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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衰落论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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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关于美国正在（或已经）走向衰落的言论甚嚣尘上。最近两年间至少有六部有关“衰落论”（declinism）的著作问世。[4]《外交政策》杂志主编苏珊·格拉瑟曾说过，“衰落论”如今是“美国最大的增长性行业”。[5]而在美国历史上，“这个国家最好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之类的论调源远流长，甚至可以追溯到立国时期约翰·亚当斯的言论中。按照约瑟夫·约菲的分析，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已经出现过五波“美国衰落论”的浪潮。[6]第一波源自1957年苏联卫星上天所引发的震撼，美国人感到被苏联甩在后面的危险。第二波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当时美国陷入越战的泥潭，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第三波出现在卡特执政时期，急剧的通货膨胀和美元贬值导致了严重的忧虑。而“衰落论”的第四波始于日本的强劲崛起，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如果我们重读傅高义的畅销书《日本第一》，而将其中的“日本”替换为“中国”，那么“衰落论”就“穿越”到了2012年，出现了第五次回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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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美国的衰落究竟是一个现实还是某种“迷思”（myth）？至少奥巴马总统不以为然。他在1月26日的国情咨文演讲中言之凿凿：“若是有任何人告诉你说，美国正处在衰落之中或我们的影响力已经衰退，他们并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但奥巴马知道自己在谈论什么吗？据报道，他的这番言论并非信口开河，而是依据他所阅读的一篇文章《美国衰落论的迷思》，而且奥巴马在演讲当天的下午还在一次非正式会议上对此文做了长时间的讨论。[7]这篇文章出自著名的新保守主义思想家、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根，摘自其新著《美国缔造的世界》，最初发表于2月2日的《新共和》杂志。[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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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近万字的文章中，卡根严厉批驳了“美国衰落论”，认为这些说法是基于草率的分析与浮泛的印象，也源自对过去不真实的“怀旧幻觉”，完全经不起严格的检验。他指出，衡量一个国家的相对实力变化并不容易，但还是有一些基本指标可循，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综合国力”：（1）相对于其他强国的经济规模和影响力；（2）与潜在对手相比军事实力的量级；（3）在国际体系中施加政治影响力的程度。以这三项指标来判断，无论是与其他国家的横向比较，还是与自身历史的纵向比较，美国都没有走向衰落。在经济方面，美国占世界GDP的份额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一直保持在大约25%的水平，今天依然如此。在军事上，目前美国的年度国防开支接近六千亿美元，超过其余强国之总和，而且美国军队拥有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也具有最丰富的实战经验。在国际政治中，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虽然饱受非议，但与越战相比还是“成功”一些；在反核扩张与反恐方面，虽然仍然有许多隐患要解决，但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已经获得了明显的进展；在全球范围内，美国与欧洲的盟友关系是牢固的，近几年来在亚洲的联盟已经发展壮大，并改善了与印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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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国家的兴衰还有一个时间跨度的要素。一个大国不会突然无疾而终（大英帝国的衰落发生在几十年的时间尺度之中），用短短几年的证据来判断往往不足为信。在这方面，许多“衰落论者”并没有信誉良好的记录。保罗·肯尼迪在1987年的著作《大国的兴衰》中言称美国正在走向衰落，到了2002年他又宣称，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力量悬殊”是史无前例的，而今天他又开始讨论美国衰落是无可避免的。2004年，法里德·扎卡利亚宣称美国正享有自罗马帝国以来未曾见过的“全方位单极地位”优势，但仅仅四年之后他就以“后美国的世界”以及“其余国家的崛起”为主题来著书立说。难道在短短几年之内，美国相对国力的基础就发生了如此戏剧性的转变吗？卡根的答案是断然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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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当下甚嚣尘上的“衰落论”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对于“过去的好时光”的怀旧幻觉。这种幻觉是20世纪90年代特殊时期的产物，当时美国经济状况良好、苏联解体，而中国尚未表现出经济繁荣的可持续性，美国俨然变成“唯一的超级大国”，似乎可以为所欲为。但这从来不是事实，卡根用大量证据表明，综观当代历史，美国的确做出了非凡的成就（包括马歇尔计划、北约联盟、联合国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这塑造了我们今天的世界。但美国也始终遭遇挫折、挑战和失败（从中国倒向苏联到朝鲜战争到冷战时代的核危机再到越南战争），在所谓“软实力”方面也是如此。在战后几十年的许多时刻，美国的道德形象并不令人称道（种族歧视问题，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被暗杀，肯特州立大学的枪击案，以及尼克松“水门事件”等），而在冷战时期许多国家向往苏联而非美国的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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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落论”盛行的第二个原因是中国的崛起。中国经济总量将在未来某个时候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这意味着美国的经济地位或许会面临严峻的挑战。但是，单纯的经济规模本身并不是衡量国力的唯一标准，否则，中国在19世纪初就应该是世界头号强国（当时它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而不会成为那些欧洲小国的受害者。即使中国的经济总量再次达到这一高峰，但在人均GDP方面仍远远落后于美国和欧洲。今天和将来的中国与昔日的苏联相比无疑要富裕得多，但其地缘战略地位更为困难。中国至少需要几个盟国才有机会将美国逐出其在西太平洋地区的要塞，但目前是美国在这一地区拥有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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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言，美国的历史记录从来都是好坏参半。今天美国的影响力既不在其鼎盛期，也并非处于低谷。在过去两个世纪中，美国发生过许多次严重危机，如废奴运动、南北战争后的重建、19世纪末工业化造成的无序混乱、大萧条期间社会福利的困境，以及冷战初期的困惑与偏执等，其间多次出现政治体制的功能失调，陷入无望的僵局，似乎无法找到解决方案。任何人如果诚实地回顾一下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历的困境——当时的“水门事件”、越战、经济滞胀和能源危机，都会明白目前的困难绝非史无前例。的确，美国当今处在艰难时期，但一次经济衰退，哪怕是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并不一定意味着一个大国开始走向终结。在19世纪90年代、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美国都承受了深重和持久的经济危机。但每一次危机之后，美国都在随后的十年之中出现强劲反弹，最终获得了比危机之前更强有力的地位。20世纪前十年、40年代和80年代都是美国全球实力和影响力的高峰。总之，美国得以安然度过多次危机，并在危机之后比其他国家更为强大和健康，而各个竞争对手则相继出现问题。这种结局或许并不仅仅是偶然的好运气，而是制度使然。那么，期待美国再次转危为安也就并不是盲目的一厢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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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家约瑟夫·奈在11月号的《外交政策》杂志发表文章，对所谓“衰落论”的专家提出质疑。[9]他指出，“衰落”是一个隐喻，是用有机生命的周期来比附国家，但我们对国家的周期实际上知之甚少。西罗马帝国用了三百年才从鼎盛期走向崩溃。而在美国刚刚独立之后，就有人哀叹英国将会下降到萨拉丁的地位，但此时工业革命正将英国推向最强盛的国家的位置。简单地说，我们并不知道美国现在处在其生命周期的什么阶段。再者，“衰落论”者们可能混淆了周而复始的“循环变化”与无可复返的“真正趋势”，也混淆了“绝对衰落”和“相对衰落”。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美国出现了“绝对衰落”，而“相对衰落”是指领先国家与其余国家之间的差距在缩小，但差距缩小并不意味着美国就失去了领先地位。在这方面，约瑟夫·奈重视中国潜在的挑战，但同时认为中国的发展前景还有许多未知的不确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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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人文的再次交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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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核子中心（CERN）终于发现了希格斯玻色子（所谓“上帝粒子”）的存在证据，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被《科学》杂志列为2012年度十大科学突破之首。欧洲核子中心主任罗尔夫—迪特尔·霍伊尔在6月《欧洲人》杂志的一次访谈中指出，有必要寻求自然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对话，并正在筹划相关的学术会议。[10]这让人回想起1959年的那篇著名演讲《两种文化》。英国学者、作家斯诺在演讲中指出，许多科学家从未读过莎士比亚的作品，而大多数人文学者甚至无法给出“质量”或“加速度”的确切定义。他哀叹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分裂，认为这是英国教育的一个病症。几年之后，斯诺提出对“第三种文化”的期待，更为乐观地展望两种文化贯通的前景。[11]半个世纪过去了，科学研究的最新突破已经显示出越来越深刻的人文社会相关性，也更为迫切地要求一种交汇融合的视野。然而，两种文化对彼此的傲慢与偏见似乎并未完全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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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科学前沿领域的发展提出了重要的哲学与宗教问题，在两个方面尤为显著。首先，量子力学与宇宙起源的最新研究，再次引发了“上帝是否存在”的古老争论。其次，脑科学与神经科学的新进展，揭示出人类的意识、认知与决定的机制，引起了道德哲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等领域的相关辩论。2012年再度出现了“两种文化”的热烈争议，其中有两部新著的出版与评论尤为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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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物理学家、科普作家劳伦斯·克劳斯的新著《无中生有的宇宙》[12]汇集了他近年来关于天体物理学的一系列讲座内容，讲述了现代宇宙学的发展——从大爆炸到微波背景辐射以及暗能量的发现。这些发展也将物理学带入了此前被认为是专属神学或哲学的争论。他以量子场理论解释整个宇宙如何可能“无中生有”，并加入了无神论对宗教创世论的新一轮批判。以“好斗的无神论者”而著称的牛津大学教授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为此书撰写后记，予以高度评价，甚至将它与《物种起源》相提并论。如果达尔文在人类起源问题上反驳了“神创论”，那么这本书在宇宙学问题上反驳了“创世论”，并最终挫败了“神学家的最后一张王牌”——关于“为什么存在着某种事物而不是空无一物”的诘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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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很快变成了畅销书，获得了报刊媒体相当大的关注。但《纽约时报》发表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哲学家大卫·阿尔伯特的书评，表达了尖锐的批评意见。他指出，根据相对论量子场理论的标准论述，基本物理粒子包含着相对论量子场，但无从解释这些量子场来自何处（或者为什么世界会由这些量子场组成），因此断言克劳斯所谓的“无物”实际上是“某物”。[13]两位都是拥有理论物理学博士学位的学者，却持有如此相左的观点，让困于现代物理学之晦涩深奥的公众无所适从。《大西洋》月刊网站以《物理学让哲学与宗教都过时了吗？》为题，发表了对克劳斯的长篇访谈。[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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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斯表现出坚定的“科学主义”立场。他认为物理学最初脱胎于“自然哲学”，此后一直在发展，而哲学两千年来却几乎停滞不前。哲学感到了来自科学的威胁。这很自然，因为每一次物理学的进展，都侵蚀了哲学细心保留的领地。而处境最糟的是所谓“物理哲学”（philosophy of physics）。物理哲学家的作品只被另一些物理哲学家阅读，对物理学完全没有任何影响。他不加掩饰地将阿尔伯特之类的学者蔑称为“低能哲学家”。克劳斯认为，我们正在抵达这样的时刻——“科学可以开始回应古老的哲学或宗教问题”。在他看来，达尔文是比爱因斯坦更伟大的科学家，并坦言道金斯将他的著作与《物种起源》相提并论是故作惊人之语，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有相似之处。在达尔文之前，生命是奇迹所为，而达尔文表明，我们在原则上可以用一些简单的法则来合理解释生命的多样性。虽然我们还不清楚生命的最终起源，但许多研究表明，化学的完全有可能转变为生物的。类似地，现在看来，宇宙也是如此，它不再是充满神迹的设计之物，而是来自一个非常简单的起始——空无一物（no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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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访谈中，克劳斯还辨析了所谓“无物”的确切含义。他嘲讽某些神学家和哲学家开始热衷于“量子真空”（quantum vacuum）之类的术语，他们根本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只是假装他们好像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当我提到‘空无的空间’（empty space），我是在指量子真空，但当我谈论‘无空间’的时候，就根本不能称之为量子真空。”他并不认为物理学已经确切证明了“某物”可以源自“无物”，而只是表明引发“无中生有”的物理机制何以可能。“我们并不知道某物如何来自无物，但我们确实知道它可能发生的某些似乎合理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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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部引起争议的著作是《心灵与宇宙》，作者是当代西方最负盛名的哲学家之一托马斯·内格尔。这本书的副标题透露了其核心论点——“为什么唯物论的新达尔文的自然观念几乎肯定是错的”。[15]作者内格尔反对科学的化约论和自然主义哲学的倾向，否认人的“意识、意图、意义、目的、思想与价值”最终都能依照（被各种科学所描述的）自然过程来解释。在他看来，将生命的出现理解为一系列（遵从自然选择机制的）偶然事件的结果，“公然违背了我们的常识”。进化论生物学的唯物论版本无法解释心灵与意识的存在，至少是不完整的。心灵是自然的一个基本的不可化约的方面，而任何不能解释心灵的自然主义哲学在根本上是存在误导性的。虽然内格尔并不持有倾向宗教的立场（他坦承自己是无神论者），也并不同意神学的“智能设计”（intelligent design）理论，但他认为智能设计学派提出了值得关注的质疑。内格尔主张，应当在唯物论或机械论的视野之外“发展出竞争性的替代性观念”，其取向是某种“新目的论”——世界是有目的或有意图的。他并没有给出“新目的论”哲学的图景，而是将问题留给未来的“创造性的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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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格尔的观点引发了一系列争论。最为尖锐（甚至尖刻）的批评意见来自两位中生代的哲学教授，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的布莱恩·雷特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迈克尔·韦斯伯格，这些意见发表于《国家》杂志。[16]他们认为，内格尔的整个论证是不足为信的。首先，内格尔对物理学化约论的攻击是堂吉诃德式的批评，因为实际上没有任何严肃的哲学与科学的工作试图将一切都化约为物理学定律（心理学并不能化约为生物学，生物学也不能化约为化学，而化学也不能化约为物理学），而进化论生物学也并不依赖于化约主义的唯物论。其次，依据“常识”来反驳自然主义是站不住脚的。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似乎违背我们最显而易见的常识观念（“地球是平的”以及“太阳绕地球旋转”），但这并不构成驳斥它的理由。再次，内格尔声称自然选择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我们会接受“道德客观真理”，但无论在哲学家还是普通民众当中，道德实在论都是一个有争议的观点，而并非自明的“常识”。最后，内格尔相信，进化论无法解释人类掌握逻辑与数学的能力，评论者认为这是一个更有力的质疑，但完全可能通过不同于内格尔的路径来解释。总体来说，他们认为《心灵与宇宙》是一部失败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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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康星大学资深科学哲学家艾略特·索伯在《波士顿评论》上发表长篇书评，其中分享了雷特和韦斯伯格的某些批评，但对内格尔有更为同情的理解。[17]这些辩论仍然在持续，因为触及西方文化久远的争论，以及宗教与无神论之争这一敏感神经，几乎没有可能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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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危机的政治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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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华盛顿曾在致拉斐特侯爵的一封信中写道：“总有一天，依据美利坚合众国的模式，一个欧洲合众国将会出现。”两百多年之后欧盟诞生了，但这并不是华盛顿所想象的“合众国”。欧盟是一个“货币联盟”而非“政治联盟”，甚至不是一个“财政联盟”（fiscal union）。最近，西方一些著名学者不约而同地开始探究欧盟危机的政治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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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新共和》上发表文章指出，统一的欧洲是个久远的梦想，但在漫长的年代里最重要的关切是和平与善意，并由此逐渐形成一个政治整合，甚至到20世纪40年代初《米兰宣言》发表时仍然如此。金融合作压倒政治统一是晚近的发展趋势，这个次序的颠倒对于理解目前欧洲的经济危机至关重要。许多人主张，首先以欧洲货币的统一作为“起步”，再由此走向统一的欧洲。森认为这种主张实际上将欧洲推向了不利于统一的方向。欧盟也没有实现民主治理，紧缩政策如果只是通过法令来执行，就是对公众的藐视。欧洲经济强国与金融界领袖制定的某些政策完全不合时宜，即便政策是完全正确的、适时的，也仍然需要通过民主程序获得合法性。民主是“由讨论来治理”，必须服从公共讨论和说服的过程，也必须理解社会保障的必要性，避免造成严重的社会剥夺。但欧洲政治家缺乏敏锐的“政治实践性”，他们不懂得民众的声音可以被暂时压制，但无法在各国的定期选举中剥夺他们的选票。于是，各国在职政府在执行金融强国的指令时，会受到来自本国公民的压力（备受欧盟领导人赞誉的意大利总理蒙蒂最近突然宣布辞职，这似乎印证了森的看法）。在经济政策方面，森认为目前的各种救助方案，即便成功，也只是着眼于欧元的短期生存，而没有考虑长期的“可存活”问题，根源在于共同货币造成的兑换率固定。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如美国这样的）政治性联邦国家来解决，但欧盟目前不具备这个结构。他认为，核心的问题是欧洲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欧洲应该立足于亚当·斯密的两个目标，以经济效率推进财富增长，以提供公共服务实现社会正义——这两个目标需要兼顾平衡而不可偏废一方。目前的紧缩方案并不是一个解决经济危机的良好方案，也完全缺乏社会与政治的远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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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著名欧洲历史学家蒂莫西·加顿艾什表达了相近的看法。他在《外交事务》上发表《欧洲的危机》一文，探讨“欧盟当初如何结合在一起，如今又为何陷入分裂”。[19]欧洲一体化最重要的动力来自人们对世界大战和冷战威胁的记忆，以及“永远不要再来”的心愿。政治精英与民众都对此具有深刻的共识。德国是一体化最积极的推动者，“因为他们以前曾是最坏的欧洲人，现在他们要变成最好的”。当时的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构想过一个更全面的欧洲共同体（类似于东西德国的统一），是一个财政联盟和政治联盟所支持的货币联盟，由此可以控制公共开支，协调不同国家的经济政策，以及获得更直接的政治合法性。他在1991年的演讲中还指出，历史告诉我们“没有政治的联盟却要期望能长期维持经济与货币联盟是荒谬的”。但法国的意图与此不同，密特朗希望能对德国货币有所控制，但又不想让德国有能力影响法国的预算。当时也的确讨论过财政联盟的问题，设定了所谓“趋同标准”（convergence criteria），要求公债低于GDP的60%，赤字低于3%。但这个标准从来没有真正的约束力。这样的“经济与货币联盟”虽然有统一市场，但因为欧洲各国的经济差异，又缺乏美国各州之间那样的劳动力流动和财政转移水平，很容易受到经济学家所说的“非对称冲击”（asymmetric shocks）。而欧洲的民主政治仍然局限在各个民族国家内部，没有出现更大的欧洲公共领域。这就形成了欧洲政治的“罗生门”状况：一个政策或事件会在二十七个成员国的领导人（以二十三种不同的语言）之间出现不同解释，还有欧盟官方自己的解释。以这种方式来治理一个有五亿人口的欧洲大陆，是混乱而奇怪的。在各国政策、欧盟政策和全球市场的三角关系结构中，欧盟陷入了功能紊乱。加顿艾什最后指出，欧洲的危机有各种可能的前景。最悲观的情景是欧元区的彻底解体，但欧洲仍然存在，甚至欧盟仍然存在，可以从头再来。第二种情况是继续应付过去，但长期的隐患仍然挥之不去。最乐观的可能是系统性地巩固欧盟，形成真正的财政与政治联盟。但这要求一个还未出现的“欧洲公民”的认同与支持。当下的危机正在检验欧洲一体化之父让·莫内（Jean Monnet）的说法，“危机是最伟大的联合者”——这被称为“莫内方法”，即“一个激化欧洲各国之间差异的危机，是推进进一步联合的最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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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进一步的政治联合依赖于新的欧洲认同，但“欧洲公民”是一个神话吗？最近哈贝马斯在接受福山的访谈中，坚持主张一种双重性的欧洲公民身份——既忠实于各自所属的国家，又认同作为整体的欧洲，而建立这种认同的关键在于欧盟的民主政治的发展。[20]《新左派评论》发表了三位学者的文章，对佩里·安德森的近著《新的旧世界》（New Old World）展开讨论。安德森在回应中严厉批评哈贝马斯陶醉于自己的声望而看不到欧盟危机的根源所在。他认为，目前的欧盟对其根本使命模糊不清也缺乏自信，它屈从于美国的意志，过于关注经济，在地域上又急于扩张，实际上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一个大市场，这背离了欧盟最初的政治与道德构想。[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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