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1879603
占领运动：另一种民主化浪潮
1701879604
1701879605
民主抗争的目标不仅仅限于反对独裁专制政权，而是针对一切压制与排斥的社会政治机制。“阿拉伯之春”的风暴在秋天波及纽约。从2011年9月开始，“占领华尔街”的抗议运动以燎原之势席卷全球。而在此前，法国和西班牙已经开始了类似的占领抗议，英国伦敦发生了街头骚乱。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与贫富悬殊的现实使一大批年轻人感到前途黯淡，充满挫折与不满。共同的愤怒终于通过新传播手段找到了集结的契机，汇成抗议的洪流，矛头首先指向贪婪的金融寡头。
1701879606
1701879607
许多著名学者和知识分子纷纷伸出援手，或亲临抗议现场发表演讲，或在公共媒体上撰写文章。[9]他们分享的一个共同观点是，金融腐败不只关涉经济政策，在根本上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标志着西方民主制度的困境甚至危机。普林斯顿大学科尔内尔·韦斯特教授在演讲中呼吁：“不可能将解决华尔街的贪婪问题转换为提出一两个具体要求。我们现在要谈的是一种民主的觉醒。”[10]
1701879608
1701879609
两位曾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在占领运动中相当活跃。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说：“在我们这个民主国家中，1%的人拿走了四分之一的国民收入——这甚至是富有者也终将会后悔的不平等。”他将林肯的名句“民有、民治、民享”改成“1%有、1%治、1%享”，并将其用作文章的标题，犀利地揭示出当下的现实何等严重地背离了美国的民主理想。[11]他在10月的现场演讲中指出：在目前的金融体制中“损失是社会化的，而收益是私有化的。这不是资本主义，这不是市场经济，这是一种扭曲的经济。如果我们继续如此，我们不会实现经济增长，也不会创造出一个公正的社会”。[12]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连续发表两篇文章，反驳极端保守势力对占领运动的攻击。他以经济数据为证表明，抗议者的愤怒是正当的，针对的目标是正确的。金融寡头没有为他们贪婪与欺诈的后果承担责任，反而利用他们的特权将金融危机的代价转嫁给普通纳税人。奥巴马出台的监管方案已经过于温和，却仍然遭到华尔街巨头的抱怨。现在民主党有了第二次机会重新来过。许多人批评抗议者缺乏具体的政策目标，他同意这方面需要改善，但认为抗议者的基本诉求是明确的，填充细节的工作应该由政治家和政策专家来承担。[13]
1701879610
1701879611
左翼学者在占领运动中看到更为激进的变革可能。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发表文章指出：“针对公司贪婪和经济不平等的愤怒是真实而深刻的。但同样重要的是，这场抗议是针对政治代表制的缺乏或失败……如果民主（那种我们一直被赋予的民主）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步履蹒跚，无力主张大众的意愿和利益，那么现在可能就到了这样的时刻——认定这种形式的民主已经老旧过时了”。[14]他们在抗议运动中看到一种新颖的民主斗争的可能。
1701879612
1701879613
齐泽克的演讲犀利而雄辩：他没有宣称自己是一个列宁主义者，而是自称真正的民主派，但他所诉诸的民主不是资本主义的民主。他宣称，这个世界上最强劲的资本主义发生在一个没有民主的国家。
1701879614
1701879615
齐泽克说：“这意味着当你们批判资本主义的时候，不要让自己被人讹诈说你们反对民主。民主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联姻已经过去了。变革是可能的。”以民主来反对资本主义是一个吸引人的原则，但齐泽克承认，真正的困难在于“我们知道自己不要什么”，却并不清楚“我们想要什么”以及“什么样的社会组织能取代资本主义”。他不可能充分回答这些问题，但他告诫抗议者们不要只盯住腐败本身，而要着眼于批判造成腐败的体制；呼吁人们不要陶醉于狂欢节般的反抗仪式，而要严肃地思考另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并致力于实现自己渴望的理想。[15]
1701879616
1701879618
2011年：觉醒的时刻与开放的未来
1701879619
1701879620
如果将“阿拉伯之春”与“纽约之秋”以及欧洲各国的抗议运动绘入一个整体图景，那么2011年可能会呈现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时代》周刊将“抗议者”作为年度人物，《金融时报》看到了“全球愤怒”的征兆[16]，而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将2011年与1848年的欧洲革命相提并论……[17]也许，这是一个政治觉醒的时刻。民众的不满从未如此迅疾而有力地转换为政治表达与行动。很明显，民众越来越严苛地要求正当的统治与有效的治理。
1701879621
1701879622
但新的觉醒也伴随着新的迷茫。1968年，西方左翼将民主的希望投射给想象中的苏联社会主义。1989年，东欧与苏联的“异见运动”在西方的自由民主政体中寻求未来的希望。而到了2011年，“阿拉伯之春”与“纽约之秋”的理想彼岸已经模糊不清。觉醒的民众不再接受任何独裁专制，但同时没有现存的政治模式可以完全寄托希望。如果说霍布斯鲍姆所谓“短暂的20世纪”在1991年结束了，那么二十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或许正在见证杰奥瓦尼·阿瑞基所谓的“漫长的20世纪”走向终结。
1701879623
1701879624
这或许是远比人们目前所预计的更为深刻且影响更为久远的历史转折点。托克维尔在1848年写道：“社会正在改变面貌，人类正在改变处境，新的际遇即将到来”，而新的际遇正是重新思考未来的时刻。
1701879625
1701879626
劳伦斯·莱西格在2011年出版了新著《失落的共和》，副标题是“金钱如何腐化了国会，以及一个停止它的方案”。[18]五十岁的莱西格并非等闲之辈，他二十八岁前在欧美名校完成了四个学位，此后两年在最高法院担任大法官助理，然后在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的法学院担任讲座教授，也是哈佛大学Safra基金会的伦理中心主任。他同时是一名活跃的政治活动家。莱西格认为，美国的金权政治问题越来越严重，无法靠政策层面的改革来解决，必须发起实质性的立宪改革。近年来他和一群学者及活动家提出“美国的第二次立宪”建议，要求“重开全国制宪会议”来修改宪法。由于美国宪法第五条的苛刻限制，实施修宪动议非常困难。9月24日，莱西格在哈佛大学法学院主持召开了“制宪会议”学术讨论会，与来自各种政治派别的学者和活动家探讨这一动议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莱西格的计划或许带有乌托邦的色彩，但这表明对美国政治进程的不满已经蔓延到全国范围，实质性立宪改革的要求开始受到人们（包括一些国会议员）的重视。[19]
1701879627
1701879628
福山是一位具有历史哲学意识的政治科学家，他向来注重经验事实对理论的检测与修正。他在最新一期《外交事务》上发表文章《历史的未来》，再次展现出他的思想抱负。[20]这是对二十年前“历史终结论”的反思，也是对“未来意识形态”轮廓的新构想。的确，福山从未（如某些传言所说的那样）完全放弃“历史终结论”的理论构想，他仍然坚持“现代化逻辑”是强有力的：经济与技术的发展，催生现代政治意识的觉醒，导致普遍的民主化要求，这个进程的力量是任何特定的文化传统迟早都难以抗拒的（所谓的“阿拉伯之春”似乎再度确认这个逻辑）。福山认为自由主义民主仍然是当今世界的默认意识形态（default ideology），但他现在强调，民主化的诉求并不能直接生成健康稳定的自由民主政体，这必须依赖某些具有历史偶然性的条件。如果这些条件改变了，自由民主制将面临新的挑战。
1701879629
1701879630
福山分析指出，在1848年之后，对工业化国家民主运动的领导权在两种思潮之间的竞争中展开，一是致力于实质性民主的共产主义，一是信奉在法治保障个人权利的前提下扩大政治参与的自由主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相信他们能赢得这场竞争，因为新兴工人阶级将在社会人口的数量上占据优势，最终会危及保守派和传统自由派。当工人阶级的兴起遭到非民主势力的激烈压制后，许多社会主义者放弃了形式民主而转向直接夺权。整个20世纪上半叶，进步左翼阵营有一个很强的共识：为了确保财富的平等分配，由政府控制经济制高点，对所有发达国家来说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被认为是代表了现代社会大多数人的意愿与利益。
1701879631
1701879632
但是，两种意识形态竞争出现了戏剧性的逆转。关键的变化是在服务业压倒制造业的所谓“后工业经济”时代中，工人阶级不仅在人口规模上停止增长，而且生活水准不断上升，他们进入了“中产阶级”的行列，最终转变为另一种国内的利益集团，可以利用工会来保护他们早年的辛苦所得。而在“知识经济”时代，技术创新的收益往往倾向于有才能和教育良好的社会成员，这又造成了不平等的巨大扩张。在1974年，美国最富有的1%家庭的收入占GDP的9%，而到了2007年这个比例是23.5%。作为才能与个性的自然差异的结果，社会不平等总是存在。但今天的技术会极大地放大这种自然差异。在19世纪，一个数学高手很难将自己的才能转换为资本。但在今天，他们可能成为金融操盘手或软件工程师，获取更高比例的国民财富。与此同时，在全球化的时代，以前发达国家由中产阶级从事的工作，现在完全可以在其他地方以更便宜的方式完成。这两种趋势都导致中产阶级的衰落。如果技术与全球化的进程使得发达国家的大多数成员不能企及中产阶级的地位，就会威胁自由民主的稳定性，也会废黜民主意识形态的支配地位。而福山警告说，这种趋势已经出现了。
1701879633
1701879634
那么出路何在？福山自己构想了“未来的意识形态”的轮廓。在政治上，新的意识形态需要重申民主政治对经济的优势，重申政府的正当性是公共利益的体现，支持更多的再分配，有效终止利益集团对政治的支配。在经济上，新的意识形态不能单单谴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多样性才是重要的，政府应当帮助社会适应变迁。全球化不应当被视为无情的生活现实，而是要被理解为一种必须在政治上细心控制的挑战和机遇。不能将市场看作目的本身，而是要衡量全球贸易与投资在什么程度上对繁荣中产阶级有所贡献。新的意识形态也必须批判现代的新古典经济学及其哲学基础（包括个人偏好至上以及用总体收入来度量国民福祉）。这种批判必须注意，人们的收入未必能反映他们对社会的真实贡献。同时也要进一步承认，即便劳动力市场是有效的，才能的自然分配也未必是公平的。他相信，这些理念已经零散出现了，但需要整合为一套融贯的理论，这将是一个左右两翼的思想综合。
1701879635
1701879636
但这种构想更多是信念，而不是现实的写照。过去三十年，经验事实指向了相反的方向，我们有理由担忧不平等将继续恶化。在美国，财富的集中已经成为自激性的机制，金融部门利用其游说影响力来避免监管规约。如果缺乏民主动员的反向力量来矫正这种状况，社会中的所有精英都会利用政治系统的优势通道来保护自身的利益，美国精英也不例外。但如果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仍然迷信过去一代的叙事——认为更加自由的市场和更小的国家能最好地服务于他们的利益，那这种民主动员就不会发生。“替代性的叙事是存在的，等待着被降生。”
1701879637
1701879639
欧盟危机与哈贝马斯的方案
1701879640
1701879641
欧元区的债务危机不只是经济问题，而且已经危及欧盟的治理机制甚至欧盟本身的存在。哈贝马斯被公认为当今欧洲最重要的思想家，他以八十二岁的高龄挺身而出，执意捍卫欧盟的政治与文化理想。
1701879642
1701879643
2011年6月，他联合十八位著名学者（包括鲍曼、贝克、赫尔德和莱维等）与政治家发表一封公开信，对欧盟政治的现状及其造成的长期危害深感忧虑，敦促各国政府官员担当政治领导的责任。“长期以来，欧洲领导人只是简单地应对眼前的事件，而不是直接面对危机的根源。这种就事论事的政治方式已经瓦解了欧洲的团结，在欧洲公民中造成了困惑和不信任。”公开信指出，仅仅重复“节俭”政策是无效的，欧洲领导人应当重返政治议程，提出南北欧地区人民都能接受的经济改革方案。只有新的政治才能恢复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信心。[21]
1701879644
1701879645
11月，哈贝马斯在巴黎第五大学和歌德学院发表演讲。据德国《明镜》周刊报道，哈贝马斯当时难以抑制激愤的情绪，抨击欧洲政客和技术官僚“毫无信念”，只是担心失去自己的权势，不惜牺牲欧洲一体化的目标，而欧洲的公民们变成了无力的旁观者。他大声呼吁“欧洲规划不能再以这种精英模式继续下去”。他在新近出版的《论欧洲宪政》[22]一书中指出，权力从人民手中滑落，技术官僚早就在筹划一场“悄然的政变”（a quiet coup d’état）。在欧盟的三个主要机构中，欧洲议会几乎没有影响，欧盟委员会搁置立场而无所作为，而真正在《里斯本条约》中起主导作用的欧盟理事会，是一个“从事政治却未被授权的政府性机构”。[23]他担心，欧盟的扩张、一体化和民主化的进程有可能发生逆转，战后一代知识分子追求与热爱的欧洲理想可能被葬送。
1701879646
1701879647
那么，哈贝马斯的解决方案是什么？他在《论欧洲宪政》中提出，应该为作为整体的欧洲制定一部宪法，为所有欧洲人建立公民资格和投票权。如果欧洲人既是自己国家的公民，同时又是作为整体欧洲的公民，欧盟官员将会更有效地被欧洲公民问责，而不是只对各自国家的政府负责。他主张，只有同舟共济，以更为紧密的一体化方案，才能克服当前危机中各自为政的分离趋势。
1701879648
1701879649
哈贝马斯的立宪方案并不意味着要以单一的“欧洲国家”来替代欧洲各个国家的政治。对于真正的民主而言，公共领域比传统的民主代表制度更为重要，因为后者更容易被利益集团操纵。他提议的新欧洲宪法和公民资格是一个推进步骤——迈向一个扩大和改进的公共领域，而不是一个超级的欧洲国家。他清楚地表明，各个民族国家在可预见的未来仍然应该保留政治实体，这有助于维护充分繁荣的理性审议的公共领域。他相信，无论他的立宪方案是否可行，回到过去那个相互竞争、彼此猜疑的民族国家的欧洲是不可思议的，也是不可接受的。[24]
1701879650
[
上一页 ]
[ :1.70187960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