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1879418
新利维坦：国家资本主义的崛起
1701879419
1701879420
“国家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新概念，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的写作。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中，这个术语出现在不同立场和学派的论述中，其含义不尽相同，但大致用来指称由国家主导或积极介入的市场经济实践。1月21日的英国《经济学人》以“特别报告”的醒目方式（包括社论和七篇文章）讨论“国家资本主义的崛起”，引起学界广泛关注。[1]
1701879421
1701879422
国家资本主义有多种变体。在宽泛的意义上，“看得见的手”一直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英国的巨型国家企业东印度公司，以及美国立国时期的关税保护政策都是如此。“在现实中，每一个新兴的政权都依赖国家去启动经济成长，或至少保护脆弱的工业。”在整个20世纪，国家与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各自的相对优势，一直是西方思想界激烈争论的主题。在前七十年，国家主义的支持者引领风向，政府着手编织社会保障网络，最终将经济中的巨型企业部分国有化。而在20世纪的后三十年，自由市场论者获得了复兴。在里根和撒切尔的时代，风靡整个西方的潮流是将国家运营的企业私有化，削弱福利国家。苏联阵营的解体似乎标志着市场自由化潮流的完胜。在新自由主义盛行时期的主流思维中，国家资本主义不是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而只是“过渡性的”或“异常的”特例，要么不可持续，要么不可普遍化。
1701879423
1701879424
但21世纪以来的风潮又发生了转变。尤其是在2007年金融危机之后，从老牌公司“雷曼兄弟”的覆灭，到希腊的财政危机，以及近年来美国失业率的攀升与工人收入的递减……这些严峻的现实都在动摇自由市场必胜的信念。而与此同时，在新兴经济体中，一种试图混合国家力量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实践正在释放巨大的能量。正如《经济学人》编辑艾德里安·伍尔德里奇所言：“伴随着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危机，国家资本主义已经在新兴市场中以一种强有力的新形式崛起。”正是在这个特定的背景下，重新开启的这场讨论有其紧迫的现实感，也包含着对“自由市场神话”的反思维度，并由此引发出新的构想：“国家资本主义是自由资本主义的一个可存活的另类方案”——这是《经济学人》在今年达沃斯论坛组织的一场辩论的主题。
1701879425
1701879426
这篇特别报道的着眼点不是西方老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是“聚焦于中国、俄罗斯和巴西等地新兴的国家资本主义，因为它反映的是未来而不是过去”。新型的国家资本主义可以宣称世界上最成功的大经济体属于自己的阵营（中国三十年来的经济奇迹无疑是最为有力的证据），也可以认领世界上一些最强的公司。全球十三个最大的石油公司（拥有四分之三的世界原油储备）都是国家支持的，而国有企业的成功并不局限于能源领域（沙特的化学公司以及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等都是例证）。中国的国有企业占上市企业市值的80%，这个比例在俄罗斯和巴西分别为62%和38%。在2003至2010年，有政府背景的企业获得了全部外国直接投资的三分之一。在进入“《财富》500强”之列的新兴市场企业中，有三分之二为国有企业。政府向它们提供进入全球市场所需的资源，也可以通过主导兼并来打造全球性的巨型企业。
1701879427
1701879428
虽然在经济崛起的先例（如19世纪70年代的德国和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国家资本主义的要素，但此前的运作“从未达到如此巨大的规模，也从未有过如此精到成熟的手段”。因此，有人用（霍布斯名著中的巨兽）“利维坦”的“升级版”来比喻最近一轮国家资本主义的崛起。
1701879429
1701879430
“新利维坦”较之老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具有明显的优势。首先，它依附的现代国家比传统国家具有更强大的权力；其次，各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经济中更迅速地联合，形成更大的规模优势；最后，其手段更为多样，不只限于国有企业，还包括政府对“国家优胜”的私有企业予以特殊保护和支持，以及新发明的“主权财富基金”等。另外，“新利维坦”已经学会了使用高度专业化的人才（许多是毕业于国际名校的MBA和EMBA）担任经营管理职务，而不再依赖官僚与亲信来施加控制。
1701879431
1701879432
新的国家资本主义能够成功吗？对此，争议还在持续。在达沃斯论坛的辩论中，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教授奥尔多·穆萨基奥力挺他所谓的“利维坦2.0版”。首先，具有强大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中表现得更有弹性和恢复力，避免了严重的经济不景气。其次，在“新利维坦”的体制中，国有企业不仅实现了盈利，而且在全球竞争中获得优势，而政府也意识到可盈利的国有企业会使国家更为强大。最后，“新利维坦”通常的角色是担当国有企业的少数股份持有者，而不是其所有者和管理者，这缓解了原先国有制常见的“代理人难题”（agency problems）。穆萨基奥论证指出，21世纪的国家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杂交形式，能够有力地将企业推向“《财富》500强”的行列。而在另一方，欧亚集团创始人兼总裁、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伊恩·布雷默对此予以反驳。他指出，自由资本主义在历史上遭遇过多次危机，但终究都通过自我纠错和调整而存活下来。国家资本主义不过是其最新的一个“挑战者”，而且这个“挑战者”自身也有着严重的缺陷。国家资本主义不具有自由资本主义的那种“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的自我再生动力，而正是这种机制支持着不断扩张的经济生态系统。此外，这个体制很难激励创新，因而难以在全球的产业链竞争中持续升级。[2]
1701879433
1701879434
早在二十年前，《经济学人》曾在社论（1992年12月26日）中过于草率地宣告了一种“普遍共识”：“作为组织经济生活的方式而言，不存在严肃地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另类替代方案。”对于当下的相关辩论，这篇特别报告表现出一种审慎而犹豫的态度。一方面，它承认国家资本主义正在强劲崛起，并可能成为一个被发展中国家仿效的模式，甚至迫使西方国家以更为积极的国家干预措施来面对新的竞争和挑战。但在另一方面，这篇报告质疑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前景，并列举出这种模式的弊端——强于基础设施建设而弱于自主创新，生产效率低下，自我改革的空间较小。此外，国有企业都有寻租行为的倾向，往往会滋生腐败现象。总的来说，国家资本主义或许适用于现代化的早期起步阶段，但不适用于后期发达阶段，因此并不是未来发展的潮流。
1701879435
1701879436
尼尔·弗格森随后在《外交政策》网站发表评论文章《我们现在都是国家资本主义》[3]。他分析指出，中国的成长对美国形成挑战，但这并不是国家资本主义与市场资本主义这两种模式的竞争。他反驳那种流行的见解——将世界分为“市场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两大阵营，认为这终究是一种无所助益的过分简单化的划分方式。现实情况是，大多数国家都处在两极之间，只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意愿、程度与方式有所不同而已。他用多种数据表明，就政府的花费与支出占GDP的比重而言，欧美国家比中国在经济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只是就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比例而言，中国远高于西方国家。因此，“我们现在都是国家资本主义者”，但其形态千差万别：从新加坡的开明专制，到津巴布韦功能紊乱的暴政，以及丹麦平等主义的“保姆”国家。因此，今天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究竟是要由市场还是由国家来“挂帅”，而是什么样的法律和体制是最佳的，其衡量标准不仅是快速的经济成长，而且同等重要的是，以一种公民视为正当的方式来分配增长的成果。“我们时代的真正竞争不是发生在中国与美国之间，以及处于两者之间的欧洲。相反，是要争取达成正确的平衡——在生成财富的经济制度和规则与分配财富的政治体制之间的平衡。”
1701879437
1701879439
美国衰落论的迷思
1701879440
1701879441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关于美国正在（或已经）走向衰落的言论甚嚣尘上。最近两年间至少有六部有关“衰落论”（declinism）的著作问世。[4]《外交政策》杂志主编苏珊·格拉瑟曾说过，“衰落论”如今是“美国最大的增长性行业”。[5]而在美国历史上，“这个国家最好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之类的论调源远流长，甚至可以追溯到立国时期约翰·亚当斯的言论中。按照约瑟夫·约菲的分析，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已经出现过五波“美国衰落论”的浪潮。[6]第一波源自1957年苏联卫星上天所引发的震撼，美国人感到被苏联甩在后面的危险。第二波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当时美国陷入越战的泥潭，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第三波出现在卡特执政时期，急剧的通货膨胀和美元贬值导致了严重的忧虑。而“衰落论”的第四波始于日本的强劲崛起，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如果我们重读傅高义的畅销书《日本第一》，而将其中的“日本”替换为“中国”，那么“衰落论”就“穿越”到了2012年，出现了第五次回潮。
1701879442
1701879443
那么，美国的衰落究竟是一个现实还是某种“迷思”（myth）？至少奥巴马总统不以为然。他在1月26日的国情咨文演讲中言之凿凿：“若是有任何人告诉你说，美国正处在衰落之中或我们的影响力已经衰退，他们并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但奥巴马知道自己在谈论什么吗？据报道，他的这番言论并非信口开河，而是依据他所阅读的一篇文章《美国衰落论的迷思》，而且奥巴马在演讲当天的下午还在一次非正式会议上对此文做了长时间的讨论。[7]这篇文章出自著名的新保守主义思想家、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根，摘自其新著《美国缔造的世界》，最初发表于2月2日的《新共和》杂志。[8]
1701879444
1701879445
在这篇近万字的文章中，卡根严厉批驳了“美国衰落论”，认为这些说法是基于草率的分析与浮泛的印象，也源自对过去不真实的“怀旧幻觉”，完全经不起严格的检验。他指出，衡量一个国家的相对实力变化并不容易，但还是有一些基本指标可循，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综合国力”：（1）相对于其他强国的经济规模和影响力；（2）与潜在对手相比军事实力的量级；（3）在国际体系中施加政治影响力的程度。以这三项指标来判断，无论是与其他国家的横向比较，还是与自身历史的纵向比较，美国都没有走向衰落。在经济方面，美国占世界GDP的份额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一直保持在大约25%的水平，今天依然如此。在军事上，目前美国的年度国防开支接近六千亿美元，超过其余强国之总和，而且美国军队拥有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也具有最丰富的实战经验。在国际政治中，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虽然饱受非议，但与越战相比还是“成功”一些；在反核扩张与反恐方面，虽然仍然有许多隐患要解决，但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已经获得了明显的进展；在全球范围内，美国与欧洲的盟友关系是牢固的，近几年来在亚洲的联盟已经发展壮大，并改善了与印度的关系。
1701879446
1701879447
评价国家的兴衰还有一个时间跨度的要素。一个大国不会突然无疾而终（大英帝国的衰落发生在几十年的时间尺度之中），用短短几年的证据来判断往往不足为信。在这方面，许多“衰落论者”并没有信誉良好的记录。保罗·肯尼迪在1987年的著作《大国的兴衰》中言称美国正在走向衰落，到了2002年他又宣称，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力量悬殊”是史无前例的，而今天他又开始讨论美国衰落是无可避免的。2004年，法里德·扎卡利亚宣称美国正享有自罗马帝国以来未曾见过的“全方位单极地位”优势，但仅仅四年之后他就以“后美国的世界”以及“其余国家的崛起”为主题来著书立说。难道在短短几年之内，美国相对国力的基础就发生了如此戏剧性的转变吗？卡根的答案是断然否定的。
1701879448
1701879449
在他看来，当下甚嚣尘上的“衰落论”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对于“过去的好时光”的怀旧幻觉。这种幻觉是20世纪90年代特殊时期的产物，当时美国经济状况良好、苏联解体，而中国尚未表现出经济繁荣的可持续性，美国俨然变成“唯一的超级大国”，似乎可以为所欲为。但这从来不是事实，卡根用大量证据表明，综观当代历史，美国的确做出了非凡的成就（包括马歇尔计划、北约联盟、联合国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这塑造了我们今天的世界。但美国也始终遭遇挫折、挑战和失败（从中国倒向苏联到朝鲜战争到冷战时代的核危机再到越南战争），在所谓“软实力”方面也是如此。在战后几十年的许多时刻，美国的道德形象并不令人称道（种族歧视问题，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被暗杀，肯特州立大学的枪击案，以及尼克松“水门事件”等），而在冷战时期许多国家向往苏联而非美国的政治制度。
1701879450
1701879451
“衰落论”盛行的第二个原因是中国的崛起。中国经济总量将在未来某个时候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这意味着美国的经济地位或许会面临严峻的挑战。但是，单纯的经济规模本身并不是衡量国力的唯一标准，否则，中国在19世纪初就应该是世界头号强国（当时它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而不会成为那些欧洲小国的受害者。即使中国的经济总量再次达到这一高峰，但在人均GDP方面仍远远落后于美国和欧洲。今天和将来的中国与昔日的苏联相比无疑要富裕得多，但其地缘战略地位更为困难。中国至少需要几个盟国才有机会将美国逐出其在西太平洋地区的要塞，但目前是美国在这一地区拥有盟国。
1701879452
1701879453
就此而言，美国的历史记录从来都是好坏参半。今天美国的影响力既不在其鼎盛期，也并非处于低谷。在过去两个世纪中，美国发生过许多次严重危机，如废奴运动、南北战争后的重建、19世纪末工业化造成的无序混乱、大萧条期间社会福利的困境，以及冷战初期的困惑与偏执等，其间多次出现政治体制的功能失调，陷入无望的僵局，似乎无法找到解决方案。任何人如果诚实地回顾一下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历的困境——当时的“水门事件”、越战、经济滞胀和能源危机，都会明白目前的困难绝非史无前例。的确，美国当今处在艰难时期，但一次经济衰退，哪怕是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并不一定意味着一个大国开始走向终结。在19世纪90年代、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美国都承受了深重和持久的经济危机。但每一次危机之后，美国都在随后的十年之中出现强劲反弹，最终获得了比危机之前更强有力的地位。20世纪前十年、40年代和80年代都是美国全球实力和影响力的高峰。总之，美国得以安然度过多次危机，并在危机之后比其他国家更为强大和健康，而各个竞争对手则相继出现问题。这种结局或许并不仅仅是偶然的好运气，而是制度使然。那么，期待美国再次转危为安也就并不是盲目的一厢情愿。
1701879454
1701879455
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家约瑟夫·奈在11月号的《外交政策》杂志发表文章，对所谓“衰落论”的专家提出质疑。[9]他指出，“衰落”是一个隐喻，是用有机生命的周期来比附国家，但我们对国家的周期实际上知之甚少。西罗马帝国用了三百年才从鼎盛期走向崩溃。而在美国刚刚独立之后，就有人哀叹英国将会下降到萨拉丁的地位，但此时工业革命正将英国推向最强盛的国家的位置。简单地说，我们并不知道美国现在处在其生命周期的什么阶段。再者，“衰落论”者们可能混淆了周而复始的“循环变化”与无可复返的“真正趋势”，也混淆了“绝对衰落”和“相对衰落”。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美国出现了“绝对衰落”，而“相对衰落”是指领先国家与其余国家之间的差距在缩小，但差距缩小并不意味着美国就失去了领先地位。在这方面，约瑟夫·奈重视中国潜在的挑战，但同时认为中国的发展前景还有许多未知的不确定因素。
1701879456
1701879458
科学与人文的再次交战
1701879459
1701879460
欧洲核子中心（CERN）终于发现了希格斯玻色子（所谓“上帝粒子”）的存在证据，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被《科学》杂志列为2012年度十大科学突破之首。欧洲核子中心主任罗尔夫—迪特尔·霍伊尔在6月《欧洲人》杂志的一次访谈中指出，有必要寻求自然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对话，并正在筹划相关的学术会议。[10]这让人回想起1959年的那篇著名演讲《两种文化》。英国学者、作家斯诺在演讲中指出，许多科学家从未读过莎士比亚的作品，而大多数人文学者甚至无法给出“质量”或“加速度”的确切定义。他哀叹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分裂，认为这是英国教育的一个病症。几年之后，斯诺提出对“第三种文化”的期待，更为乐观地展望两种文化贯通的前景。[11]半个世纪过去了，科学研究的最新突破已经显示出越来越深刻的人文社会相关性，也更为迫切地要求一种交汇融合的视野。然而，两种文化对彼此的傲慢与偏见似乎并未完全消除。
1701879461
1701879462
近年来，科学前沿领域的发展提出了重要的哲学与宗教问题，在两个方面尤为显著。首先，量子力学与宇宙起源的最新研究，再次引发了“上帝是否存在”的古老争论。其次，脑科学与神经科学的新进展，揭示出人类的意识、认知与决定的机制，引起了道德哲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等领域的相关辩论。2012年再度出现了“两种文化”的热烈争议，其中有两部新著的出版与评论尤为值得关注。
1701879463
1701879464
理论物理学家、科普作家劳伦斯·克劳斯的新著《无中生有的宇宙》[12]汇集了他近年来关于天体物理学的一系列讲座内容，讲述了现代宇宙学的发展——从大爆炸到微波背景辐射以及暗能量的发现。这些发展也将物理学带入了此前被认为是专属神学或哲学的争论。他以量子场理论解释整个宇宙如何可能“无中生有”，并加入了无神论对宗教创世论的新一轮批判。以“好斗的无神论者”而著称的牛津大学教授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为此书撰写后记，予以高度评价，甚至将它与《物种起源》相提并论。如果达尔文在人类起源问题上反驳了“神创论”，那么这本书在宇宙学问题上反驳了“创世论”，并最终挫败了“神学家的最后一张王牌”——关于“为什么存在着某种事物而不是空无一物”的诘问。
1701879465
1701879466
这本书很快变成了畅销书，获得了报刊媒体相当大的关注。但《纽约时报》发表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哲学家大卫·阿尔伯特的书评，表达了尖锐的批评意见。他指出，根据相对论量子场理论的标准论述，基本物理粒子包含着相对论量子场，但无从解释这些量子场来自何处（或者为什么世界会由这些量子场组成），因此断言克劳斯所谓的“无物”实际上是“某物”。[13]两位都是拥有理论物理学博士学位的学者，却持有如此相左的观点，让困于现代物理学之晦涩深奥的公众无所适从。《大西洋》月刊网站以《物理学让哲学与宗教都过时了吗？》为题，发表了对克劳斯的长篇访谈。[14]
[
上一页 ]
[ :1.70187941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