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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觉醒的时刻与开放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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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阿拉伯之春”与“纽约之秋”以及欧洲各国的抗议运动绘入一个整体图景，那么2011年可能会呈现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时代》周刊将“抗议者”作为年度人物，《金融时报》看到了“全球愤怒”的征兆[16]，而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将2011年与1848年的欧洲革命相提并论……[17]也许，这是一个政治觉醒的时刻。民众的不满从未如此迅疾而有力地转换为政治表达与行动。很明显，民众越来越严苛地要求正当的统治与有效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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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新的觉醒也伴随着新的迷茫。1968年，西方左翼将民主的希望投射给想象中的苏联社会主义。1989年，东欧与苏联的“异见运动”在西方的自由民主政体中寻求未来的希望。而到了2011年，“阿拉伯之春”与“纽约之秋”的理想彼岸已经模糊不清。觉醒的民众不再接受任何独裁专制，但同时没有现存的政治模式可以完全寄托希望。如果说霍布斯鲍姆所谓“短暂的20世纪”在1991年结束了，那么二十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或许正在见证杰奥瓦尼·阿瑞基所谓的“漫长的20世纪”走向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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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或许是远比人们目前所预计的更为深刻且影响更为久远的历史转折点。托克维尔在1848年写道：“社会正在改变面貌，人类正在改变处境，新的际遇即将到来”，而新的际遇正是重新思考未来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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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伦斯·莱西格在2011年出版了新著《失落的共和》，副标题是“金钱如何腐化了国会，以及一个停止它的方案”。[18]五十岁的莱西格并非等闲之辈，他二十八岁前在欧美名校完成了四个学位，此后两年在最高法院担任大法官助理，然后在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的法学院担任讲座教授，也是哈佛大学Safra基金会的伦理中心主任。他同时是一名活跃的政治活动家。莱西格认为，美国的金权政治问题越来越严重，无法靠政策层面的改革来解决，必须发起实质性的立宪改革。近年来他和一群学者及活动家提出“美国的第二次立宪”建议，要求“重开全国制宪会议”来修改宪法。由于美国宪法第五条的苛刻限制，实施修宪动议非常困难。9月24日，莱西格在哈佛大学法学院主持召开了“制宪会议”学术讨论会，与来自各种政治派别的学者和活动家探讨这一动议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莱西格的计划或许带有乌托邦的色彩，但这表明对美国政治进程的不满已经蔓延到全国范围，实质性立宪改革的要求开始受到人们（包括一些国会议员）的重视。[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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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是一位具有历史哲学意识的政治科学家，他向来注重经验事实对理论的检测与修正。他在最新一期《外交事务》上发表文章《历史的未来》，再次展现出他的思想抱负。[20]这是对二十年前“历史终结论”的反思，也是对“未来意识形态”轮廓的新构想。的确，福山从未（如某些传言所说的那样）完全放弃“历史终结论”的理论构想，他仍然坚持“现代化逻辑”是强有力的：经济与技术的发展，催生现代政治意识的觉醒，导致普遍的民主化要求，这个进程的力量是任何特定的文化传统迟早都难以抗拒的（所谓的“阿拉伯之春”似乎再度确认这个逻辑）。福山认为自由主义民主仍然是当今世界的默认意识形态（default ideology），但他现在强调，民主化的诉求并不能直接生成健康稳定的自由民主政体，这必须依赖某些具有历史偶然性的条件。如果这些条件改变了，自由民主制将面临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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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分析指出，在1848年之后，对工业化国家民主运动的领导权在两种思潮之间的竞争中展开，一是致力于实质性民主的共产主义，一是信奉在法治保障个人权利的前提下扩大政治参与的自由主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相信他们能赢得这场竞争，因为新兴工人阶级将在社会人口的数量上占据优势，最终会危及保守派和传统自由派。当工人阶级的兴起遭到非民主势力的激烈压制后，许多社会主义者放弃了形式民主而转向直接夺权。整个20世纪上半叶，进步左翼阵营有一个很强的共识：为了确保财富的平等分配，由政府控制经济制高点，对所有发达国家来说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被认为是代表了现代社会大多数人的意愿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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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两种意识形态竞争出现了戏剧性的逆转。关键的变化是在服务业压倒制造业的所谓“后工业经济”时代中，工人阶级不仅在人口规模上停止增长，而且生活水准不断上升，他们进入了“中产阶级”的行列，最终转变为另一种国内的利益集团，可以利用工会来保护他们早年的辛苦所得。而在“知识经济”时代，技术创新的收益往往倾向于有才能和教育良好的社会成员，这又造成了不平等的巨大扩张。在1974年，美国最富有的1%家庭的收入占GDP的9%，而到了2007年这个比例是23.5%。作为才能与个性的自然差异的结果，社会不平等总是存在。但今天的技术会极大地放大这种自然差异。在19世纪，一个数学高手很难将自己的才能转换为资本。但在今天，他们可能成为金融操盘手或软件工程师，获取更高比例的国民财富。与此同时，在全球化的时代，以前发达国家由中产阶级从事的工作，现在完全可以在其他地方以更便宜的方式完成。这两种趋势都导致中产阶级的衰落。如果技术与全球化的进程使得发达国家的大多数成员不能企及中产阶级的地位，就会威胁自由民主的稳定性，也会废黜民主意识形态的支配地位。而福山警告说，这种趋势已经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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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出路何在？福山自己构想了“未来的意识形态”的轮廓。在政治上，新的意识形态需要重申民主政治对经济的优势，重申政府的正当性是公共利益的体现，支持更多的再分配，有效终止利益集团对政治的支配。在经济上，新的意识形态不能单单谴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多样性才是重要的，政府应当帮助社会适应变迁。全球化不应当被视为无情的生活现实，而是要被理解为一种必须在政治上细心控制的挑战和机遇。不能将市场看作目的本身，而是要衡量全球贸易与投资在什么程度上对繁荣中产阶级有所贡献。新的意识形态也必须批判现代的新古典经济学及其哲学基础（包括个人偏好至上以及用总体收入来度量国民福祉）。这种批判必须注意，人们的收入未必能反映他们对社会的真实贡献。同时也要进一步承认，即便劳动力市场是有效的，才能的自然分配也未必是公平的。他相信，这些理念已经零散出现了，但需要整合为一套融贯的理论，这将是一个左右两翼的思想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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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构想更多是信念，而不是现实的写照。过去三十年，经验事实指向了相反的方向，我们有理由担忧不平等将继续恶化。在美国，财富的集中已经成为自激性的机制，金融部门利用其游说影响力来避免监管规约。如果缺乏民主动员的反向力量来矫正这种状况，社会中的所有精英都会利用政治系统的优势通道来保护自身的利益，美国精英也不例外。但如果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仍然迷信过去一代的叙事——认为更加自由的市场和更小的国家能最好地服务于他们的利益，那这种民主动员就不会发生。“替代性的叙事是存在的，等待着被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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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危机与哈贝马斯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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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区的债务危机不只是经济问题，而且已经危及欧盟的治理机制甚至欧盟本身的存在。哈贝马斯被公认为当今欧洲最重要的思想家，他以八十二岁的高龄挺身而出，执意捍卫欧盟的政治与文化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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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他联合十八位著名学者（包括鲍曼、贝克、赫尔德和莱维等）与政治家发表一封公开信，对欧盟政治的现状及其造成的长期危害深感忧虑，敦促各国政府官员担当政治领导的责任。“长期以来，欧洲领导人只是简单地应对眼前的事件，而不是直接面对危机的根源。这种就事论事的政治方式已经瓦解了欧洲的团结，在欧洲公民中造成了困惑和不信任。”公开信指出，仅仅重复“节俭”政策是无效的，欧洲领导人应当重返政治议程，提出南北欧地区人民都能接受的经济改革方案。只有新的政治才能恢复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信心。[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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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哈贝马斯在巴黎第五大学和歌德学院发表演讲。据德国《明镜》周刊报道，哈贝马斯当时难以抑制激愤的情绪，抨击欧洲政客和技术官僚“毫无信念”，只是担心失去自己的权势，不惜牺牲欧洲一体化的目标，而欧洲的公民们变成了无力的旁观者。他大声呼吁“欧洲规划不能再以这种精英模式继续下去”。他在新近出版的《论欧洲宪政》[22]一书中指出，权力从人民手中滑落，技术官僚早就在筹划一场“悄然的政变”（a quiet coup d’état）。在欧盟的三个主要机构中，欧洲议会几乎没有影响，欧盟委员会搁置立场而无所作为，而真正在《里斯本条约》中起主导作用的欧盟理事会，是一个“从事政治却未被授权的政府性机构”。[23]他担心，欧盟的扩张、一体化和民主化的进程有可能发生逆转，战后一代知识分子追求与热爱的欧洲理想可能被葬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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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哈贝马斯的解决方案是什么？他在《论欧洲宪政》中提出，应该为作为整体的欧洲制定一部宪法，为所有欧洲人建立公民资格和投票权。如果欧洲人既是自己国家的公民，同时又是作为整体欧洲的公民，欧盟官员将会更有效地被欧洲公民问责，而不是只对各自国家的政府负责。他主张，只有同舟共济，以更为紧密的一体化方案，才能克服当前危机中各自为政的分离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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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的立宪方案并不意味着要以单一的“欧洲国家”来替代欧洲各个国家的政治。对于真正的民主而言，公共领域比传统的民主代表制度更为重要，因为后者更容易被利益集团操纵。他提议的新欧洲宪法和公民资格是一个推进步骤——迈向一个扩大和改进的公共领域，而不是一个超级的欧洲国家。他清楚地表明，各个民族国家在可预见的未来仍然应该保留政治实体，这有助于维护充分繁荣的理性审议的公共领域。他相信，无论他的立宪方案是否可行，回到过去那个相互竞争、彼此猜疑的民族国家的欧洲是不可思议的，也是不可接受的。[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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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克·帕菲特的哲学巨著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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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了德里克·帕菲特的《论重要之事》。[25]这是长达一千四百四十页的两卷本哲学巨著。著名伦理学家彼得·辛格称这是“一个重要的哲学事件”[26]；雷丁大学哲学教授布拉德·胡克尔认为这本书“可能是自1874年西季威克的《伦理学方法》出版以来最为重要的一部道德哲学著作”[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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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哲学家帕菲特于1942年出生在中国成都。他目前是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的荣休高级研究员。他此前只在1984年出版过一本著作《理与人》，被政治学家阿兰·瑞安誉为“近乎天才之作”，由此奠定了他在英美哲学界的重要地位。《论重要之事》早已成稿，十多年来在哲学界广为流传和讨论，为此专门举办过多次工作坊和学术会议。国际分析哲学学刊《理性》（Ratio）还在2009年发表过专题特刊。帕菲特征集各种回应批评，反复修改，直到这部令人期待已久的著作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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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重要之事》致力于处理道德哲学中的一个核心问题：道德判断是否有客观的真假可言？帕菲特针对主观主义与虚无主义的哲学潮流，为道德客观主义做出了有力的辩护。他考察了三种主要的哲学传统（康德、契约论和效益论），论证具有普遍可接受性的道德规则最终也是可以达成最好结果的规则，因此他所阐述的“规则后果主义”能够更好地统合三种传统。著作还收录了其他四位当代哲学家的批评意见以及帕菲特的回应。这部著作可能会激发新一轮持久而深入的道德哲学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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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学者尼尔·弗格森引发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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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尔·弗格森的新书《文明：西方与其余地方》（以下简称《文明》）[28]和他以往的许多著作一样引发争议。2011年11月，印度裔英国左翼作家潘卡·米什拉在《伦敦书评》上发表长篇书评《小心这个人》[29]，尖锐批评弗格森的“白人文明优越论”。弗格森随即投书抗议，言称米什拉歪曲他的观点并影射他为“种族主义者”，要求为这一诽谤道歉。《伦敦书评》在通信版面发表了双方的两次交锋文字，仍不可开交。最后弗格森声称要诉诸法律。[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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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1964年出生于英国，毕业于牛津大学，先后在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任教。2002年移居美国，前两年在纽约大学商学院教授金融历史，后在哈佛大学历史系和商学院担任讲座教授。在过去十五年间，他发表了十四部著作，其中五部被制作成系列纪录片在BBC第四频道等媒体播出。2004年他被《时代》周刊选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百名人物之一。此外，弗格森多年前就预言了美国会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还发明了“中美国”（Chimerica）这一广为流传的新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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