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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波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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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骚乱之初，几乎无人预见这会在周边地区引发连锁反应。毕竟，突尼斯社会太过“西方化”，缺乏阿拉伯国家的典型特征。欧美的中东问题专家们谨慎告诫“埃及不是突尼斯”，然后“利比亚不是埃及”。这一切都似曾相识。1989年讨论东欧变局问题，也有专家适时提醒“X不是Y”。森林中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但所有的树叶仍然是树叶，更为困难的判断是哪些树叶在何种条件下可以被归为同类。每一个旧制度的解体都有其自身的历史与社会原因，影响着政治转变的进程，也可能导致相当不同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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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曾描述了一个长达二十年之久的世界性民主化浪潮——从20世纪70年代的南欧到1989/1991年的东欧剧变。在此期间“民主政体”从四十多个增加到一百多个，他称之为民主化的“第三波”。随着北非与西亚地区民众抗议的蔓延与升级，“阿拉伯之春”开始作为一个总体趋势被人讨论，关于“第四波”（The Fourth Wave）的想象不再匪夷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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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福山再度成为引人注目的评论者。早在克林顿和小布什执政时期，他就向当局告诫，民主化浪潮将会波及西亚地区。当时他的预言似乎是无稽之谈，直到2011年。[1]在多篇文章与访谈中，福山批评了单纯从文化特殊性或经济发展水平来把握政治变化的理论，强调民众“政治意识”的重要性。他指出，西亚地区完全没有受到第三波民主化的冲击，这一事实使很多人相信“文化特殊论”——认为阿拉伯文化的某种特性与民主相抵触。就发展水平而言，突尼斯和埃及的表现相当出色（联合国汇编的资料表明，在过去二十年间这两个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增长了30%左右），但民众抗议仍然爆发了。福山认为，亨廷顿在《变动中的政治秩序》（而不是他的《文明的冲突》）中提出的理论更有解释力。抗议运动的主要力量不是来自最穷苦的阶层，而是来自受到教育的中产阶级，觉醒的政治意识使他们无法继续忍受“缺乏政治和经济机会所造成的挫折感”，在他们的政治参与要求与体制压制的政治机会之间出现了严重的裂痕。正是这种裂痕促发抗议运动。在他看来，突尼斯和埃及的趋势再次应验了亨廷顿的“现代化的逻辑”。但与此同时，他对“阿拉伯之春”前景的判断比热衷鼓吹“第四波”的传媒人士更为谨慎。他在访谈中指出，“体制建设不会在一夜之间完成”。在有些国家中，旧制度的崩溃可能会导致部落战争。福山表示，“我不认为在短期内这会导向稳定的民主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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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里·戴蒙德教授对此也有类似的看法。5月他在《外交事务》的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讨论“‘阿拉伯之春’以后的民主”（副标题），而标题却是疑问式的《第四波还是虚假的开端吗？》。[3]文章着重分析抗议运动与民主转型之间的多种可能关系，指出“阿拉伯之春”可能会在“冻结”与“融化”之间反复交替，因此“这个动荡时期不会短暂，也不会干净简洁地划定其范围边界”。在今后数年中会有曲折而绵延的斗争，从而最终确定阿拉伯世界未来的政治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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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西方左翼学者（包括乔姆斯基、齐泽克、萨米尔·阿明和佩里·安德森等）高度重视北非与西亚地区的动荡局势。但与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学者不同，他们更为关注民主化进程对抵抗西方帝国主义的作用。左翼的政治目标是双重的，即反独裁与反殖民。他们认为，只有当民主事业与民族独立紧密结合，阿拉伯世界才有真正独立和自由的政治前景。因此，他们更为关注目前的民众抗议是否会按照左翼所期望的方向发展。在左翼学者看来，阿拉伯地区的独裁统治是西方霸权扶植、支持或默许的。对于这个地区的国家政权，美国及其西方盟友首先考虑的问题不是民主或独裁，而是这个政权是否会和西方合作。西方精英集团对外国民主运动的支持是有先决条件的——要服从于其全球战略利益。乔姆斯基说，华盛顿及其盟友的原则是“民主只有在遵从其战略与经济的目标时才是可以接受的——在敌人的领地（搞民主）很不错，不过请别在我们家的后院搞，除非它能被适当地驯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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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解释利比亚呢？卡扎菲曾经是西方的敌人，但近年来已经向西方低头示好（他在写信给奥巴马时甚至亲密地称后者为“我的孩子”）。为什么欧美要以实质性的军事干涉来支持前途未卜的利比亚反对派？保留卡扎菲这个独裁的盟友不是更有利于西方的经济与战略利益吗？可以想象，假如西方国家在利比亚的动荡中支持卡扎菲，西方左派同样会给出有力的（可能更有力的）解释。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吊诡的问题，才会出现法国两位著名左翼理论家的分歧。当《解放报》刊登了让—吕克·南希支持西方干涉利比亚的文章[5]时，阿兰·巴迪欧公开表示“震惊与遗憾”并强调，“我们必须揭示，西方轰炸者和士兵的真正攻击目标绝对不是卑鄙的卡扎菲，他原本是那些人的代理人，那些人现在要除掉他，因为他妨碍了他们的更高利益”。[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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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反政府抗议虽然表现出明确的民主诉求，但反帝反殖民的声音仍然微弱而含混，这正是左翼学者的忧虑所在。阿明在分析埃及局势的文章中指出，有三种活跃力量构成了民众运动，即“重新政治化”的青年、激进左派和民主中产阶级。前两种力量呼唤反帝的、社会的民主革命，而中产阶级以民主为唯一目的，并不反对资本主义“市场”机制和埃及对美国的依附关系。阿明认为，目前的“阿拉伯之春”处于各种力量纷争的复杂格局中，具有多种可能的走向，但仍然有希望“载入社会主义的发展蓝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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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森在《新左派评论》上发表的文章表现出更为精到的见解。他分析指出，西亚和北非地区一方面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长期控制，另一方面在去殖民化进程中未能发展出民主政治，反而形成了强人独裁的暴政。这两个特征是有关联的，但彼此并非简单的相互衍生。美国及其盟友在这个地区具有重要的利益（石油资源和保护以色列），需要形成有效的控制。在原则上，西方更愿意与其他国家的民主派而不是独裁者打交道，只要民主派能同样遵从西方的霸权地位。西方可以既支持民主势力又保持控制，这在许多新兴的民主国家并不困难，但这一方式在西亚和北非地区却行不通，因为这些地区长期受到帝国主义的欺凌，民主的胜利最终会生成强劲的反帝力量。眼下反政府示威抗议的主要诉求是在政治上铲除暴政。“起义的动力已经是清晰明确的，他们的目标在最经典的意义上是纯粹政治性的：自由。”但社会平等的诉求还不够清晰，民族独立自主的要求仍然沉寂。安德森认为，这是专制造成的“意识形态蜕化”的结果。但政治自由应当与社会平等结合起来，否则动乱很容易演变成旧秩序的“议会化”。而他也不相信，在这个帝国主义最明显的地区，反帝的声音会一直沉寂。这反映出安德森的期望，社会主义和反帝民族主义最终应当在阿拉伯世界再度复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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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运动：另一种民主化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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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抗争的目标不仅仅限于反对独裁专制政权，而是针对一切压制与排斥的社会政治机制。“阿拉伯之春”的风暴在秋天波及纽约。从2011年9月开始，“占领华尔街”的抗议运动以燎原之势席卷全球。而在此前，法国和西班牙已经开始了类似的占领抗议，英国伦敦发生了街头骚乱。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与贫富悬殊的现实使一大批年轻人感到前途黯淡，充满挫折与不满。共同的愤怒终于通过新传播手段找到了集结的契机，汇成抗议的洪流，矛头首先指向贪婪的金融寡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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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著名学者和知识分子纷纷伸出援手，或亲临抗议现场发表演讲，或在公共媒体上撰写文章。[9]他们分享的一个共同观点是，金融腐败不只关涉经济政策，在根本上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标志着西方民主制度的困境甚至危机。普林斯顿大学科尔内尔·韦斯特教授在演讲中呼吁：“不可能将解决华尔街的贪婪问题转换为提出一两个具体要求。我们现在要谈的是一种民主的觉醒。”[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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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曾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在占领运动中相当活跃。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说：“在我们这个民主国家中，1%的人拿走了四分之一的国民收入——这甚至是富有者也终将会后悔的不平等。”他将林肯的名句“民有、民治、民享”改成“1%有、1%治、1%享”，并将其用作文章的标题，犀利地揭示出当下的现实何等严重地背离了美国的民主理想。[11]他在10月的现场演讲中指出：在目前的金融体制中“损失是社会化的，而收益是私有化的。这不是资本主义，这不是市场经济，这是一种扭曲的经济。如果我们继续如此，我们不会实现经济增长，也不会创造出一个公正的社会”。[12]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连续发表两篇文章，反驳极端保守势力对占领运动的攻击。他以经济数据为证表明，抗议者的愤怒是正当的，针对的目标是正确的。金融寡头没有为他们贪婪与欺诈的后果承担责任，反而利用他们的特权将金融危机的代价转嫁给普通纳税人。奥巴马出台的监管方案已经过于温和，却仍然遭到华尔街巨头的抱怨。现在民主党有了第二次机会重新来过。许多人批评抗议者缺乏具体的政策目标，他同意这方面需要改善，但认为抗议者的基本诉求是明确的，填充细节的工作应该由政治家和政策专家来承担。[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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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学者在占领运动中看到更为激进的变革可能。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发表文章指出：“针对公司贪婪和经济不平等的愤怒是真实而深刻的。但同样重要的是，这场抗议是针对政治代表制的缺乏或失败……如果民主（那种我们一直被赋予的民主）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步履蹒跚，无力主张大众的意愿和利益，那么现在可能就到了这样的时刻——认定这种形式的民主已经老旧过时了”。[14]他们在抗议运动中看到一种新颖的民主斗争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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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泽克的演讲犀利而雄辩：他没有宣称自己是一个列宁主义者，而是自称真正的民主派，但他所诉诸的民主不是资本主义的民主。他宣称，这个世界上最强劲的资本主义发生在一个没有民主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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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泽克说：“这意味着当你们批判资本主义的时候，不要让自己被人讹诈说你们反对民主。民主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联姻已经过去了。变革是可能的。”以民主来反对资本主义是一个吸引人的原则，但齐泽克承认，真正的困难在于“我们知道自己不要什么”，却并不清楚“我们想要什么”以及“什么样的社会组织能取代资本主义”。他不可能充分回答这些问题，但他告诫抗议者们不要只盯住腐败本身，而要着眼于批判造成腐败的体制；呼吁人们不要陶醉于狂欢节般的反抗仪式，而要严肃地思考另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并致力于实现自己渴望的理想。[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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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觉醒的时刻与开放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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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阿拉伯之春”与“纽约之秋”以及欧洲各国的抗议运动绘入一个整体图景，那么2011年可能会呈现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时代》周刊将“抗议者”作为年度人物，《金融时报》看到了“全球愤怒”的征兆[16]，而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将2011年与1848年的欧洲革命相提并论……[17]也许，这是一个政治觉醒的时刻。民众的不满从未如此迅疾而有力地转换为政治表达与行动。很明显，民众越来越严苛地要求正当的统治与有效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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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新的觉醒也伴随着新的迷茫。1968年，西方左翼将民主的希望投射给想象中的苏联社会主义。1989年，东欧与苏联的“异见运动”在西方的自由民主政体中寻求未来的希望。而到了2011年，“阿拉伯之春”与“纽约之秋”的理想彼岸已经模糊不清。觉醒的民众不再接受任何独裁专制，但同时没有现存的政治模式可以完全寄托希望。如果说霍布斯鲍姆所谓“短暂的20世纪”在1991年结束了，那么二十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或许正在见证杰奥瓦尼·阿瑞基所谓的“漫长的20世纪”走向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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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或许是远比人们目前所预计的更为深刻且影响更为久远的历史转折点。托克维尔在1848年写道：“社会正在改变面貌，人类正在改变处境，新的际遇即将到来”，而新的际遇正是重新思考未来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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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伦斯·莱西格在2011年出版了新著《失落的共和》，副标题是“金钱如何腐化了国会，以及一个停止它的方案”。[18]五十岁的莱西格并非等闲之辈，他二十八岁前在欧美名校完成了四个学位，此后两年在最高法院担任大法官助理，然后在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的法学院担任讲座教授，也是哈佛大学Safra基金会的伦理中心主任。他同时是一名活跃的政治活动家。莱西格认为，美国的金权政治问题越来越严重，无法靠政策层面的改革来解决，必须发起实质性的立宪改革。近年来他和一群学者及活动家提出“美国的第二次立宪”建议，要求“重开全国制宪会议”来修改宪法。由于美国宪法第五条的苛刻限制，实施修宪动议非常困难。9月24日，莱西格在哈佛大学法学院主持召开了“制宪会议”学术讨论会，与来自各种政治派别的学者和活动家探讨这一动议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莱西格的计划或许带有乌托邦的色彩，但这表明对美国政治进程的不满已经蔓延到全国范围，实质性立宪改革的要求开始受到人们（包括一些国会议员）的重视。[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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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是一位具有历史哲学意识的政治科学家，他向来注重经验事实对理论的检测与修正。他在最新一期《外交事务》上发表文章《历史的未来》，再次展现出他的思想抱负。[20]这是对二十年前“历史终结论”的反思，也是对“未来意识形态”轮廓的新构想。的确，福山从未（如某些传言所说的那样）完全放弃“历史终结论”的理论构想，他仍然坚持“现代化逻辑”是强有力的：经济与技术的发展，催生现代政治意识的觉醒，导致普遍的民主化要求，这个进程的力量是任何特定的文化传统迟早都难以抗拒的（所谓的“阿拉伯之春”似乎再度确认这个逻辑）。福山认为自由主义民主仍然是当今世界的默认意识形态（default ideology），但他现在强调，民主化的诉求并不能直接生成健康稳定的自由民主政体，这必须依赖某些具有历史偶然性的条件。如果这些条件改变了，自由民主制将面临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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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分析指出，在1848年之后，对工业化国家民主运动的领导权在两种思潮之间的竞争中展开，一是致力于实质性民主的共产主义，一是信奉在法治保障个人权利的前提下扩大政治参与的自由主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相信他们能赢得这场竞争，因为新兴工人阶级将在社会人口的数量上占据优势，最终会危及保守派和传统自由派。当工人阶级的兴起遭到非民主势力的激烈压制后，许多社会主义者放弃了形式民主而转向直接夺权。整个20世纪上半叶，进步左翼阵营有一个很强的共识：为了确保财富的平等分配，由政府控制经济制高点，对所有发达国家来说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被认为是代表了现代社会大多数人的意愿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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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两种意识形态竞争出现了戏剧性的逆转。关键的变化是在服务业压倒制造业的所谓“后工业经济”时代中，工人阶级不仅在人口规模上停止增长，而且生活水准不断上升，他们进入了“中产阶级”的行列，最终转变为另一种国内的利益集团，可以利用工会来保护他们早年的辛苦所得。而在“知识经济”时代，技术创新的收益往往倾向于有才能和教育良好的社会成员，这又造成了不平等的巨大扩张。在1974年，美国最富有的1%家庭的收入占GDP的9%，而到了2007年这个比例是23.5%。作为才能与个性的自然差异的结果，社会不平等总是存在。但今天的技术会极大地放大这种自然差异。在19世纪，一个数学高手很难将自己的才能转换为资本。但在今天，他们可能成为金融操盘手或软件工程师，获取更高比例的国民财富。与此同时，在全球化的时代，以前发达国家由中产阶级从事的工作，现在完全可以在其他地方以更便宜的方式完成。这两种趋势都导致中产阶级的衰落。如果技术与全球化的进程使得发达国家的大多数成员不能企及中产阶级的地位，就会威胁自由民主的稳定性，也会废黜民主意识形态的支配地位。而福山警告说，这种趋势已经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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