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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知识界讨论民族的认同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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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季，法国主要媒体《费加罗报》发起了题为“成为法国人意味着什么”的大讨论，从6月到8月，有四十多位哲学家、政治家、学者和作家陆续发表文章。在此之前，已经有几本反思当前法国危机的著作（如尼古拉·巴弗雷的畅销书《没落中的法国》）在读书界引起关注，成为触发这场讨论的一个契机。许多文章弥漫着一种悲观的基调，透露出知识界对民族现状和前途的深重忧虑，并讨论列举了法国衰落的症状：在全球势力中失去了原有的地位，在欧盟中角色的削弱，衰败的经济和高失业率以及难以整合的移民族群等。其中，哲学家尚塔尔·德尔索尔的一句话被许多媒体广为摘引：“一个如此辉煌的民族怎么会变得如此平庸、如此沉闷、如此禁锢于自己的偏见……在今天做法国人就是去悼念我们不再拥有的品质。”她还表示，某些精英人士企图掩盖这种衰落，使人民得以生活在虚幻的自得之中，她对此感到羞耻。语言学家克劳德·阿热日认为，法语正在走向衰落，而这与法国民族的衰落是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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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讨论充满了对往昔伟大时代的怀旧情绪，对当前民族认同的危机感，以及深切的自我怀疑与批判精神。讨论的发起者《费加罗报》编辑主任在总结中写道，过去二十年的欧盟计划被看作法国走向复兴与繁荣的独特道路，但这一承诺并没有兑现——“2004年的法国是一个处在疑问中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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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欧美报刊对这场讨论做了报道。有评论认为，这是法国人过于内省和自恋的体现，“法国是处于危机之中，但从来都是如此”。也有评论赞赏这种自我反思的精神，指出欧洲的许多国家实际上都出现了衰落，但唯有法国人能够这样坦白地讨论，也只有在法国，这样的文章才会拥有广泛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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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新作引发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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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出版了一部新作——《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可以看作“文明冲突论”的国内演绎版：来自南美的大量西班牙裔移民与其他外来人口不同，他们与故国具有很强的文化联系，难以融入美国的“大熔炉”，使美国日益分化为两种文化、两种语言和两个民族，这对美国的民族认同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在亨廷顿看来，美国文化的核心就是英国新教徒的价值观念，这种文化包括职业道德规范和个人主义、英国的语言、法律制度、社会制度和习俗。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坦率地表示，如果最初在美国定居下来的人不是英国人，而是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新教徒，美国将不会是这样一个国家，而可能是魁北克、墨西哥或者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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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的新论点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评论。有人赞赏他不顾“政治正确”教条的威胁，公然讨论商界和政界出于自身利益而不敢触及的问题。有人指出，他将盎格鲁—新教主义（Anglo-Protestantism）作为美国正统文化的代表，有偏颇与狭隘之处。也有评论认为，亨廷顿的观点表明了他自己对美国文化固有的包容与宽容能力缺乏信心。还有一些更为激烈的批评，认为这是一种“戴着面具的种族主义”论调。对于这本书的争论，目前还在持续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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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夫对哈罗德·布鲁姆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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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的一起“性骚扰指控”由于涉及两位文化名人，一时成为美国知识界的热门话题。指控者娜奥米·沃尔夫曾出版《美丽神话》一书，揭露资本和男权如何在瘦身美容工业中合谋，制造出美丽的流行标准，然后反过来统治女性。该书成为女性主义批评的畅销著作，沃尔夫也因此声名鹊起。而被指控者哈罗德·布鲁姆是美国经典文学理论领域中的泰斗和耶鲁大学的明星教授，著有《西方正典》等二十多部学术专著。沃尔夫在《纽约》杂志发表文章，声称在1983年就读耶鲁大学期间，布鲁姆教授有一次在她的住处与她共进晚餐，曾把手放在她的大腿内侧，这对她造成了精神创伤。但她同时言明，重提二十年前的旧事并不是要提出法律诉讼，也不是针对布鲁姆本人，而是出于道义来敦促耶鲁大学确立严格的投诉保护机制。而布鲁姆回绝了所有传媒的采访，一直保持沉默，对这项指控不予置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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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沃尔夫并没有赢得舆论的多少同情。许多报道和评论对她指控的动机与可信性提出质疑。更重要的是，一些学者借此批评了美国女性主义的走火入魔。英国著名女性主义者佐伊·威廉斯在评论中写道：“男女同工同酬的问题永远不会过时。但是，将每一个暧昧的身体姿态都加以政治化，还好像我们都在肩并肩地反对心怀恶意的男人——这绝不是女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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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纪录片《多瑙河》追忆海德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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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2002年柯比·迪克制作的关于德里达的纪录片获得成功后，今年两位澳大利亚电影人丹尼尔·罗斯与大卫·巴里森合作完成了另一部“思想家纪录片”——《多瑙河》（The Ister）。“Ister”是多瑙河的古罗马名称，也是著名诗人荷尔德林的一首诗的标题。影片取材于海德格尔1942年开设的“荷尔德林系列课程”。海德格尔极为推崇荷尔德林，称他是“诗人中的诗人”，课程不仅包括对荷尔德林的哲学阐释，同时贯穿着对时空、存在、艺术、技术和政治等主题的广阔思考。《多瑙河》长达三个小时，以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的解读为主线，伴随着多瑙河从黑海直至其源头黑森林的影像画面，穿插了对三位哲学家的深度采访，他们分别讲述了海德格尔思想与生涯的不同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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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这部影片在鹿特丹国际电影节上首映后获得如潮好评，此后该片在世界十多个城市参加影展，并在法国和加拿大等多个电影节中获奖。这部“极小众电影”虽然不可能获取“大片”那般的高额票房收入，但引发了许多知识界人士浓厚的兴趣，也获得了电影批评家的高度赞赏，有评论称之为“奇迹”和“里程碑式的电影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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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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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西方的思想图景似乎没有露出新世纪的晨曦。纷乱的言说仍在延续着20世纪的基本纷争，保守主义的顽强勃兴，伴随着激进话语的日趋昂扬。这种两极化的冲突沿着两条主线展开：一面是意识形态谱系中左右两翼的冲突，一面是知识立场中“前卫派”与“传统派”的对峙，彼此纠结缠绕，难解难分。那么，自由主义在哪里？著名史学家约翰·卢卡奇在12月发表文章指出，今天大多数美国人已经明确地将“自由主义”视为一个贬义词。还记得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吗？他宣告自由主义的最终胜利还不到十五年，但自由主义的柔声细语已经被激进主义的昂扬嘶鸣和保守主义的“神圣”呐喊所淹没。或许，自由主义的根本困局在于其自反性：它借助对传统的反叛而兴起，却又不得不依傍某种传统来维系。如果说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当年被“魏玛的幽灵”所困扰，最后对纳粹政权的起源做出了完全不同于流行见解的判断，那么类似的幽灵在当代又再度显现，这个幽灵就是可以被多样阐释的“9·11”事件。对于美国，甚至对于整个西方，这个阴魂不散的幽灵正在向思想界敲诈勒索一个极端的方案，一个非此即彼的最终解决之道：要么以独断的神圣真理统治全球，摆平世界，要么解放全人类，让每一个人都获得彻底的平等与自由。而自由主义不可能给出如此决断的解决方法，也正因如此，所谓自由主义的胜利可能只是一种幻觉，不过是另外两种极端势力此起彼伏之间的一个短暂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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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来的西方 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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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著名学者发出反战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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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西方知识界最为重要的事件，是针对由美英主导的伊拉克战争所发起的反战运动。其中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和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联署声明尤为引人注目。两位大师级的学者在知识论和思想倾向上有着长期而深刻的分歧与争议，这为学界所共知，但他们在反战问题上却达成了高度共识，并共同拟写了联合声明——《战争之后：欧洲的重生》，于5月31日同时发表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汇报》和法国的《解放报》上。在这篇联合声明中，哈贝马斯和德里达强调，应当在欧盟（首先在以德法联盟为主轴的“核心欧洲”）形成新的认同与共同的价值理念，使欧洲能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影响，以抗衡美国的单边主义霸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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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声明显然是事先策划的知识界联合行动的一部分。在同一天，欧洲主要报刊《新苏黎世报》（瑞士）、《共和报》（意大利）、《国家报》（西班牙）、《南德意志报》（德国）以及《斯塔姆帕报》（意大利）分别发表了阿道夫·穆施克、翁贝托·埃科、费尔南多·萨瓦特尔、詹尼·瓦蒂莫以及理查德·罗蒂等五位著名学者与作家的文章，一致呼吁加强欧洲和联合国的作用，反对美国的霸权政治，在尊重多元文化的基础上寻求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理念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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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西方知识界的反战运动早在年初就已经揭开帷幕。今年2月，萨义德在《异见者之声》上发表文章《伪善的纪念碑》，德国《时代周报》更以大量篇幅发表理查德·罗蒂、朱迪斯·巴特勒、德沃金、阿维夏伊·玛格丽特和鲁思·韦奇伍德等著名学者的文章，对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就其道义和法理的正当性提出强烈质疑，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做出尖锐的批判。而在5月31日之后，包括齐泽克在内的欧洲著名知识分子，继续对伊拉克战争所引发的政治与道德、国际秩序与欧洲前途等问题发表论述。当然，也有来自左翼和右翼的知识分子对这场反战运动的理念、话语方式和实践效果提出了各种异议和批评。但毫无疑问，有如此众多的来自不同国家和不同学科领域的著名知识分子参与，这场讨论就其影响力而言，是近十年来国际知识界对公共政治问题的一次最重要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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