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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门”事件与怀疑派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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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成为人类的共同关切和努力——从1988年联合国建立“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到1997年《京都议定书》签署，从2007年IPCC与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分享诺贝尔和平奖，到今年年底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拯救地球”行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据说是依据科学界的三项共识：（1）全球气候正在变暖，（2）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异常”趋势，（3）这会给人类生存环境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在科学家当中，也一直存在着对“主流共识”的批评者与反对者，他们形成了少数“怀疑派”（其中包括一些声誉卓著的专家学者）。他们的支持者致力于揭露“被压制的真相”——气候异常变暖造成环境危机的说法，完全是一种误解或编造的神话。但怀疑派的声音在媒体舆论中非常微弱，公众甚至闻所未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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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哥本哈根峰会召开期间，一个突发事件使局面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11月20日，有黑客攻入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气候研究中心（CRU）的服务器，盗走了六十多兆的数据（包括一千多封电子邮件和三千多份文件），并在网上陆续公布。其中有迹象表明，气候研究领域的一些著名学者涉嫌伪造和操纵数据，夸大全球变暖的证据，党同伐异，可能误导政府和公众。CRU是气候研究方面的权威机构，并在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中承担了重要工作，而这份报告成为目前全球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重要依据。消息传出后，西方各大媒体竞相报道，公众哗然，这一事件被称为“气候门”（climate gate）事件。CRU的负责人菲尔·琼斯教授坚决否认存在造假行为，却很快在舆论压力下宣布辞职。事件还暴露出许多相关机构阻碍气候信息数据的公开化。[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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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门”事件的爆发变成了怀疑派及其支持者的节日。欧美许多电视和报刊媒体邀请主流派和怀疑派科学家展开辩论，怀疑论的声音第一次得到如此广泛的传播，其影响力已经在最新的民意调查中有所显示。英国《每日电讯报》专栏作家克里斯托弗·布克等人声称，“气候变暖论”是“我们时代最大的科学丑闻”，“气候门”事件将“给变暖派的棺材钉上最后一枚钉子”。[19]但实际上，所谓的怀疑派并不是意见一致的群体。其中，有人认为IPCC气候方案的准确性是可质疑的；有人相信气候的异常变暖没有发生或已经停止；有人主张全球变暖的确在发生，但主要是自然因素而不是人为因素所致，或者原因不明；还有人坚持全球变暖并不会造成环境危机。多种怀疑论的观点或许有不同的证据支持，但任何一种观点都没有被科学界普遍接受。而且，个别怀疑派“推手”的历史并不清白，有人曾受到石油公司巨头等特殊利益集团的操纵而卷入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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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界权威刊物《自然》发表社论，敏锐地警觉到“气候门”事件可能带来的政治后果，指出在明年美国国会的辩论中它可能会被某些议员所利用，来抵制《清洁能源工作及美国能源法案》的通过。社论指出，“气候门”事件的真相还有待调查，但目前并没有伪造数据的确凿证据；即使发现个别科学家有“不规范”的行为，也不足以改变科学界根据大量数据和多种机构广泛研究而达成的结论性共识。[20]这也是目前许多官方机构和主流派科学家在回应“气候门”事件中的基本立场。很难想象“气候门”事件会使怀疑派获得主导地位，但这是一次天赐良机，使得他们的声音获得公众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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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一些政要和国际组织纷纷呼吁对事件展开调查，许多科学家和公共舆论都要求对“气候异常变暖”理论做出更为公开和严格的评估考察。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当代科学研究对公共事业甚至人类命运正在发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但科学证据与结论却只能由少数专业人士支配掌握，公众对此基本无从判断。因此，公众完全有正当的理由督促政府、科学机构和科学家更严格地遵守公开透明的问责规范，承担起重大的伦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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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旧问题与新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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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关系是欧美学界反复争论的一个问题。有些人主张，这种肤浅的“政治正确”问题根本不值一提。更多的学者（出于不同的理由）倾向于将海德格尔的学术与政治区分开来：充分肯定他的哲学贡献和影响，而对其亲纳粹的政治立场或进行批判清理或置之不顾。但这种“分离论”并没能平息争论，因为分离论本身的依据和含义都有些含混不清。首先，将一种具有内在伦理维度和政治含义的哲学思想与政治分离究竟是什么意思？根本理据何在？深究起来，“政治正确”的讥讽者未见得比其标榜者更为清醒、更有说服力。其次，就海德格尔的具体个案而言，在何种意义上进行分离才是可能的和正当的？这或许取决于他的政治理念在多大程度上与他的哲学思想互为贯通。有论者（比如汉娜·阿伦特）似乎相信，投身纳粹不过是海德格尔的偶然失误，与他的哲学思想基本无关；而另有论者（比如海德格尔曾经的学生卡尔·洛维特）则主张，海德格尔对纳粹国家社会主义的支持内在于他的思想理路。[21]两派之间的争议与纠葛并没有了结，也继续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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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1月，耶鲁大学出版社推出一部英译新著——《海德格尔：将纳粹主义引入哲学》[22]，被视作一枚“重磅炸弹”。作者是巴黎大学哲学副教授埃玛纽埃尔·费伊，他根据大量的档案和文本材料（包括此前未曾公开的1933—1935年研讨班讲稿），并对文本和事件与历史背景作出细致的语境化分析，试图表明海德格尔的纳粹主义“远比至今为人所知的情况恶劣得多”：他的所谓“政治失误”完全不是那种书呆子式的天真或一时糊涂，而是动机明确的自觉担当——自命为纳粹主义的“精神向导”。与惯常的见解相反，海德格尔在1934年4月辞去弗莱堡大学校长一职之后，他的纳粹主义倾向并未收敛而是更为激进，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仍未放弃。他的思想发展既从纳粹主义中吸取灵感，又自觉地为其提供哲学基础，主旨是高扬国家和民族（Volk）的绝对至上性，以“血与土地”的神圣名义要求个体的忠诚与牺牲，以此诉求一个“新开端”以及重归“德国民族的命运”。由此，费伊提出了相当极端的结论——纳粹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理念如此之深地交织在海德格尔理论的整个机体之中，以至于他的理论具有毁灭人道与伦理的可能，“不配再被称作哲学”，他的著作应当从图书馆的“哲学类”编目转到“纳粹史”的类别。[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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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著作的法文原版早在2005年就已出版，曾在法国学术界引发热烈争议。而此次英译本在正式面世之前就卷入了激烈论辩的漩涡。10月，《高等教育纪事报》发表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哲学教授、著名批评家卡林·罗马诺对此书的介绍评论（题为《嗨，海德格尔！》）。[24]该评论以讥讽的文体抨击海德格尔，将他称作“黑森林的聒噪者”“过高估计自己的崇高性”“至今还被其信徒离奇崇敬”的骗子。文章的网络版发表后引发一百七十多条“在线回应”，海德格尔的许多拥戴者被这篇文章所激怒。《纽约时报》《新共和》等报刊和网络也纷纷发表文章介入争论。但所有这些公共讨论或许都不及荷兰哲学家赫尔曼·菲利普斯的分析来得细致、中肯和富有洞见。早在2008年他就对此书的法文版发表过一篇书评，认为费伊的研究是独特而卓越的，对海德格尔“将纳粹主义引入哲学”的论证也是确凿有力的。但费伊没能真正成功地把握“纳粹论题在海德格尔整个哲学中占有多么核心的位置”，因而得出了过于极端的结论。这遭到了法国海德格尔派的激烈攻击，这种情绪化的争吵令人遗憾地转移了重点，错失了作者原本提出的真正值得深思的问题。[25]英语世界中的这场争论似乎正在重蹈法国学术界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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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主义的衰落与思想多样性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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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这个昔日的激进文化运动重镇，在今年3月宣告成立“右翼运动比较研究中心”，这多少有些出人意料。[26]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克·里拉借题发挥，撰文呼吁“认真对待右翼”，引起多位学者的热烈回应，主要论及如何理解保守主义在当今学术界遭到的冷遇及其对思想多样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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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拉早年曾在著名保守派刊物《公共利益》担任编辑，后来从保守主义转向亲自由派的立场，但他警觉到当下美国学术界对保守派的排挤与打压日益严重，为此深感忧虑。他指出，名牌大学的课程几乎被左派所支配，从“身份政治”到“后殖民主义”等不一而足，甚至细致到讨论男同性恋与女同性恋之间的差别，但几乎没有多少以保守主义思想为主题的课程。保守派的教师在校园处于少数，也相当孤立，而持保守主义立场的博士生如果不掩藏自己的政治倾向就很难找到教职，以后也难以获得终身职位。这种“自由派压制学术自由”的氛围，正威胁着大学的思想多样性。里拉强调，保守主义是严肃的思想流派和重要的政治传统，而不是一种“病灶”（pathology）。“将20世纪的美国保守主义简约化为冷战政治，这是方便宜人的左派伎俩。”实际上，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保守派更“纠结”于罗斯福的国内新政而不是斯大林。所谓反共事业首先也是由冷战自由派而不是保守派所构想发起的。伯克利的这个研究中心，如果要像自我期许的那样，展开“对20世纪和21世纪美国与海外右翼运动的学术比较研究”，那么首先要认清一个重要的事实：美国的保守派与欧洲右翼不同，他们接受宪制自治政府的合法性。主流的美国保守主义（基本上也就是所谓的“美国右派”）完全不同于海外那些亲法西斯主义的右翼分子——比如法国的勒庞和现居于奥地利的大卫·杜克。里拉强调指出，保守主义是一种独特的看待人类生活的方式，是一种值得研究的传统。但现在年轻人并不真正理解保守主义传统，许多年轻的保守派也只是轻信并依赖从福克斯电视节目中听来的只言片语。因此，在学术界认真对待并重新展开对保守主义思想的教学和研究，将有助于抵制反智主义，推动真正自由开放的辩论和思考，这对左右两派都有重要意义。[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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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沃尔夫教授认为，美国大学的思想多样性要比里拉所说的状况充分些，但仍然相当不足。学术界没有赋予其高度的优先性，结果使思想生活遭到损害。但排斥多样性的倾向既存在于自由派和左派，也存在于少数保守派。当保守派汇聚在校园，他们就把自己看作被围困的少数派，由此造成一种保守主义的宗派性和受害感，很难形成多元化的政治，也导致了保守派的封闭性——他们在自己的刊物上发文章，召开自己的学术会议，引用其他保守派的作品，使用自己的术语发言。的确，对自由主义而言，如果能更多地介入与保守主义的对话会强化自己，但反过来对保守派也是如此。布鲁斯·史密斯教授指出，美国大学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保守派的观点受到压制，而是缺乏任何严肃的政治讨论。教授们不喜欢发生冲突，也认为这种辩论没有多少学术价值。但他希望在课堂内外能认真地辩论有关政治理论和宪制秩序的经典问题，并认为“核心课程”能相当好地发挥这个作用。在其他的回应中，有学者指出，保守派的学生精英大多都奔向金融界、商界和企业界谋职，这才导致了他们在校园中的颓势；也有人认为，真正的分歧不是政治立场的左右之争，而是发生在那些认真思考和写作的人与那些对学术敷衍轻慢者之间；还有论者指出，保守主义既向往那种有序而神圣的自由，又屈从于那种瓦解自由教育的资本主义激流，保守派的失败在于无法调和这两者，这是严肃的保守主义研究需要充分重视的问题。[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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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大学的开放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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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秋季，哈佛大学开始启动系列课程公开化项目，首先推出的是其名牌通识课程——迈克尔·桑德尔主讲的“正义”。桑德尔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他从1980年起为本科生讲授这一课程，一直深受学生的欢迎，连续多年名列课程注册人数榜首（2007年秋季选课学生达到1115人，创下了哈佛的历史纪录），二十多年来，已经有14000多名学生修读了这门被称作“传奇”（legendary）的课程。哈佛大学与波士顿公共电视台合作，将原来的二十四节课通过多机位拍摄和精心编辑，制作为十二集（每集片长一小时）教学片，在全美多个公共电视台同步播出，并在互联网上开放视频和辅助材料，获得热烈的反响。[29]（日前已有中国网友将整套教学视频上传到“土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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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门课程的巨大吸引力，固然来自桑德尔作为教师的非凡魅力及其精湛的教学艺术，但同样重要的是他致力于“公民教育”的通识课理念。他深信，民主社会的健康发展需要一种强劲和善于思考的公民精神，而不只是一套程序和制度。而哈佛大学培养的所谓“精英”首先应当成为优秀的公民。桑德尔的教学将经典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洛克、康德、边沁、密尔以及罗尔斯等）的理论学说引入对现实问题的关切与思考：如何面对生活中的道德困境？何种制度设计与政策安排才是“在道德上正当的”？我们道德直觉中的“正义”究竟包含着哪些前提，又会面对怎样的挑战？诸如此类的问题以“苏格拉底的方式”——不断地诘问、应答、反驳和再追问——在课堂上呈现出来，使学生通过对具体个案的辨析和争论，来培养批评思考以及推理论说（reasoning）的能力。这门课程使抽象的理论学说变成回应现实问题的思想资源，同时激发学生在对公共问题的思考中理解经典思想的卓越之处及其与当代世界的相关性。目前，哈佛大学每年有大约六分之一的本科生会聚集到古老而庄重的Sanders剧场（授课场所），与桑德尔一起探讨“正义”的理想与实践。[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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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美国多所著名的私立大学纷纷向社会公众开放教学资源。2001年，麻省理工学院率先启动“开放式课件”项目（OCW），在互联网上推出各种学科的课件（包括部分教学视频），至今已累积多达1925门课程，可供自由访问浏览（http://ocw.mit.edu），并相继制作了多个语种（包括中文）的版本，被视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教育创新举措。随后，耶鲁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等高校也陆续推出类似的开放课程。在这个据说是公益精神日渐退化的时代，私立大学积极承担公共教育的责任是一个值得赞许和关注的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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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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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ichard Posner, A Failure of Capitalism: The Crisis of ’08 and the Descent into Depression, Harvard University, 2009. 中译本为《资本主义的失败：〇八危机与经济萧条的降临》，沈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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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lan Woods, “The Fall of the Berlin Wall: 20 Years Later,”October 19, 2009 (http://www.marxi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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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martya Sen, “Capitalism Beyond the Crisis,”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 56, No. 5, March 26,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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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此次讨论会制作了视频记录: http://www.glasshouseforum.org/news_film_chinamodel_complet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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