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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危机的政治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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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华盛顿曾在致拉斐特侯爵的一封信中写道：“总有一天，依据美利坚合众国的模式，一个欧洲合众国将会出现。”两百多年之后欧盟诞生了，但这并不是华盛顿所想象的“合众国”。欧盟是一个“货币联盟”而非“政治联盟”，甚至不是一个“财政联盟”（fiscal union）。最近，西方一些著名学者不约而同地开始探究欧盟危机的政治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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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新共和》上发表文章指出，统一的欧洲是个久远的梦想，但在漫长的年代里最重要的关切是和平与善意，并由此逐渐形成一个政治整合，甚至到20世纪40年代初《米兰宣言》发表时仍然如此。金融合作压倒政治统一是晚近的发展趋势，这个次序的颠倒对于理解目前欧洲的经济危机至关重要。许多人主张，首先以欧洲货币的统一作为“起步”，再由此走向统一的欧洲。森认为这种主张实际上将欧洲推向了不利于统一的方向。欧盟也没有实现民主治理，紧缩政策如果只是通过法令来执行，就是对公众的藐视。欧洲经济强国与金融界领袖制定的某些政策完全不合时宜，即便政策是完全正确的、适时的，也仍然需要通过民主程序获得合法性。民主是“由讨论来治理”，必须服从公共讨论和说服的过程，也必须理解社会保障的必要性，避免造成严重的社会剥夺。但欧洲政治家缺乏敏锐的“政治实践性”，他们不懂得民众的声音可以被暂时压制，但无法在各国的定期选举中剥夺他们的选票。于是，各国在职政府在执行金融强国的指令时，会受到来自本国公民的压力（备受欧盟领导人赞誉的意大利总理蒙蒂最近突然宣布辞职，这似乎印证了森的看法）。在经济政策方面，森认为目前的各种救助方案，即便成功，也只是着眼于欧元的短期生存，而没有考虑长期的“可存活”问题，根源在于共同货币造成的兑换率固定。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如美国这样的）政治性联邦国家来解决，但欧盟目前不具备这个结构。他认为，核心的问题是欧洲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欧洲应该立足于亚当·斯密的两个目标，以经济效率推进财富增长，以提供公共服务实现社会正义——这两个目标需要兼顾平衡而不可偏废一方。目前的紧缩方案并不是一个解决经济危机的良好方案，也完全缺乏社会与政治的远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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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著名欧洲历史学家蒂莫西·加顿艾什表达了相近的看法。他在《外交事务》上发表《欧洲的危机》一文，探讨“欧盟当初如何结合在一起，如今又为何陷入分裂”。[19]欧洲一体化最重要的动力来自人们对世界大战和冷战威胁的记忆，以及“永远不要再来”的心愿。政治精英与民众都对此具有深刻的共识。德国是一体化最积极的推动者，“因为他们以前曾是最坏的欧洲人，现在他们要变成最好的”。当时的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构想过一个更全面的欧洲共同体（类似于东西德国的统一），是一个财政联盟和政治联盟所支持的货币联盟，由此可以控制公共开支，协调不同国家的经济政策，以及获得更直接的政治合法性。他在1991年的演讲中还指出，历史告诉我们“没有政治的联盟却要期望能长期维持经济与货币联盟是荒谬的”。但法国的意图与此不同，密特朗希望能对德国货币有所控制，但又不想让德国有能力影响法国的预算。当时也的确讨论过财政联盟的问题，设定了所谓“趋同标准”（convergence criteria），要求公债低于GDP的60%，赤字低于3%。但这个标准从来没有真正的约束力。这样的“经济与货币联盟”虽然有统一市场，但因为欧洲各国的经济差异，又缺乏美国各州之间那样的劳动力流动和财政转移水平，很容易受到经济学家所说的“非对称冲击”（asymmetric shocks）。而欧洲的民主政治仍然局限在各个民族国家内部，没有出现更大的欧洲公共领域。这就形成了欧洲政治的“罗生门”状况：一个政策或事件会在二十七个成员国的领导人（以二十三种不同的语言）之间出现不同解释，还有欧盟官方自己的解释。以这种方式来治理一个有五亿人口的欧洲大陆，是混乱而奇怪的。在各国政策、欧盟政策和全球市场的三角关系结构中，欧盟陷入了功能紊乱。加顿艾什最后指出，欧洲的危机有各种可能的前景。最悲观的情景是欧元区的彻底解体，但欧洲仍然存在，甚至欧盟仍然存在，可以从头再来。第二种情况是继续应付过去，但长期的隐患仍然挥之不去。最乐观的可能是系统性地巩固欧盟，形成真正的财政与政治联盟。但这要求一个还未出现的“欧洲公民”的认同与支持。当下的危机正在检验欧洲一体化之父让·莫内（Jean Monnet）的说法，“危机是最伟大的联合者”——这被称为“莫内方法”，即“一个激化欧洲各国之间差异的危机，是推进进一步联合的最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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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进一步的政治联合依赖于新的欧洲认同，但“欧洲公民”是一个神话吗？最近哈贝马斯在接受福山的访谈中，坚持主张一种双重性的欧洲公民身份——既忠实于各自所属的国家，又认同作为整体的欧洲，而建立这种认同的关键在于欧盟的民主政治的发展。[20]《新左派评论》发表了三位学者的文章，对佩里·安德森的近著《新的旧世界》（New Old World）展开讨论。安德森在回应中严厉批评哈贝马斯陶醉于自己的声望而看不到欧盟危机的根源所在。他认为，目前的欧盟对其根本使命模糊不清也缺乏自信，它屈从于美国的意志，过于关注经济，在地域上又急于扩张，实际上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一个大市场，这背离了欧盟最初的政治与道德构想。[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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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尔·弗格森撰文警告说，欧洲正在形成新的法西斯主义。德国人对国家统一的积极感受促使他们在二十年前为德国整合而牺牲奉献，但这种感受在欧洲不同国家之间并不存在。缺乏政治联盟和财政联盟的配合支持，欧元区的经济危机很容易延伸为政治分歧。愤怒与挫折感在欧元区不同国家之间造成了紧张，也促成了极端政治的生长。敌视移民的现象发生在欧洲许多国家，希腊的极右翼政党“金色黎明”不只是排外，而且是仇恨欧洲的，但它有可能成为议会中的第三大党。他认为，民粹主义是对金融危机的一种常见的政治回应，在美国也出现了右翼的茶党和左翼的占领运动，但欧洲的民粹主义采取了更为有害的形式。[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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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再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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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世界的每一次危机都会激发左翼政治运动再度活跃。“马克思主义的幽灵”又一次在欧洲徘徊。年初，左翼人士发起“共建参与性社会的国际组织”（IOPS），旨在建立全球性的网络，为“一个新的更公正的世界”而推动积极的社会运动。乔姆斯基等四十多位著名左翼知识分子和活动家出任IOPS的“过渡咨询委员会”成员，他们联署发表了一份《给所有寻求一个新的更好的世界的人们的公开信》，呼吁世界各地的人们加入这一组织。[23]据英国《卫报》报道，7月初，伦敦举办了历时五天的“马克思2012”思想节，吸引了众多的年轻人参与。组织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分析资本主义危机的工具，而当下我们正处在这样的危机之中，这是人们恢复对马克思的热忱的原因。近年来，《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畅销。当代左翼思想家的作品，如阿兰·巴迪欧的《共产主义的假设》和特里·伊格尔顿的《为什么马克思是对的》等著作也相当引人注目。巴迪欧认为，共产主义思想有望重整旗鼓进入第三次高潮。而伊格尔顿试图借此复兴之际纠正各种流传已久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和偏见。[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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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格尔顿在《牛津评论》发表的访谈中指出，马克思钦佩资本主义的活力，它能迅速地积累如此多的物质、精神和文化的财富，但它无法在造就这一切的同时避免产生不平等的矛盾，希腊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十年前几乎不能想象，在资本主义之外还有什么别的选择。而今天，更多现实政治的选项将会打开，“但这并不是通过左翼的任何英雄努力，而是（反讽地）通过资本主义自身的逻辑”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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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及未来的革命前景时，他指出“过度估计这个体制力量的衰败总是草率的”。我们还不知道希腊的这种愤怒情绪是否会蔓延到整个欧洲。“在我看来，人们只有在认定目前的体制破败到无可修复的时候，才会走向一种激进的替代方案。”[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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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泛意义上的左翼并不是一个同质化的政治阵营。英国社会民主派的政治理论家艾伦·约翰逊在《世界事务》发表文章，题为《新共产主义：乌托邦妄想的复苏》，尖锐批评齐泽克和巴迪欧等激进左翼思想家，称他们的主张是一种“新形式的左翼极权主义”。只有他们才坚持主张“当代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是系统性的、环环相扣的，无法顺应立法改革，因此要求‘革命性的’解决方案”。但他们拒绝探索过去的历史性失败的根源，也从不坦率承认他们对于如何着手未来几乎毫无想法。在欧洲社会主义民主陷入困境的背景中，在自我厌恶的智识文化中，这种激进的论述有蛊惑人心的作用。[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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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去世的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教授在《共产党宣言》新英文版的导言中指出，如果出现一种“后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是苏联时代“那种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模式，但它必须涉及在全球范围内从私人占有向社会管理的转变。至于它会采用什么样的形态，又在多大程度上能体现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价值，“将取决于导致这种变迁的政治行动”。[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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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国家失败的新著引起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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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出版的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获得了不同寻常的反响。六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从四十年前获奖的肯尼斯·阿罗到两年前获奖的彼得·戴蒙德）给予高度赞誉，尼尔·弗格森、福山等著名学者联合推荐。出版后两个月之内就有几十篇书评刊登于欧美报刊，最终进入《金融时报》《华盛顿邮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经济学人》等评选的年度最佳书籍之列。这本书题为《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与贫穷的起源》[28]，作者是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和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詹姆斯·罗宾逊。他们都是不到五十岁的“中生代”学者，但已经在专业领域中颇负盛名，尤其是祖籍为土耳其的阿西莫格鲁，被认为是“当今经济学的天才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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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著作致力于探讨发展领域的一个重大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繁荣富足而另一些国家贫穷落后？作者反驳了地理资源决定论、文化决定论和“无知论”的假设，以大量历史（从罗马帝国以降）与现代国家为例，通过对比分析论证发现，首要原因是政治体制（institutions）的差异。但作者并不是在重弹“制度决定论”的老调，否则不可能引起如此热烈的反响。他们的理论框架包括一对范畴，即“容纳型”体制和“掠取型”体制。“容纳型”（inclusive）体制促使广泛的社会成员参与政治并分享经济财富，而“掠取型”（extractive）体制导致统治精英同时垄断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本（这是人为“设计”的产物，也不会发生自然转变）。两种体制的差异会严重影响一个国家的兴衰，尤其是其长期发展的命运。这部五百多页的著作几乎没使用（作者格外擅长的）艰深的专业术语和理论，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但同时保持了高度的学术严谨，其原创性贡献和诸多洞见无法在有限的篇幅内被面面俱到地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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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获得普遍赞誉的同时，这本书也受到少数质疑，其中著名学者福山和杰弗里·萨克斯的批评格外引人注目，但都遭到了作者强烈而有力的反驳与回应。福山在《美国利益》网站的博客上发文。首先，他表示很赞赏这本书以新的论证来支持体制以及政治行动者的重要作用，不过同时他又暗示作者的论点基本无异于道格拉斯·诺斯等人多年前的研究。其次，他批评“容纳型”与“掠取型”的二分范畴过于简单和极端。最后，他还认为这种理论难以解释个别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29]两位作者在回应中指出，首先，他们的理论强调制度的政治首要性和人为设计要素，而诺斯等人的工作侧重于经济与社会因素，这是最重要的区别。况且诺斯等人在论及政治变迁时恰恰明确地援引了“我们过去的研究”。其次，极端的二分概念是作者有意为之，他们在书中言明，大多数国家都处于两者之间的“灰色地带”，但始于“黑白分明”的案例分析最有助益，后来的大多数篇幅都在处理从“掠取型”到“容纳型”逐步转变的程度。最后，就一些国家的案例而言，他们在书中已经论述，它们的经济起飞始于从“掠取型”体制向（虽不充分的）“容纳型”体制的转变。而国家可以在“掠取型制度下增长”恰恰是“我们理论的一部分”，只是这种增长难以持续。[30]而对于萨克斯的长篇批评[31]，两位作者逐条予以反驳，认为这些批评要么失之空泛，要么无的放矢，因而都是“轻率之言”。[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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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he Economist, Vol. 402, No. 8768 (January 21, 2012). 这篇特别报告，除社论文章“The Rise of State Capitalism” (p. 11)之外，还包括七篇文章：“The Visible Hand” (p. 3), “Something Old, Something New” (p. 5), “New Masters of the Universe; State Capitalism’s Global Reach” (p. 6), “Theme and Variations; A Choice of Models” (p. 9), “Mixed Bag; Pros and Cons” (p. 13),“The World in Their Hands; Going Abroad” (p. 15), “And the Winner Is…; The Long View” (p. 17)。本文这一节没有另外注明的引文和资料均取自这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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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tate Capitalism,” Economist Debates, January 24, 2012 (http://www.economist.com/debate/days/view/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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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Niall Ferguson, “We’re All State Capitalists Now,” Foreign Policy, February 9, 2012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2/02/09/we_re_all_state_capitalists_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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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这六部著作包括Patrick J. Buchanan, Suicide of a Superpower (2011); Thomas L. Friedman and Michael Mandelbaum, That Used to Be Us (2011); Mark R. Levin, Ameritopia (2012); Edward Luce, Time to Start Thinking (2012); Timothy Noah, The Great Divergence (2012); Charles Murray, Coming Apart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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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usan Glasser, America’s Biggest Growth Industry: Declinism, October 17, 2011 (http://blogs.reuters.com/susanglasser/2011/10/17/americas-biggest-growth-industry-decli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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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Josef Joffe, “Declinism’s Fifth Wave,” The American Interest, January/February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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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见《新共和》杂志网站的编者按：http://www.tnr.com/article/politics/magazine/99521/america-world-power-decli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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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Robert Kagan, The World America Made (Knopf, 2012); Robert Kagan, “Not Fade Away: The Myth of American Decline,” The New Republic, February 2,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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