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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屠杀工业”与学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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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曼·芬克尔斯坦（Norman Finkelstein）于1988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其二十年来的学术生涯一直处于争论的漩涡之中，因为他的研究著述对大屠杀历史的主流论述提出了尖锐的挑战。芬克尔斯坦并不像少数右翼人士（如英国的大卫·欧文）那样否认历史上发生过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他本人是犹太裔，其父母就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但他认为大屠杀的真实历史在主流媒体的叙事中已经被篡改和编造，成为他所谓的“大屠杀工业”（the Holocaust Industry），被犹太精英权力集团所利用，服务于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和美国的中东政策。芬克尔斯坦通过大量著述和公开演讲长期致力于揭露批判“大屠杀工业”的骗局，其主要论敌是哈佛大学法学院资深教授兼律师艾伦·德肖维茨（Alan Dershowitz）等人，而著名学者和异见知识分子乔姆斯基一直是芬克尔斯坦最强力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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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克尔斯坦曾在几所大学任教，今年已经五十四岁却仍未获得终身教职。今年年初他在任教已六年之久的德保罗大学提出终身教职申请，虽然获得院系一级的多数支持，却遭到大学“晋升与终身教职委员会”的否决，其主要理由是芬克尔斯坦的著述对其他学者进行了言辞激烈的个人攻击，将学术问题变成简单的立场对立，不符合专业的学术标准。芬克尔斯坦坚持认为，校方受到了外界压力的干涉，这是对学术自由的严重侵犯。他表示要以“公民不服从”的方式予以抗议，校方则取消了他原本在下一学期开设的课程。这立刻引发了学术界激烈的反应与辩论，成为所谓的“芬克尔斯坦事件”。在经过两个多月的争论与谈判之后，德保罗大学与芬克尔斯坦达成协议。在一项联合声明中，双方表述了各自的立场，协议以芬克尔斯坦的辞职而告终，但未公布学校给予他的赔偿。芬克尔斯坦事件究竟意味着什么？在乔姆斯基等人看来，这无疑是美国精英势力打压异端思想、践踏学术自由的又一例证。10月12日芬克尔斯坦与乔姆斯基和英国新左派主要代表阿里等一起参加了在芝加哥大学召开的“保卫学术自由”会议，继续反思在保守派精英集团的压制下如何维护学术自由的问题。而另有一些学者对芬克尔斯坦著述的学术品质有相当的保留。早在《大屠杀工业》一书刚刚出版的七年之前，布朗大学著名欧洲史专家奥默·巴托夫（Omer Bartov）就在《纽约时报书评》发表文章，批评芬克尔斯坦恰恰与他所指控的“大屠杀工业”的媒体制造者一样，同样在论述中充满了刺激性的修辞、自鸣得意的道德和知识优越感，同样漠视基本事实，对历史进行混乱和可疑的阐释。巴托夫最后指出：“现在可以说，芬克尔斯坦已经创建了他自己的大屠杀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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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泽克研究国际学刊》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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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泽克如今无疑是国际学术界最耀眼的明星之一。两年前，名为《齐泽克》的纪录片在文化知识界引起相当的关注。今年1月由英国利兹大学传媒学院主办的《齐泽克研究国际学刊》正式创刊。为一位仍然在世的学者创建一份专业性的研究刊物，这在学术界虽然不是首创（鲍德里亚曾享有此殊荣）却也是极为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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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刊物由保罗·泰勒担任主编，编委会中包括著名学者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等，而齐泽克本人也名列其中。编委会的构成在地域分布和专业分布上体现出高度国际化与跨学科的特征。学刊沿用学术界常规的公开投稿和同行评审的编辑方针，但发布方式却是新颖的网络在线期刊（http://zizekstudies.org/），内容完全对读者开放。在线期刊的方式更适合齐泽克的作品特征，也创造出一种学术讨论空间来避免主流媒体对其批判锋芒的收编。该刊目前已经出版了第一卷的四期，包括“齐泽克与巴迪欧”“齐泽克与电影”“齐泽克与黑尔格”等专题讨论，少部分文章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文本（虽然中文译稿的质量似乎有待改进）。在第一期中的开篇文章《为什么是齐泽克？为什么是现在？》中，保罗·泰勒指出，从事这样一份刊物的编辑既是机会又有风险，因为它所研究的是这样一个思想家的作品：他不仅是健在的，而且他向世人保证他自己不是所谓的“齐泽克派”。因此要坚持完整公正地对待齐泽克的不可复制之独特性总是要面对艰巨的压力。但作者认为值得承担这个风险，以进一步增强齐泽克作品对现有建制的学科所提出的挑战。文章还借用佛家“以指示月，愚人观指不观月”的类比，形容“齐泽克的理论努力在于顽强地审问那些执迷于观指而不观月的学者的刚愎自用”，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被齐泽克吸引并继续保持对他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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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来的西方 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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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政局与左翼思潮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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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左翼知识分子来说，振奋人心的激励来自中南美洲的政局变化：近年来具有鲜明左派或中左翼倾向的政治领袖在大选中获胜或连任，包括巴西的卢拉、厄瓜多尔的科雷亚、智利的巴切莱特、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尼加拉瓜的奥尔特加以及委内瑞拉的查韦斯。虽然美国的主流舆论对拉美的这场“红色革命”持怀疑和批评态度，认为这是“政治强人”煽动民粹主义所导演的选举闹剧，会将拉美的经济发展引向灾难。但左翼力量终于突出重围，开始在主流媒体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去年11月，《时代》周刊和《洛杉矶时报》等就曾发表文章，严厉批评布什当局在拉美国家推行的政策。今年4月，《国家》杂志发表文章，更为激烈地抨击主流舆论对拉美局势的妖魔化，指出拉美的“左转”宣告了“华盛顿共识”的破产，标志着过去二十年“新自由主义”模式在拉美的失败。著名“世界体系”理论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新左派评论》（2006年7—8月号）上发表文章，分析了世界格局的现状与发展趋势，认为美国霸权在2001—2025年进入了不断衰落的时期，而布什的国际政策加速了这一衰落。托派社会主义同盟“第四国际”主办的“世界社会主义网站”于今年1月在澳大利亚召开“国际编委会”会议，编委会主席大卫·诺斯在开幕发言中指出，虽然资本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获得了全球性的扩张，但其危机在不断地加深。美国最大的左翼知识分子联盟会议“社会主义学者大会”（SSC）在历经了2004年的分裂之后，似乎在今年复苏。分裂出的一支“左翼论坛”于今年3月在纽约举行主题为“全球抵抗与帝国的衰落”的大会，从开幕式的“挑战帝国”到闭幕式的“前进”主题，显示出高歌猛进的势头。冷战结束之后，西方左翼思潮和社会运动曾面临严峻考验，也一直在探索中寻求突破的契机。2006年，左翼力量似乎聚集了新的能量，出现了某种复兴的转机，露出了朦胧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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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阿伦特百年诞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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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0月14日是汉娜·阿伦特的百年诞辰纪念日。当天，柏林的“阿伦特的思想空间”现代艺术展开幕，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播出了对阿伦特的学生、传记作者和研究者伊丽莎白·扬—布鲁尔的访谈。而世界各地的纪念活动早在年初已经开始，学术界重要的演讲与国际会议迄今有三十多次。歌德学院预告了明年1月召开的研讨会日程，表明相关的活动还在持续……这样广泛而隆重的纪念并不是心血来潮的仪式，而是最近二十年以来阿伦特的思想影响持续增长的结果。正如扬—布鲁尔新著的书名《阿伦特为什么重要》所提示的那样，阿伦特对于我们的时代仍然至关重要。作为20世纪极为独特而复杂的思想家，阿伦特的作品蕴含着多重阐释的可能。比如对极权主义问题的研究，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一书中认为，狂热极端的意识形态俘获了处于孤独焦虑之中的病理性“大众社会”，从而导致了极权主义的兴起。而后来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1963）中，她所揭示的极权主义的秘密在于艾希曼的那种“恶之平庸”。于是，面对今天的世界风云，许多人借用阿伦特的思想对当下极权主义的可能做出不同的诊断。有人在谈论所谓的“伊斯兰极权主义”，比如德国前外交部长、哈贝马斯的弟子约瑟夫·菲舍尔将此称作（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后的）“第三种极权主义”，而另有作者比如罗宾最近在《伦敦书评》上发表的文章却认为，当今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具有极权主义的危险，这恰恰源自阿伦特所说的那种“仕途主义”（careerism）的平庸之恶。拉宾还提醒我们要注意阿伦特对于极端犹太复国主义的忧虑。她在1960年就指出，犹太人从几个世纪“不惜代价求生存”转向了“不惜代价维护尊严”，但“在这种虚假的乐观主义背后潜伏着对一切的绝望而准备自杀的心态”，她看到了许多犹太人宁愿与敌人同归于尽，也不愿妥协，因为生怕妥协会将他们带回到那些在欧洲沉默受难的屈辱日子。阿伦特的许多洞见（比如她对“阿拉伯问题”的关切）还有待于我们深入的探讨。的确，阿伦特之于我们的时代仍然重要，她的思想遗产也将继续在争议性的阐释中给予我们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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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再度成为焦点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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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以“历史终结论”闻名世界的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2006年再次成为公共知识界关注的焦点人物。他为今年再版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新写了后记《“历史终结”之后》，试图澄清人们对“历史终结论”的误解，并回应十七年来有关这一论题的争论。但这篇“再版后记”又引发出新一轮的争论，批评的重点仍然在于质疑“历史终结论”是否成立，以及福山自己的立场是否前后一致等。今年8月“开放民主”网站汇集了十多篇相关文章，组织了一次（网络）专题研讨会，福山为此撰写了《对批评者的回应》，试图再次澄清自己的观点，并解释自己观点的变化。而更受人关注的是福山在3月出版的新著《美国处在十字路口》，其中严厉批评了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宣告了与“布什主义”的决裂。由于福山当年曾支持布什当局对伊拉克开战，并长期与被称为“新保守主义”的高层官员和智囊人物交往甚密，这本著作被看作福山政治立场的“戏剧性转向”，在舆论界引起强烈的反响。但是，从福山自己的论述逻辑来看，他的变化与其说是告别了“新保守主义”，还不如说是“布什主义”背叛了“新保守主义”。福山自己所主张的基本论点并没有改变：他仍然坚持“自由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制度”是（黑格尔、科耶夫意义上的）“历史终结”的现代性形态，认为这个终结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并将最终获得普世性的胜利。他所做的修正只是“时间表”意义上的，他认为自由民主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在“边缘地区”（特别是阿拉伯世界）实现，而实现的方式也可能不同于迅速而和平的“东欧模式”。福山与“布什主义”的根本分歧在于，他不相信一个国家的民主转型可以通过使用外部武力来强迫完成。在福山看来，这是一种激进的“社会改造工程”。而新保守主义的传统（在其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中）留下的一个重要思想遗产就是反对这类“社会改造工程”。实际上，福山主张以经济发展和渐进改革为前提，促成对于民主的内在需要，从而实现走向民主的“和平演变”。而与此相比，布什推行的单边主义、先发制人以及武力变更政权的政策恰恰是一种激进的霸权主义。不幸的是，“新保守主义”这个名称已经被滥用了，福山也就不再愿意以此自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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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引发的文化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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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9月，丹麦《日德兰邮报》刊登了几幅将穆罕默德描绘成恐怖分子的漫画，从而引起一场风波。这场“漫画风波”在今年愈演愈烈。1—2月，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的多份报纸相继选登了部分漫画，这一行为加剧了穆斯林的不满，示威游行、暴力冲突不断发生。《日德兰邮报》编辑的回应是，丹麦有着自由表达的传统，对于任何宗教都一视同仁。而转载漫画的相关欧洲报纸编辑则表示，他们只是在捍卫言论自由。虽然丹麦首相在阿拉伯电视台发表讲话，就漫画引起的冒犯向穆斯林致歉，但他同时强调，政府无权干涉报社的言论自由。欧洲境内的穆斯林的抗议示威不断升级，英国政府担心此事将引发一场“新圣战”。2月8日法新社报道，一名塔利班高级指挥官宣称，塔利班将悬赏一百公斤黄金追杀那个把先知画成“炸弹客”的漫画家；对于任何杀死丹麦人、挪威人或德国士兵的人，塔利班也会奖赏五公斤黄金。这一消息促使美国首次对“漫画风波”公开表态，布什表示，美国主张新闻自由，反对因强烈不满而采取的暴力活动。国务卿赖斯则直接指责叙利亚和伊朗借漫画事件煽动穆斯林对西方的仇视。在公共知识界中，有评论者指出，西方“自由社会”可以容忍或接受类似于“炸弹客穆罕默德”的自由表达，而穆斯林的暴力抗议暴露出他们守旧专制的宗教理念。另一些评论则认为，西方的言论自由从来就有其限制与边界，许多国家都有禁止种族歧视与“仇恨言论”的相关法律，漫画以言论自由为名冒犯了宗教情感，是一种西方霸权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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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知识界声援贾汉贝格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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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著名哲学家、作家拉明·贾汉贝格鲁（Ramin Jehanbegloo）在4月27日从印度讲学回国时，在德黑兰机场遭到逮捕，随后被关入德黑兰Evin监狱。贾汉贝格鲁在巴黎索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在哈佛大学做过博士后研究，目前担任德黑兰文化研究局当代研究部主任。他曾担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政治学系兼职教授，拥有加拿大和伊朗的双重国籍。贾汉贝格鲁出版过二十多部著作（其中《伯林谈话录》有中译本出版），论及黑格尔与法国大革命以及甘地、泰戈尔、伯林、萨义德等。他对西方哲学和现代性的研究致力于探索不同文化之间进行建设性对话的可能。5月6日伊朗情报部长对外确认了贾汉贝格鲁被捕的事实，暗示原因在于“他与外国人的接触”。在学术同行看来，贾汉贝格鲁是“政治上极为温和”的学者，他的被捕令人感到意外，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5月15日欧盟委员会发表声明，表示对此事件的“严重关注”。5月24日世界各地四百三十二名学者与作家联合签署一封“致伊朗总统内贾德的公开信”，高度评价贾汉贝格鲁的学术贡献及其国际影响，指出对他的关押未经过任何司法程序，违背了伊朗共和国的法律和相关国际公约，敦促内贾德总统亲自干预此事，尽快释放贾汉贝格鲁。公开信的签署名单几乎囊括了所有当今最为著名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包括2003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希琳·伊巴迪和文学奖得主库切，以及不同专业领域和持不同政治立场的学者，如诺姆·乔姆斯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安东尼奥·奈格里、欧内斯托·拉克劳、尚塔尔·墨菲、斯拉沃热·齐泽克、尤尔根·哈贝马斯、查尔斯·泰勒、希拉里·普特南、罗纳德·德沃金、理查德·罗蒂、齐格蒙·鲍曼、翁贝托·埃科、莱谢克·柯拉柯夫斯基、迈克尔·沃尔泽、理查德·伯恩斯坦等。另有“国际伊朗研究协会”等学术团体也为此发表了公开声明。8月30日贾汉贝格鲁被释放。他随后在接受“伊朗学生通讯社”的采访中解释说，他在国外讲学期间，有来自“敌对国家”的情报人员参加了他的研讨会，试图将他的学术研究（特别是他对东欧与伊朗市民社会发展的比较研究计划）用作颠覆伊朗政权。他对此感到遗憾，并建议伊朗学者应该在国内举办学术活动，以免在出国访问的活动中学术成果遭到滥用。他还表示，自己在监狱中得到了完全人道的待遇。目前，贾汉贝格鲁的个人网站已经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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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击对施特劳斯的妖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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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西方报刊（包括在知识界声誉良好的《卫报》《纽约时报》《纽约书评》《国家》《纽约客》《波士顿环球报》《国际先驱论坛报》等）发表了许多文章，“发掘”政治哲人施特劳斯的思想与美国极右政治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其结果是施特劳斯已被公众看作“美国新保守派的教父”，是反自由民主的精英，并鼓励政客用谎言来欺骗大众。在许多严肃的学者看来，这完全是对施特劳斯“妄想狂”式的妖魔化。的确，施特劳斯的不少弟子（或隔代弟子）在布什当局的高层或智囊机构担任要职，但政界“施特劳斯派”的立场并不等于施特劳斯本人的立场，也并不为学院中的施特劳斯派所认同。今年，施特劳斯学院派的弟子们相继推出三部著作：史蒂文·B.史密斯的《解读施特劳斯》，托马斯·潘戈的《施特劳斯导论》，以及凯瑟琳·朱克特和迈克尔·朱克特夫妇的《施特劳斯的真相》。这些著作通过对施特劳斯作品的严肃解读和阐释，致力于探索施特劳斯真正的思想遗产。这三部著作的一个共同的看法是，施特劳斯是自由民主的朋友而不是敌人。史密斯教授解释说，“朋友”意味着施特劳斯本人并不是自由民主主义者，但他的思想对现代自由民主最有益处，因为他“理解政治的方式不是出于左的或右的立场，而是来自俯瞰的上方”。如果说有什么“施特劳斯的政治”，那么这种政治更接近于他同代的以赛亚·伯林和雷蒙·阿隆等自由主义者，而不是当时任何一个保守主义的主将。朱克特夫妇认为，施特劳斯对现代性的危机有着深刻洞察，正因为如此，他才是自由民主清醒冷静的辩护者，能够同时意识到它的力量与弱点。而潘戈的著作探索了施特劳斯的哲学思考对民主公民的复兴以及对我们文化批判性的自我理解所做出的贡献。这三部著作的出版已经受到知识界的关注，在客观上反击了对施特劳斯的妖魔化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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