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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来的西方 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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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解密：喧哗中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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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0年，“维基解密”犹如一匹彪悍的黑马闯入政治的敏感地带。这个年仅四岁的网站此前已初露锋芒，而从今年4月开始，一系列更为“猖狂”的泄密举措，使其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的中心，6月《纽约客》还发表了长篇特写报道“维基解密”的创办人朱利安·阿桑奇。[1]这名曾经的“黑客”一举成为举世瞩目的人物。一切突如其来，匆忙的评论者使用各种标签来为之定性——民主、透明性、知情权或者无政府主义以及恐怖主义式的超限战，却未必能完全把握“维基解密”背后的含义与后果。但可以肯定，只有短视的目光才会视其为一场“恶作剧”而低估它所蕴含的政治与文化力量，也只有迟钝的头脑才会被它的“反美面目”所迷惑而暗自庆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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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政府层面还是在思想界，对“维基解密”的反应是多样的，也并不完全符合惯常的政治分界线。大多数国家还在观望，而急于表态的政府可能会失之草率。俄罗斯总统办公室在12月发布一项声明，呼吁非政府组织考虑提名阿桑奇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俄罗斯驻北约特使德米特里·罗戈津甚至将阿桑奇在瑞典受到性侵犯指控的事件看作“西方没有新闻自由”的证据。但阿桑奇却对莫斯科一家报纸提出忠告：“请克里姆林宫最好能稳住自己，准备迎接‘维基解密’下一波针对俄罗斯的揭露。”美国和伊朗竟奇异地处在同一条批评阵线。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谴责其对美国外交电文的泄露“不仅是对美国外交政策利益的攻击，也是对国际共同体的攻击”。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彼得·金主张将“维基解密”列入“外国恐怖组织”名单。而伊朗总统内贾德也指责，“维基解密”的行动是一场毫无价值的恶作剧，所公布的文件是“美国政府有计划准备和公布的”，为的是败坏伊朗政府的名誉，挑拨伊朗与周边地区国家的关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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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知识界的相关辩论已经开始，自由派（左派）内部也出现了分歧。左翼斗士乔姆斯基不出所料地站在阿桑奇一边。在接受“即刻民主”网站的访谈中，乔姆斯基回顾了他在1971年帮助丹尼尔·艾尔斯伯格解密五角大楼文件的经历，指出此事件与“维基解密”的共同性——“有些事情，美国人应当知晓，而政府不让他们知道”[3]。在支持澳大利亚民众为捍卫“维基解密”所发起的抗议示威的一份声明中，他还指出，“阿桑奇是在履行他的公民义务，勇敢而光荣”。反抗当权者的压制“应当成为珍视自由与民主的人们的首要关切”。[4]著名电影人（《华氏911》的导演）迈克尔·摩尔在伦敦法院为保释阿桑奇捐资两万美元，并发表一项声明。他认为，若是在2002年就有“维基解密”来曝光内幕，那么基于谎言而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就未必能开始，因为开战的条件是“谎言能被保密”。而正是因为“暴露和羞辱了那些想要掩盖真相的人”，“维基解密”才会遭受如此恶毒的攻击。“维基解密”之所以存在，部分原因是主流媒体在履行责任中的失职。但下一次战争也许就没那么容易发动了，因为局面翻转过来——“老大哥”正在受到我们的监视！开放性、透明性是公民仅有的保护自己对抗权势与腐败的武器。摩尔承认“维基解密”可能会对外交谈判以及美国的利益造成意外的伤害，但他辩护说，这是一个用谎言将我们带入战争的政府所支付的代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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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而博学的意大利作家翁贝托·埃科在法国《解放报》发表评论，以他擅长的迂回笔法指出，“维基解密”所揭露的秘密实际上都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因此解密最终变成了一个“假冒的丑闻”（bogus scandal）。也就是说，只有你假装对主导着国家、公民与新闻界之间的关系的那种伪善一无所知，才会被泄密所震惊，才会感到这是一桩丑闻。但是，公开泄密仍然是对这种伪善责任的一种破坏。美国外交的力量依靠那种煞有介事的秘密，如果秘密被发现是空洞的，那就等于剥夺了这种力量。无论这篇文章多么曲折，狡黠的埃科与愤怒的摩尔同样看到关键的一点，一种翻转的奥威尔寓言——“老大哥”也正在被公民们监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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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自由左派网络杂志Spiked刊登一组文章对“维基解密”提出批评，其中著名知识分子、肯特大学社会学家弗兰克·富里迪的文章最为犀利。他在标题中就点明了自己的批判观点：“这不是新闻业，这是窥视癖。”富里迪认为，无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布尔什维克党人公布沙俄与外国势力的秘密通讯，还是1971年丹尼尔·艾尔斯伯格向《纽约时报》透露五角大楼文件，都显示了清晰的社会或政治目标。而“维基解密”所提供的信息并不是致力于这种高贵的目的，它只是“为了羞辱和播种混乱”。表面上，它对公众知情权的主张肯认了民主精神，但在这一事件中，“‘知情权’这一观念实际上关涉的是对人们的想象所做的讽刺性操纵，那些支离破碎、易于消费的窥视癖式的流言蜚语，被重新铸造为提供公共服务的真相的重大部分。但公众需要政治问责和严肃的辩论，而不需要那样一种权利，去闻政府官员脏衣服的味道”。富里迪批评某些高水准的报纸对“维基解密”的赞誉，认为这是“一种犬儒式的企图，将窥视癖变为一种美德”，透露出“当代公共生活的道德与文化规范”的危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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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知识界的重要刊物《新共和》在其网站上对这一事件发表了大量评论[8]，其中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教授、20世纪60年代左翼学生运动领袖托德·吉特林最为活跃。他在一封致美国总统和司法部长的联署公开信上签名，抗议司法部依据《反间谍法》对阿桑奇展开调查和起诉的动议。但吉特林也对外交电文的泄密事件提出批评，指责其极端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他认为，只要国家存在就会有外交，而有外交就会有机密。阿桑奇的方式“不是主张应该向国家施压去改进它做得很差的地方，而是主张国家就不应该存在”。[9]吉特林的文章遭到格伦·格林沃尔德的反驳，彼此发生了多个回合的交锋。格林沃尔德是美国的宪法律师、政论作家以及著名网络杂志《沙龙》的主要作者，也在公共讨论中成为“维基解密”最强劲的辩护者之一。他特别反驳了那种最流行的批评：“维基解密”不加区别地将海量机密信息“倾倒”在网络上，只是追求暴露的轰动效应，实际上对改变强权与腐败的政治无济于事。格林沃尔德引用事实指出：所谓“不加区别的泄密”完全是误传，“维基解密”至今只是有选择地发布了所掌握的文件中极其微小的一部分，而且已经与欧美五大报刊（英国《卫报》、美国《纽约时报》、德国《明镜》、法国《世界报》和西班牙《国家报》）形成合作伙伴关系，专业人员介入了筛选和编辑的过程，包括为保护个人隐私而做的必要删节。就反抗密谋政治的目标而论，阿桑奇的确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他并不具有制止战争的职责和能力。的确，“维基解密”仅仅做了一部分而不是所有重要的事情，但这能构成指责它的理由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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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时代正在展开其超出人们想象的可能性：一种非国家的、个人的组织能够形成以弱制强的政治与文化力量。这可以表现为恐怖主义的攻击，也可以表现为民主性的力量。“维基解密”无论有多少值得商榷与改进之处，都代表了对权力和信息垄断的颠覆，对密谋政治的挑衅。这不只是对美国的威胁，它挑战的目标甚至不只是国家，而是针对一切有权势的机构（“美洲银行”已经成为下一个解密目标）。阿桑奇所诉求的那种没有秘密的权力，那种极端民主、完全开放、全然透明的政治，终将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幻想，但这种政治介入方式已经开始改变传统的“权力地形图”。也许，在一个新技术与民主化的时代，强势者不得不严肃地对待来自公民的新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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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刊登中国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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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著名杂志《经济学人》（12月4日印刷版）以罕见的醒目方式，刊登一篇长达十四页的关于中国的特别报道，并在12月2日的网络版上全文发布，引起广泛关注，《福布斯》等媒体网站迅速作出评论与回应。这篇报道的导引文章以《正在崛起之中国的危险》为题，作为“封面故事”推出，[11]有宣扬“中国威胁论”之嫌，但报道的多数内容是力图深度分析“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原题为“A Special Report on China’s Place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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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世界历史进程中，大国的崛起几乎总是伴随着暴力冲突与战争，中国是否真的会如其承诺的那样“和平崛起”——这是国际社会普遍关切的问题。导引文章试图刻画中国形象的两面性：一方面中国致力于让“焦虑的世界”安心，另一方面“通情达理的中国时而会让位于好斗的中国”。历史经验显示，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往往决定了世界是否和平（有英国与美国这样的正面例子，也有英国与德国这样的反面例子），因此今天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对世界局势至关重要。虽然迄今为止情况还相当不错，因为中国全心投入经济发展，而美国着眼于反恐战争，但两国之间仍然互相猜疑，“中国将美国视为一个终将会阻碍自己崛起的衰退中的强国，而美国则担心中国的民族主义在重振的经济与军事力量的推动下会伸张自己”。作者指出，对中美必将发生冲突的悲观主义看法或许不无道理，但“中国未必成为一个敌人”，因为许多证据表明，一个稳定的世界对两国都更为有利。而“最会让中国变成敌人的做法就是将它当作一个敌人来对待”。历史表明，“如果兴起中的强国相信它能不受阻碍地崛起，而当道的强国也相信它对世界的运作不会受到根本的威胁，那么超级大国就可以和平共处”。因此，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关键在于增强大国之间的彼此信任。较之历史上的强国，中美两国具有一种后知之明的优势：“它们都见证了20世纪灾难性的错误，而确保21世纪不再重蹈覆辙也将取决于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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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的主题分为六篇文章。[12]首篇《卧薪尝胆》（“Brushwood and Gall”）以著名的中国典故“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开始，暗示中国人的隐忍之心与雪耻情结，但作者随即援引哈佛大学柯文（Paul Cohen）教授对这一典故的新阐释——当今中国将勾践精神理解为“自我改进与奉献，而不是复仇”。中国反复宣称其崛起不会对世界构成威胁，而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对此仍心有余悸，未来的前景包含着一定的不确定性。《第四个现代化》（“The Fourth Modernisation”）一文着眼于分析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进程及其困难，以及对中美军事力量对比的意义。《悬而未决》（“In the Balance”）一文讨论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在日本和印度等亚洲国家所引起的复杂反应。《朋友，或其他》（“Friends, or Else”）一文探讨美国对华外交政策及其内在矛盾——美国希望与中国发展经贸合作，也希望中国在处理国际问题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但同时又担忧自己的地位会受到中国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威胁。这种伙伴和对手的双重关系困扰着美国。但美国不可能以冷战时代遏制苏联的方式来应对中国，因为这会付出过高的代价，而结局会是两败俱伤。因此，“承受中国的崛起，是对美国外交前所未有的考验”。《更少韬光养晦》（“Less Biding and Hiding”）一文探讨了中国在维护其核心利益方面表现出的决绝倾向，但文章指出，民族主义的高涨有时也会困扰中国的外交事务。如果一切妥协都被看作软弱或投降，那么大国外交就很少有回旋余地，而过于强硬的立场又会使周边国家感受到威胁，使“和平崛起”的承诺遭到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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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以《战略信心保障》（“Strategic Reassurance”）一文收尾。作者认为，中美之间分享着许多重要目标（国际稳定、防止核扩散以及经济发展等），而和平共处最有利于实现这些共同目标。文章继而对消除两国之间猜疑的方式提出十点建议，包括美国应自愿放弃在核攻击方面的优势，维持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常规军事优势；中美两国应当在军事准则方面加强对话合作；亚洲需要形成预防海洋争端升级的规则；美国必须更为一致地遵守自己信奉的国际规则；中国应该防止恶性民族主义的流布；中美都应当致力于运用多边外交；亚洲国家需要清理盘根错节的区域安全组织，也需要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付出更多的努力。报道以首尾呼应的方式回到越王勾践的故事——赢得胜利后的勾践在得意忘形中沦为一个暴君。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崛起注定会造成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对抗或冲突。作者再次强调，勾践的故事有多重阐释，“而未来，一如这个故事，是我们造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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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报道由资深记者爱德华·卡尔采写。在其“来源与致谢”中，他给出了一份来自不同国家、持有各种立场与观点的二十六位学者专家的名单（其中有四位海内外华人）。报道有大量的实例分析与名家观点相呼应。显然，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已经越来越重要，任何简单化的褒贬都无济于事。这篇报道对中国问题的分析注重多重维度，尽量避免简单武断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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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与理性：跨学科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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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普尔顿基金会以赞助科学与宗教问题研究而闻名，其“大问题对话”（The Big Questions Conversations）系列，每年邀请十多位著名学者与公共人物，就“经久不衰而备受争议的”重大问题做出书面回应，在知识界越来越引人注目。2010年第六届大问题对话的主题是“道德行动是否依赖于理性推论”。十三位来自不同的学科领域（神经科学、心理学、哲学、文化研究和神学）的作者，就这一问题各抒己见，汇编为一部五十多页的文集在春季发布。[13]《大西洋月刊》《探索》《新科学家》《纽约书评》与《纽约客》等英美报刊媒体予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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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哲学教授克里斯蒂娜·科尔斯戈德相信，在大多数日常情景中，我们的思想与行动主要是意识的结果。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法学理论家罗伯特·乔治认为，在道德行动中我们常常追求那些表面上“没有好处”的目标，它们的“内在价值”必定来自我们基于理性的理解。他们都坚持理性思考对道德行为的重要作用。而加州大学心智研究中心主任迈克尔·加扎尼加持有不同看法。他指出，最近脑科学研究的进展显示，道德决定的过程发生在大脑有意识的自觉之前。著名哲学家和作家丽贝卡·戈德斯坦认为，道德情感是人类进化的产物，但需要理性才得以充分发展为完整的道德感，因此“没有道德情感的理性是空洞的，而没有理性的道德情感是盲目的”。大多数作者承认理性对道德行动的影响，但认为这种影响是有限的。英国犹太教首席拉比乔纳森·萨克斯写道：“启蒙思想的重大错误之一就是低估了非理性力量的威力，这种力量是我们基因遗传的一部分。”人们道德直觉的起源与本质是什么？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有意识地控制我们的道德行为？这是古老的哲学问题，同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脑科学、神经科学与认知心理学的新近发展，正在为这个问题打开新的视野，这也要求哲学家和神学家重新思考他们长期坚持的许多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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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思考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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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左翼杂志《异议》在其五十多年的历史中一直致力于促进社会主义的民主理想。今年夏季号的《异议》杂志发表论社会主义的专题讨论[14]，引起思想界的关注，英国《独立报》等媒体予以报道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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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题的导言中，杂志共同主编迈克尔·卡津指出，20世纪的历史使“社会主义在全球胜利”的信心受到挫折，但我们仍然相信，社会主义的民主远景值得被重新认识并付诸实践。专题讨论包括四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社会主义在今天的意义，并对其未来应有的形态阐发了各自的看法。政治学家雪莉·伯曼指出，社会民主派曾在20世纪的欧洲有过辉煌的岁月，他们如果能将市场的动力机制与促进跨民族的团结和平等权利相结合，就有可能再创辉煌。著名左翼历史学家、《新左派评论》前主编罗宾·布莱克本认为，当前的财政危机可能会导致经济民主的复兴，但条件是社会民主派能够推动各种可靠的矫正措施，这些措施并不单纯依赖民族国家，而是能提升与地方社群共享的权力。政治活动家杰克·克拉克曾担任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委会”书记，他在文章中提出了各种革新的实践方式，寻求提供体面的、对环境负责的住房与就业，以及对华尔街势力的严格控制。政治哲学家沃尔泽在文章中辨析了社会主义的三个主要特征——政治民主、国家对市场的调控，以及提供福利和公共服务。他同时指出，应当将社会主义理解为“总是在造就中”的事业远景，而不是一种有待建成的体制。即便这种远景永远无法完全变成现实，它仍然是一种“最为人道、最令人振奋的道路”，我们由此不断迈向“我们所梦想的社会”。[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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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者》引发文化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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