary,” The Guardian (December 5,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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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Bill Keller, “Nelson Mandela, South Africa’s Liberator as Prisoner and President, Dies at 95,”New York Times (December 5,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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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Petitions: A Stand for Democracy in the Digital Age” (December 10, 2013), http://www.change.org/petitions/a-stand-for-democracy-in-the-digital-ag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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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Alan Rusbridger, “The Snowden Leaks and the Public,” New Yorker (November 21, 2013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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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Stephen Sedley, “Beware Kite-Flyers,” 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 35, No. 17 (September 12,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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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Julian Sanchez, “Decoding the Summer of Snowden,” Cato Policy Report (November/December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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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Alan Rusbridger, “The Snowden Leaks and the Public,” New Yorker (November 21, 2013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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