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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刊登中国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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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著名杂志《经济学人》（12月4日印刷版）以罕见的醒目方式，刊登一篇长达十四页的关于中国的特别报道，并在12月2日的网络版上全文发布，引起广泛关注，《福布斯》等媒体网站迅速作出评论与回应。这篇报道的导引文章以《正在崛起之中国的危险》为题，作为“封面故事”推出，[11]有宣扬“中国威胁论”之嫌，但报道的多数内容是力图深度分析“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原题为“A Special Report on China’s Place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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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世界历史进程中，大国的崛起几乎总是伴随着暴力冲突与战争，中国是否真的会如其承诺的那样“和平崛起”——这是国际社会普遍关切的问题。导引文章试图刻画中国形象的两面性：一方面中国致力于让“焦虑的世界”安心，另一方面“通情达理的中国时而会让位于好斗的中国”。历史经验显示，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往往决定了世界是否和平（有英国与美国这样的正面例子，也有英国与德国这样的反面例子），因此今天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对世界局势至关重要。虽然迄今为止情况还相当不错，因为中国全心投入经济发展，而美国着眼于反恐战争，但两国之间仍然互相猜疑，“中国将美国视为一个终将会阻碍自己崛起的衰退中的强国，而美国则担心中国的民族主义在重振的经济与军事力量的推动下会伸张自己”。作者指出，对中美必将发生冲突的悲观主义看法或许不无道理，但“中国未必成为一个敌人”，因为许多证据表明，一个稳定的世界对两国都更为有利。而“最会让中国变成敌人的做法就是将它当作一个敌人来对待”。历史表明，“如果兴起中的强国相信它能不受阻碍地崛起，而当道的强国也相信它对世界的运作不会受到根本的威胁，那么超级大国就可以和平共处”。因此，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关键在于增强大国之间的彼此信任。较之历史上的强国，中美两国具有一种后知之明的优势：“它们都见证了20世纪灾难性的错误，而确保21世纪不再重蹈覆辙也将取决于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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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的主题分为六篇文章。[12]首篇《卧薪尝胆》（“Brushwood and Gall”）以著名的中国典故“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开始，暗示中国人的隐忍之心与雪耻情结，但作者随即援引哈佛大学柯文（Paul Cohen）教授对这一典故的新阐释——当今中国将勾践精神理解为“自我改进与奉献，而不是复仇”。中国反复宣称其崛起不会对世界构成威胁，而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对此仍心有余悸，未来的前景包含着一定的不确定性。《第四个现代化》（“The Fourth Modernisation”）一文着眼于分析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进程及其困难，以及对中美军事力量对比的意义。《悬而未决》（“In the Balance”）一文讨论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在日本和印度等亚洲国家所引起的复杂反应。《朋友，或其他》（“Friends, or Else”）一文探讨美国对华外交政策及其内在矛盾——美国希望与中国发展经贸合作，也希望中国在处理国际问题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但同时又担忧自己的地位会受到中国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威胁。这种伙伴和对手的双重关系困扰着美国。但美国不可能以冷战时代遏制苏联的方式来应对中国，因为这会付出过高的代价，而结局会是两败俱伤。因此，“承受中国的崛起，是对美国外交前所未有的考验”。《更少韬光养晦》（“Less Biding and Hiding”）一文探讨了中国在维护其核心利益方面表现出的决绝倾向，但文章指出，民族主义的高涨有时也会困扰中国的外交事务。如果一切妥协都被看作软弱或投降，那么大国外交就很少有回旋余地，而过于强硬的立场又会使周边国家感受到威胁，使“和平崛起”的承诺遭到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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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以《战略信心保障》（“Strategic Reassurance”）一文收尾。作者认为，中美之间分享着许多重要目标（国际稳定、防止核扩散以及经济发展等），而和平共处最有利于实现这些共同目标。文章继而对消除两国之间猜疑的方式提出十点建议，包括美国应自愿放弃在核攻击方面的优势，维持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常规军事优势；中美两国应当在军事准则方面加强对话合作；亚洲需要形成预防海洋争端升级的规则；美国必须更为一致地遵守自己信奉的国际规则；中国应该防止恶性民族主义的流布；中美都应当致力于运用多边外交；亚洲国家需要清理盘根错节的区域安全组织，也需要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付出更多的努力。报道以首尾呼应的方式回到越王勾践的故事——赢得胜利后的勾践在得意忘形中沦为一个暴君。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崛起注定会造成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对抗或冲突。作者再次强调，勾践的故事有多重阐释，“而未来，一如这个故事，是我们造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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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报道由资深记者爱德华·卡尔采写。在其“来源与致谢”中，他给出了一份来自不同国家、持有各种立场与观点的二十六位学者专家的名单（其中有四位海内外华人）。报道有大量的实例分析与名家观点相呼应。显然，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已经越来越重要，任何简单化的褒贬都无济于事。这篇报道对中国问题的分析注重多重维度，尽量避免简单武断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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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与理性：跨学科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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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普尔顿基金会以赞助科学与宗教问题研究而闻名，其“大问题对话”（The Big Questions Conversations）系列，每年邀请十多位著名学者与公共人物，就“经久不衰而备受争议的”重大问题做出书面回应，在知识界越来越引人注目。2010年第六届大问题对话的主题是“道德行动是否依赖于理性推论”。十三位来自不同的学科领域（神经科学、心理学、哲学、文化研究和神学）的作者，就这一问题各抒己见，汇编为一部五十多页的文集在春季发布。[13]《大西洋月刊》《探索》《新科学家》《纽约书评》与《纽约客》等英美报刊媒体予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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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哲学教授克里斯蒂娜·科尔斯戈德相信，在大多数日常情景中，我们的思想与行动主要是意识的结果。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法学理论家罗伯特·乔治认为，在道德行动中我们常常追求那些表面上“没有好处”的目标，它们的“内在价值”必定来自我们基于理性的理解。他们都坚持理性思考对道德行为的重要作用。而加州大学心智研究中心主任迈克尔·加扎尼加持有不同看法。他指出，最近脑科学研究的进展显示，道德决定的过程发生在大脑有意识的自觉之前。著名哲学家和作家丽贝卡·戈德斯坦认为，道德情感是人类进化的产物，但需要理性才得以充分发展为完整的道德感，因此“没有道德情感的理性是空洞的，而没有理性的道德情感是盲目的”。大多数作者承认理性对道德行动的影响，但认为这种影响是有限的。英国犹太教首席拉比乔纳森·萨克斯写道：“启蒙思想的重大错误之一就是低估了非理性力量的威力，这种力量是我们基因遗传的一部分。”人们道德直觉的起源与本质是什么？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有意识地控制我们的道德行为？这是古老的哲学问题，同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脑科学、神经科学与认知心理学的新近发展，正在为这个问题打开新的视野，这也要求哲学家和神学家重新思考他们长期坚持的许多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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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思考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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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左翼杂志《异议》在其五十多年的历史中一直致力于促进社会主义的民主理想。今年夏季号的《异议》杂志发表论社会主义的专题讨论[14]，引起思想界的关注，英国《独立报》等媒体予以报道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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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题的导言中，杂志共同主编迈克尔·卡津指出，20世纪的历史使“社会主义在全球胜利”的信心受到挫折，但我们仍然相信，社会主义的民主远景值得被重新认识并付诸实践。专题讨论包括四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社会主义在今天的意义，并对其未来应有的形态阐发了各自的看法。政治学家雪莉·伯曼指出，社会民主派曾在20世纪的欧洲有过辉煌的岁月，他们如果能将市场的动力机制与促进跨民族的团结和平等权利相结合，就有可能再创辉煌。著名左翼历史学家、《新左派评论》前主编罗宾·布莱克本认为，当前的财政危机可能会导致经济民主的复兴，但条件是社会民主派能够推动各种可靠的矫正措施，这些措施并不单纯依赖民族国家，而是能提升与地方社群共享的权力。政治活动家杰克·克拉克曾担任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委会”书记，他在文章中提出了各种革新的实践方式，寻求提供体面的、对环境负责的住房与就业，以及对华尔街势力的严格控制。政治哲学家沃尔泽在文章中辨析了社会主义的三个主要特征——政治民主、国家对市场的调控，以及提供福利和公共服务。他同时指出，应当将社会主义理解为“总是在造就中”的事业远景，而不是一种有待建成的体制。即便这种远景永远无法完全变成现实，它仍然是一种“最为人道、最令人振奋的道路”，我们由此不断迈向“我们所梦想的社会”。[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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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者》引发文化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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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亚安·希尔西·阿里大概是当今西方最有影响，也最富有争议的伊斯兰流亡者。今年5月，自由出版社推出了阿里的自传新作《流浪者——从伊斯兰到美国：一段历经文明冲突的个人旅程》（以下简称《流浪者》）[16]，使她再度成为焦点人物，也激发了关于文化多元主义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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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1969年出生在索马里，儿时随家人在多个非洲国家流亡。她曾是穆斯林教徒，按照习俗接受女性“割礼”。1992年为了抗拒父亲安排的与陌生男子的婚事，阿里从肯尼亚逃往荷兰，改换姓名，编造履历，获准以难民身份定居。她后来进入莱顿大学攻读政治学，获得硕士学位，取得了荷兰国籍。大约在2002年，阿里放弃了对伊斯兰教的信仰，成为一个无神论的女性主义活动家，并在2003年当选为荷兰国会议员，曾多次入选全球最有影响的百位知识分子。她曾与荷兰电影人特奥·梵高（著名印象派画家梵高的曾侄孙）合作制作一部短片《屈从》（Submission），揭示伊斯兰社会中女性的悲惨遭遇，引起强烈反响。2004年11月，特奥·梵高遭到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暗杀，尸体的匕首上留有一份死亡威胁名单，阿里的名字也在其中。这一事件当时激起了荷兰的反移民浪潮。2006年，阿里在申请难民时作假的问题被曝光，她在争议中辞去了议员的职务，从荷兰移民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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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浪者》一书中，阿里一如既往地以亲身经历对伊斯兰文化中的黑暗面予以公开而尖锐的抨击，引人注目的同时也备受争议。西方的自由派与左派知识分子对她持有犹疑不决的评价。《纽约时报》刊登著名专栏作家、两次普利策奖获得者纪思道的书评文章。作者赞扬她的勇气，又批评她对伊斯兰文化以偏概全的过激之辞。[17]但是，所有文化究竟是不是一律平等？这个问题始终会困扰那些既坚持普遍人道标准，又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自由派人士。而阿里的立场要鲜明得多，《流浪者》中有这样一段告白：“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但并非所有的文化和宗教都是平等的。一种赞扬女性气质、认为女人是她们自己生活的主人的文化，要好过那种对女孩实施生殖器割礼、将她们禁闭于围墙或面纱之后或因为她们陷入爱情而予以鞭挞和投石的文化……西方启蒙的文化是更好的。”著名作家苏珊·雅各比在一篇评论中引用了这个段落，并坦言她自己是“费尽艰难才懂得了这段话中的一些道理，但这是许多西方的好心人难以接受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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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野下的罗尔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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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2月，由意大利罗马国际社会科学自由大学和约翰·卡波特大学联合主办的为期三天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罗马召开，吸引了来自欧美各地的三十多位著名学者参加。会议的主题是“在罗尔斯与宗教之间：后世俗时代的自由主义”。[19]这标志着罗尔斯“宗教文稿”出版之后在学术界引发的新的研究动向。[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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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与启示的关系是西方思想传统的核心问题之一，而在现代社会中，如何处理政治自由主义与宗教信仰之间的紧张也成为公共哲学的主题。约翰·罗尔斯是20世纪政治自由主义的主要思想家，但他是否恰当地处理了宗教经验在民主社会中的位置，是争议的焦点之一。罗尔斯生前很少谈论自己的宗教观点，但在他2002年去世后不久，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位宗教学教授发现了罗尔斯在1942年写下的一篇关于基督教伦理的论文，题目是《对原罪与信仰之意义的简要探寻》。罗尔斯当时甚至计划在战后从事神学研究。在罗尔斯的遗稿中还发现了一篇从未公开的短文《关于我的宗教》。哈佛大学出版社在去年将两篇文章合起来出版。[21]约书亚·科恩和托马斯·内格尔在序言中指出，罗尔斯不同于许多对宗教漠视或知之甚少的自由主义者，他的自由主义理论强调宗教信仰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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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斯在早期“宗教文稿”中体现出对社群的高度重视，对孤立的个人主义以及对传统契约论思想的严厉批判。这表明曾经指责他“忽视了人们根本的社会属性”的批评意见是多么轻率。新视角下的罗尔斯研究，关注宗教在民主社会中的位置、宗教教义与“公共理性”之间的关系，以及宗教与公共生活的界限等问题。这也是这次罗马国际会议的主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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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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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affi Khatchadourian, “No Secrets: Julian Assange’s Mission for Total Transparency,” New Yorker, June 7,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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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WikiLea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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