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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政治：神学灵光的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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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里拉的《上帝的政治》一文发表在8月19日的《纽约时报杂志》，当期的封面以大号字体摘录了文章的要义：“神学的思想仍在燃烧着人们的心灵，鼓动起能将社会置于毁灭的救世之激情——这在我们西方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已经认定这不再成为可能，认定人类已经学会了将宗教问题与政治问题相分离，认定政治神学在16世纪的欧洲已经死亡。但是，我们错了。我们才属于那种脆弱的例外。”这篇文章选自里拉9月出版的新著《夭折的上帝》，其核心命题可以称为“西方例外论”，认为在人类文明的大部分历史和大部分地域中，神学是政治秩序的基础。而以政教分离和立宪为基础的西方现代政治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和例外，始于欧洲在历经惨痛的宗教战争之后的一种应对抉择，即所谓政治与神学的“大分离”（the Great Separation），其基本理念源自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利维坦》将变换政治的主题，着眼于“心理学”而放弃政治神学。但政治哲学从来没有驯服政治神学。政教分离的共识不仅是脆弱和不稳定的，而且是一个特例。西方人如果以为自己的现代世俗政治具有普世性的效力，并向非西方文明推广，那将是灾难性的错误。文章和著作发表之后立即引起热烈的争论，里拉本人也在报刊与广播媒体上频繁接受采访。马克·里拉在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任教八年之后，今年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人文与宗教学教授，重返作为美国思想文化中心的纽约（他曾在纽约大学政治学系执教十年），再度活跃于公共思想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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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同时出版的还有哲学家查尔斯·泰勒近九百页的新著《世俗时代》，通过浩瀚而复杂的思想史考察，探讨“世俗化”（信仰上帝不再是唯一的生活方式）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想象”是如何在历史中形成的，其中也以大量的篇幅探讨了政治世俗化的问题。今年年初，若瑟·拉青格（Joseph Ratzinger）与哈贝马斯合著的《世俗化的辩证法：论理性与宗教》英文版出版，与其说这是哲学与宗教之间的争论，不如说是两者的合作。哈贝马斯呼吁“世俗社会要获得对宗教信念的新的理解”已经不再让人惊讶。早在三年前他在与拉青格大主教（如今已是教皇本笃十六世）对话之后所写的文章中就语出惊人：“基督教（而不是别的什么）才是自由、良心、人权和民主的最终基础，是西方文明的基准。”随着“9·11”事件之后世界格局的变幻，欧美公共讨论中宗教话语日渐活跃与强劲，政治与宗教的关系也成为当今西方思想界最为关注的主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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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内瑞拉政局引发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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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持续几年的“红色风暴”今年遭遇到新的挑战。查韦斯的修宪提案在委内瑞拉国内引起巨大争议，甚至导致了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十多万人的示威抗议。12月2日，全民公决否决了查韦斯的提案，委内瑞拉的局势与未来变得扑朔迷离。11月30日，耶鲁大学“拉美与伊比利亚研究会”举办“委内瑞拉的玻利维亚革命”国际研讨会，会议由耶鲁大学和纽约大学的两位著名历史学家发起并组织，邀请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政治家（包括委内瑞拉驻美大使）和社会活动家，旨在对委内瑞拉问题展开独立的学术性讨论。有学者高度肯定了草根性社会运动在确立玻利维亚革命的道路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有学者指出，委内瑞拉的经济过度依赖价格由国际市场决定的石油，使这场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了与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模式的紧密纠葛之中，暗含着巨大的风险。这次会议展示了真正具有思想性的辩论，揭示出玻利维亚革命所包含的可能与局限，与主流媒体的危言耸听形成了明显的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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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左翼学者对委内瑞拉的局势更为关注。齐泽克在11月15日《伦敦书评》上发表文章，批评当今“后现代左翼”的所谓抵抗策略倾向于放弃争夺国家权力，实际上是一种“投降”。他赞赏查韦斯夺取国家权力的革命运动，认为这虽然具有风险，却开启了一种新形式的政治可能。英国新左派领袖人物塔里克·阿里（Tariq Ali）在委内瑞拉全民公决之后立即撰写文章，指出当下对修宪的辩论过多地集中在取消总统连任限制的争议上，而没有足够重视修宪提案中“走向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特别是没有在草根层面上对此展开辩论，公民没有充分参与讨论来界定什么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何界定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这恰恰是修宪流产的经验教训。但阿里坚信，查韦斯是一个真正的战斗者，只要总结经验、把握时机，在他任期结束的2013年之前一定会有新的转机。显然，对西方左翼来说，查韦斯革命代表了一种希望——在冷战之后第一次诞生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希望，因而对此寄予了热忱的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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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屠杀工业”与学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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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曼·芬克尔斯坦（Norman Finkelstein）于1988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其二十年来的学术生涯一直处于争论的漩涡之中，因为他的研究著述对大屠杀历史的主流论述提出了尖锐的挑战。芬克尔斯坦并不像少数右翼人士（如英国的大卫·欧文）那样否认历史上发生过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他本人是犹太裔，其父母就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但他认为大屠杀的真实历史在主流媒体的叙事中已经被篡改和编造，成为他所谓的“大屠杀工业”（the Holocaust Industry），被犹太精英权力集团所利用，服务于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和美国的中东政策。芬克尔斯坦通过大量著述和公开演讲长期致力于揭露批判“大屠杀工业”的骗局，其主要论敌是哈佛大学法学院资深教授兼律师艾伦·德肖维茨（Alan Dershowitz）等人，而著名学者和异见知识分子乔姆斯基一直是芬克尔斯坦最强力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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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克尔斯坦曾在几所大学任教，今年已经五十四岁却仍未获得终身教职。今年年初他在任教已六年之久的德保罗大学提出终身教职申请，虽然获得院系一级的多数支持，却遭到大学“晋升与终身教职委员会”的否决，其主要理由是芬克尔斯坦的著述对其他学者进行了言辞激烈的个人攻击，将学术问题变成简单的立场对立，不符合专业的学术标准。芬克尔斯坦坚持认为，校方受到了外界压力的干涉，这是对学术自由的严重侵犯。他表示要以“公民不服从”的方式予以抗议，校方则取消了他原本在下一学期开设的课程。这立刻引发了学术界激烈的反应与辩论，成为所谓的“芬克尔斯坦事件”。在经过两个多月的争论与谈判之后，德保罗大学与芬克尔斯坦达成协议。在一项联合声明中，双方表述了各自的立场，协议以芬克尔斯坦的辞职而告终，但未公布学校给予他的赔偿。芬克尔斯坦事件究竟意味着什么？在乔姆斯基等人看来，这无疑是美国精英势力打压异端思想、践踏学术自由的又一例证。10月12日芬克尔斯坦与乔姆斯基和英国新左派主要代表阿里等一起参加了在芝加哥大学召开的“保卫学术自由”会议，继续反思在保守派精英集团的压制下如何维护学术自由的问题。而另有一些学者对芬克尔斯坦著述的学术品质有相当的保留。早在《大屠杀工业》一书刚刚出版的七年之前，布朗大学著名欧洲史专家奥默·巴托夫（Omer Bartov）就在《纽约时报书评》发表文章，批评芬克尔斯坦恰恰与他所指控的“大屠杀工业”的媒体制造者一样，同样在论述中充满了刺激性的修辞、自鸣得意的道德和知识优越感，同样漠视基本事实，对历史进行混乱和可疑的阐释。巴托夫最后指出：“现在可以说，芬克尔斯坦已经创建了他自己的大屠杀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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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泽克研究国际学刊》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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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泽克如今无疑是国际学术界最耀眼的明星之一。两年前，名为《齐泽克》的纪录片在文化知识界引起相当的关注。今年1月由英国利兹大学传媒学院主办的《齐泽克研究国际学刊》正式创刊。为一位仍然在世的学者创建一份专业性的研究刊物，这在学术界虽然不是首创（鲍德里亚曾享有此殊荣）却也是极为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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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刊物由保罗·泰勒担任主编，编委会中包括著名学者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等，而齐泽克本人也名列其中。编委会的构成在地域分布和专业分布上体现出高度国际化与跨学科的特征。学刊沿用学术界常规的公开投稿和同行评审的编辑方针，但发布方式却是新颖的网络在线期刊（http://zizekstudies.org/），内容完全对读者开放。在线期刊的方式更适合齐泽克的作品特征，也创造出一种学术讨论空间来避免主流媒体对其批判锋芒的收编。该刊目前已经出版了第一卷的四期，包括“齐泽克与巴迪欧”“齐泽克与电影”“齐泽克与黑尔格”等专题讨论，少部分文章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文本（虽然中文译稿的质量似乎有待改进）。在第一期中的开篇文章《为什么是齐泽克？为什么是现在？》中，保罗·泰勒指出，从事这样一份刊物的编辑既是机会又有风险，因为它所研究的是这样一个思想家的作品：他不仅是健在的，而且他向世人保证他自己不是所谓的“齐泽克派”。因此要坚持完整公正地对待齐泽克的不可复制之独特性总是要面对艰巨的压力。但作者认为值得承担这个风险，以进一步增强齐泽克作品对现有建制的学科所提出的挑战。文章还借用佛家“以指示月，愚人观指不观月”的类比，形容“齐泽克的理论努力在于顽强地审问那些执迷于观指而不观月的学者的刚愎自用”，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被齐泽克吸引并继续保持对他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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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来的西方 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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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政局与左翼思潮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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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左翼知识分子来说，振奋人心的激励来自中南美洲的政局变化：近年来具有鲜明左派或中左翼倾向的政治领袖在大选中获胜或连任，包括巴西的卢拉、厄瓜多尔的科雷亚、智利的巴切莱特、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尼加拉瓜的奥尔特加以及委内瑞拉的查韦斯。虽然美国的主流舆论对拉美的这场“红色革命”持怀疑和批评态度，认为这是“政治强人”煽动民粹主义所导演的选举闹剧，会将拉美的经济发展引向灾难。但左翼力量终于突出重围，开始在主流媒体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去年11月，《时代》周刊和《洛杉矶时报》等就曾发表文章，严厉批评布什当局在拉美国家推行的政策。今年4月，《国家》杂志发表文章，更为激烈地抨击主流舆论对拉美局势的妖魔化，指出拉美的“左转”宣告了“华盛顿共识”的破产，标志着过去二十年“新自由主义”模式在拉美的失败。著名“世界体系”理论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新左派评论》（2006年7—8月号）上发表文章，分析了世界格局的现状与发展趋势，认为美国霸权在2001—2025年进入了不断衰落的时期，而布什的国际政策加速了这一衰落。托派社会主义同盟“第四国际”主办的“世界社会主义网站”于今年1月在澳大利亚召开“国际编委会”会议，编委会主席大卫·诺斯在开幕发言中指出，虽然资本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获得了全球性的扩张，但其危机在不断地加深。美国最大的左翼知识分子联盟会议“社会主义学者大会”（SSC）在历经了2004年的分裂之后，似乎在今年复苏。分裂出的一支“左翼论坛”于今年3月在纽约举行主题为“全球抵抗与帝国的衰落”的大会，从开幕式的“挑战帝国”到闭幕式的“前进”主题，显示出高歌猛进的势头。冷战结束之后，西方左翼思潮和社会运动曾面临严峻考验，也一直在探索中寻求突破的契机。2006年，左翼力量似乎聚集了新的能量，出现了某种复兴的转机，露出了朦胧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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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阿伦特百年诞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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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0月14日是汉娜·阿伦特的百年诞辰纪念日。当天，柏林的“阿伦特的思想空间”现代艺术展开幕，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播出了对阿伦特的学生、传记作者和研究者伊丽莎白·扬—布鲁尔的访谈。而世界各地的纪念活动早在年初已经开始，学术界重要的演讲与国际会议迄今有三十多次。歌德学院预告了明年1月召开的研讨会日程，表明相关的活动还在持续……这样广泛而隆重的纪念并不是心血来潮的仪式，而是最近二十年以来阿伦特的思想影响持续增长的结果。正如扬—布鲁尔新著的书名《阿伦特为什么重要》所提示的那样，阿伦特对于我们的时代仍然至关重要。作为20世纪极为独特而复杂的思想家，阿伦特的作品蕴含着多重阐释的可能。比如对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一书中认为，狂热极端的意识形态俘获了处于孤独焦虑之中的病理性“大众社会”，从而导致了极权主义的兴起。而后来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1963）中，她所揭示的极权主义的秘密在于艾希曼的那种“恶之平庸”。于是，面对今天的世界风云，许多人借用阿伦特的思想对当下极权主义的可能做出不同的诊断。有人在谈论所谓的“伊斯兰极权主义”，比如德国前外交部长、哈贝马斯的弟子约瑟夫·菲舍尔将此称作（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后的）“第三种极权主义”，而另有作者比如罗宾最近在《伦敦书评》上发表的文章却认为，当今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具有极权主义的危险，这恰恰源自阿伦特所说的那种“仕途主义”（careerism）的平庸之恶。拉宾还提醒我们要注意阿伦特对于极端犹太复国主义的忧虑。她在1960年就指出，犹太人从几个世纪“不惜代价求生存”转向了“不惜代价维护尊严”，但“在这种虚假的乐观主义背后潜伏着对一切的绝望而准备自杀的心态”，她看到了许多犹太人宁愿与敌人同归于尽，也不愿妥协，因为生怕妥协会将他们带回到那些在欧洲沉默受难的屈辱日子。阿伦特的许多洞见（比如她对“阿拉伯问题”的关切）还有待于我们深入的探讨。的确，阿伦特之于我们的时代仍然重要，她的思想遗产也将继续在争议性的阐释中给予我们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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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再度成为焦点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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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以“历史终结论”闻名世界的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2006年再次成为公共知识界关注的焦点人物。他为今年再版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新写了后记《“历史终结”之后》，试图澄清人们对“历史终结论”的误解，并回应十七年来有关这一论题的争论。但这篇“再版后记”又引发出新一轮的争论，批评的重点仍然在于质疑“历史终结论”是否成立，以及福山自己的立场是否前后一致等。今年8月“开放民主”网站汇集了十多篇相关文章，组织了一次（网络）专题研讨会，福山为此撰写了《对批评者的回应》，试图再次澄清自己的观点，并解释自己观点的变化。而更受人关注的是福山在3月出版的新著《美国处在十字路口》，其中严厉批评了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宣告了与“布什主义”的决裂。由于福山当年曾支持布什当局对伊拉克开战，并长期与被称为“新保守主义”的高层官员和智囊人物交往甚密，这本著作被看作福山政治立场的“戏剧性转向”，在舆论界引起强烈的反响。但是，从福山自己的论述逻辑来看，他的变化与其说是告别了“新保守主义”，还不如说是“布什主义”背叛了“新保守主义”。福山自己所主张的基本论点并没有改变：他仍然坚持“自由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制度”是（黑格尔、科耶夫意义上的）“历史终结”的现代性形态，认为这个终结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并将最终获得普世性的胜利。他所做的修正只是“时间表”意义上的，他认为自由民主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在“边缘地区”（特别是阿拉伯世界）实现，而实现的方式也可能不同于迅速而和平的“东欧模式”。福山与“布什主义”的根本分歧在于，他不相信一个国家的民主转型可以通过使用外部武力来强迫完成。在福山看来，这是一种激进的“社会改造工程”。而新保守主义的传统（在其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中）留下的一个重要思想遗产就是反对这类“社会改造工程”。实际上，福山主张以经济发展和渐进改革为前提，促成对于民主的内在需要，从而实现走向民主的“和平演变”。而与此相比，布什推行的单边主义、先发制人以及武力变更政权的政策恰恰是一种激进的霸权主义。不幸的是，“新保守主义”这个名称已经被滥用了，福山也就不再愿意以此自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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