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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引发的文化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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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9月，丹麦《日德兰邮报》刊登了几幅将穆罕默德描绘成恐怖分子的漫画，从而引起一场风波。这场“漫画风波”在今年愈演愈烈。1—2月，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的多份报纸相继选登了部分漫画，这一行为加剧了穆斯林的不满，示威游行、暴力冲突不断发生。《日德兰邮报》编辑的回应是，丹麦有着自由表达的传统，对于任何宗教都一视同仁。而转载漫画的相关欧洲报纸编辑则表示，他们只是在捍卫言论自由。虽然丹麦首相在阿拉伯电视台发表讲话，就漫画引起的冒犯向穆斯林致歉，但他同时强调，政府无权干涉报社的言论自由。欧洲境内的穆斯林的抗议示威不断升级，英国政府担心此事将引发一场“新圣战”。2月8日法新社报道，一名塔利班高级指挥官宣称，塔利班将悬赏一百公斤黄金追杀那个把先知画成“炸弹客”的漫画家；对于任何杀死丹麦人、挪威人或德国士兵的人，塔利班也会奖赏五公斤黄金。这一消息促使美国首次对“漫画风波”公开表态，布什表示，美国主张新闻自由，反对因强烈不满而采取的暴力活动。国务卿赖斯则直接指责叙利亚和伊朗借漫画事件煽动穆斯林对西方的仇视。在公共知识界中，有评论者指出，西方“自由社会”可以容忍或接受类似于“炸弹客穆罕默德”的自由表达，而穆斯林的暴力抗议暴露出他们守旧专制的宗教理念。另一些评论则认为，西方的言论自由从来就有其限制与边界，许多国家都有禁止种族歧视与“仇恨言论”的相关法律，漫画以言论自由为名冒犯了宗教情感，是一种西方霸权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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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知识界声援贾汉贝格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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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著名哲学家、作家拉明·贾汉贝格鲁（Ramin Jehanbegloo）在4月27日从印度讲学回国时，在德黑兰机场遭到逮捕，随后被关入德黑兰Evin监狱。贾汉贝格鲁在巴黎索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在哈佛大学做过博士后研究，目前担任德黑兰文化研究局当代研究部主任。他曾担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政治学系兼职教授，拥有加拿大和伊朗的双重国籍。贾汉贝格鲁出版过二十多部著作（其中《伯林谈话录》有中译本出版），论及黑格尔与法国大革命以及甘地、泰戈尔、伯林、萨义德等。他对西方哲学和现代性的研究致力于探索不同文化之间进行建设性对话的可能。5月6日伊朗情报部长对外确认了贾汉贝格鲁被捕的事实，暗示原因在于“他与外国人的接触”。在学术同行看来，贾汉贝格鲁是“政治上极为温和”的学者，他的被捕令人感到意外，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5月15日欧盟委员会发表声明，表示对此事件的“严重关注”。5月24日世界各地四百三十二名学者与作家联合签署一封“致伊朗总统内贾德的公开信”，高度评价贾汉贝格鲁的学术贡献及其国际影响，指出对他的关押未经过任何司法程序，违背了伊朗共和国的法律和相关国际公约，敦促内贾德总统亲自干预此事，尽快释放贾汉贝格鲁。公开信的签署名单几乎囊括了所有当今最为著名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包括2003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希琳·伊巴迪和文学奖得主库切，以及不同专业领域和持不同政治立场的学者，如诺姆·乔姆斯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安东尼奥·奈格里、欧内斯托·拉克劳、尚塔尔·墨菲、斯拉沃热·齐泽克、尤尔根·哈贝马斯、查尔斯·泰勒、希拉里·普特南、罗纳德·德沃金、理查德·罗蒂、齐格蒙·鲍曼、翁贝托·埃科、莱谢克·柯拉柯夫斯基、迈克尔·沃尔泽、理查德·伯恩斯坦等。另有“国际伊朗研究协会”等学术团体也为此发表了公开声明。8月30日贾汉贝格鲁被释放。他随后在接受“伊朗学生通讯社”的采访中解释说，他在国外讲学期间，有来自“敌对国家”的情报人员参加了他的研讨会，试图将他的学术研究（特别是他对东欧与伊朗市民社会发展的比较研究计划）用作颠覆伊朗政权。他对此感到遗憾，并建议伊朗学者应该在国内举办学术活动，以免在出国访问的活动中学术成果遭到滥用。他还表示，自己在监狱中得到了完全人道的待遇。目前，贾汉贝格鲁的个人网站已经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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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击对施特劳斯的妖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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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西方报刊（包括在知识界声誉良好的《卫报》《纽约时报》《纽约书评》《国家》《纽约客》《波士顿环球报》《国际先驱论坛报》等）发表了许多文章，“发掘”政治哲人施特劳斯的思想与美国极右政治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其结果是施特劳斯已被公众看作“美国新保守派的教父”，是反自由民主的精英，并鼓励政客用谎言来欺骗大众。在许多严肃的学者看来，这完全是对施特劳斯“妄想狂”式的妖魔化。的确，施特劳斯的不少弟子（或隔代弟子）在布什当局的高层或智囊机构担任要职，但政界“施特劳斯派”的立场并不等于施特劳斯本人的立场，也并不为学院中的施特劳斯派所认同。今年，施特劳斯学院派的弟子们相继推出三部著作：史蒂文·B.史密斯的《解读施特劳斯》，托马斯·潘戈的《施特劳斯导论》，以及凯瑟琳·朱克特和迈克尔·朱克特夫妇的《施特劳斯的真相》。这些著作通过对施特劳斯作品的严肃解读和阐释，致力于探索施特劳斯真正的思想遗产。这三部著作的一个共同的看法是，施特劳斯是自由民主的朋友而不是敌人。史密斯教授解释说，“朋友”意味着施特劳斯本人并不是自由民主主义者，但他的思想对现代自由民主最有益处，因为他“理解政治的方式不是出于左的或右的立场，而是来自俯瞰的上方”。如果说有什么“施特劳斯的政治”，那么这种政治更接近于他同代的以赛亚·伯林和雷蒙·阿隆等自由主义者，而不是当时任何一个保守主义的主将。朱克特夫妇认为，施特劳斯对现代性的危机有着深刻洞察，正因为如此，他才是自由民主清醒冷静的辩护者，能够同时意识到它的力量与弱点。而潘戈的著作探索了施特劳斯的哲学思考对民主公民的复兴以及对我们文化批判性的自我理解所做出的贡献。这三部著作的出版已经受到知识界的关注，在客观上反击了对施特劳斯的妖魔化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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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思想战役”开辟新的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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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0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政界、商界、学界和传媒的近两百名“重量级人物”汇聚于伦敦的皇家音乐学院，就当代“紧迫而重大的思想问题”，面对近千名听众展开公开和激烈的交锋。这个名为“思想战役”（The Battle of Ideas）的年度活动是一种新颖而特殊的跨行业、跨学科的文化节，由英国独立的“思想研究所”（Institute of Ideas）于2005年创办。今年第二届“思想战役”更为引人注目，发言者争论之尖锐激烈，现场听众参与之热烈踊跃，达到了令人惊叹的程度。活动的形式也精彩多样（从正式的“主题争辩”，到半正式的“沙龙辩论”和自由随意的“咖啡对话”，以及影视展映等），涉及的主题包括文明冲突与西方文化危机、21世纪的认同、环境保护与反环保话语、心理治疗工业与教育问题以及艺术创作自由与大众消费等。活动受到参与者与观察家的极高赞誉，被认为是一次绝对令人难忘的、罕见的“思想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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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更值得关注的是“思想战役”的诉求与潜力。三位召集人当中，有的以社会评论家为职业，有的是牛津大学的青年教师，但都是活跃于公共领域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共同感到，在传媒机制和学院规训的制约下，当代的文化氛围变得越来越因循守旧。这种“遵从主义”压抑了真正的民主讨论，封闭了政治想象与文化创作的空间。由此，他们致力于“打破一切思想禁忌”（包括所谓“政治正确”以及“顾忌直接的现实后果”所造成的限制），提倡“无限制的自由讨论”。正如“思想研究所”在其创建宗旨中明确告白的那样，他们继承的是康德式的“大胆而公开地使用理性”的启蒙主义精神传统。他们声称，在“思想战役”中每个人都具有“完全自由表达的权利，但没有免于被冒犯和批评的权利”。他们的诉求不是要以“达成共识的名义”来寻求时代的“镇痛剂”，而是要以开放而强劲的思想交锋来反思时代的大问题，为创造真正民主的公共空间开辟新的道路。同样引人注目的是英国这些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创新与活动能力，他们往往兼备作家、学者、编辑家和活动家的品质，具有罕见的跨行业、跨学科的知识和交流才能。这使2006年“思想战役”得以筹集足够的民间资金，汇集具有公共影响力的著名人物，并获得BBC、《泰晤士报》、《卫报》和著名网络媒体Spiked的全程报道。活动之后，“思想战役”及时出版多种文集，同时在学院刊物中发表讨论专辑。他们远大的抱负和卓越的才能，蕴含着重新塑造欧洲公共文化的巨大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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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特·格拉斯迟到的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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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铁皮鼓》使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成为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文学院给他的评语是“嬉戏般的黑色寓言揭露了历史被遗忘的面孔”。然而，今年8月12日，格拉斯公开自己曾是纳粹党卫军人的身份，由此引发了一场席卷德国、欧洲乃至全球的黑色风暴。德国联邦议员要求收回格拉斯的一切荣誉奖赏，包括诺贝尔文学奖。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委婉地指责格拉斯坦白得太晚。许多批评者认为，格拉斯年轻时的选择可以原谅，而不可饶恕的错误在于其“长达六十一年之久的缄默”。最激烈的抨击来自格拉斯的出生地，现属波兰的格但斯克（原名但泽）。格但斯克市议会决定要求格拉斯放弃“但泽荣誉市民”的称号。此外，《纽约时报》也刊登评论，题为《格拉斯：一个非常的德国耻辱》。与此同时，格拉斯的作家同行们则纷纷为其辩护。美国作家约翰·欧文在《卫报》上刊文赞扬格拉斯的勇气与道德。葡萄牙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若泽·萨拉马戈怀疑那些批评者在没有扪心自问的前提下表达了“伪善”的想法。《法兰克福汇报》则提供了事实证据——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格拉斯在战俘营中就向美军方承认自己是纳粹党卫军人，相关材料现存于柏林国防军问讯处。更有力的辩护在于格拉斯的作品本身，合称为“但泽三部曲”的《铁皮鼓》、《狗年月》及《猫与鼠》都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深刻反映了纳粹时期社会的扭曲与荒谬，其中也蕴含了对自身经历的反思与忏悔。另外，格拉斯的自传体新作《剥洋葱》于8月16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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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来的西方 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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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百年诞辰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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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21日是让—保罗·萨特的百年诞辰，法国国立图书馆举办了大型纪念展览，欧美各地也为此举行了许多讨论会，出版了关于萨特的新书或特辑，报刊媒体也纷纷发表文章，纪念这位20世纪影响卓著的哲学家、作家和知识分子。英国《独立报》称，萨特在去世二十五年之后迎来了其影响力的“第二波”，因为他的著作和政治生涯同当代仍然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他的思想也仍然会引发争论和新的理解。美国学术纪念讨论会的主席斯科特·麦克里米指出，如果说萨特的思想遗产曾一度因冷战而衰落，那么，现在它显然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越来越相关。萨特的著作中对于系统性的暴力、寻求解放的斗争以及恐怖主义的论述在今天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之中。当然，萨特的思想总是具有争议。美国著名作家诺曼·梅勒认为，萨特倡导的政治理想由于缺乏道德或宗教的指南而陷入了永无根基的虚无病症之中，最终将会走向危险的死胡同。《国际先驱论坛报》的文章指出，法国在萨特去世之后出现的几位重要的思想家似乎早已取代了萨特的地位，今天人们之所以仍然怀着极大的热忱纪念萨特，是因为他的著作涉猎的领域极为广泛，今天的年轻人总是可以从中找到与自己相关的思想线索。而更为重要的是，萨特思想试图处理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的生活是自己选择的结果，还是被不可控制的环境所决定——仍然是当代人类精神世界中一个最令人困扰却又最富有感召力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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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里·安德森批评“自由左翼”的国际政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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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派首席理论家佩里·安德森在他主编的《新左派评论》（2005年第1期）上发表了长达一万五千字的论文，题为《武器与权力——战争年代的罗尔斯、哈贝马斯和博比奥》。这篇文章明确针对当代西方三位最重要的自由左派理论大师——美国的罗尔斯、德国的哈贝马斯和意大利的诺尔贝托·博比奥，讨论他们在冷战之后的十年中对国际秩序和正义问题的论述，对他们试图继承康德的“永久和平”理想而重建当代国际秩序的理论学说做出了尖锐的批评。安德森的文章主要在政治哲学的理论层面（比如康德的理想与当今世界权力结构之间的矛盾）展开，同时也分析了三位理论家各自的成长史对其世界观形成的影响，认为他们的理论建构工作不仅无法实现永久和平与国际正义秩序的理想，反而掩盖了美国以及国际强权对地域冲突和非正义行为的干涉，因此，他们的努力在无意之中可能会沦为国际霸权的理论工具。安德森的这篇文章可能显示了新左派理论发展的一个动向，表明批判的对象不只限于右翼的保守派和自由派思想，而且也要揭露那些被称为具有左翼倾向的自由主义论述。我们至今还未读到哈贝马斯对此做出的任何直接回应（罗尔斯和博比奥已经去世），而且这篇文章发表之后也没有引起广泛的讨论。英国政治哲学教授克里斯·伯特伦（Chris Bertram）在网络上撰文对此文提出批评，并引述具体文本指出安德森对罗尔斯的误读与曲解，认为这篇文章是傲慢且充满偏见的，妨碍了他对三位重要的哲学家做出任何内在的具有同情性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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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皇对理性与宗教的看法引起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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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各斯》（Logos）期刊今年春季号发表了新教皇本笃十六世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为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诺曼底登陆六十周年而作，在《寻求自由》的标题下抨击了“堕入病态的理性”与“被滥用的宗教”。教皇在论及西方民主与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冲突时指出，重要的问题是重建理性与宗教的关系。启蒙理性反对原教旨主义的狂热宗教信念，但目前理性与宗教两方面都出现了病症，一方面是伊斯兰世界对宗教的滥用威胁着世界和平，另一方面是西方的病态的理性瓦解了信仰。在此，教皇明确批评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认为德里达解构“好客”（hospitality）、民主和国家，最终也解构了恐怖主义的概念，剩下的只有理性的消散，使所有确定的有效价值和所有坚持理性真理的立场都变成了原教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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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皇看来，理性和宗教的两种病症都妨碍了我们寻求和平与自由。《逻各斯》在同期刊登了美国政治学家斯蒂芬·埃里克·布朗纳（Stephen Eric Bronner）教授的回应文章，他认为教皇的论点表达了重新肯定欧洲“基督教之根”的愿望，这反映了许多保守主义者和原教旨主义者的观点。而教皇所期望的“重建理性与宗教之间的平衡”实际上是在提议：要在东方世界多一些世俗理性，在西方世界多一些宗教信仰。布朗纳指出，妨碍自由与和平的原因并不是所谓的“文明的冲突”，真正的冲突也不在西方与非西方之间，而是发生在那些世俗自由国家以及多元公共领域的支持者与那些意欲将自己的宗教信条强加于他人的原教旨主义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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