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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纪录片《多瑙河》追忆海德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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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2002年柯比·迪克制作的关于德里达的纪录片获得成功后，今年两位澳大利亚电影人丹尼尔·罗斯与大卫·巴里森合作完成了另一部“思想家纪录片”——《多瑙河》（The Ister）。“Ister”是多瑙河的古罗马名称，也是著名诗人荷尔德林的一首诗的标题。影片取材于海德格尔1942年开设的“荷尔德林系列课程”。海德格尔极为推崇荷尔德林，称他是“诗人中的诗人”，课程不仅包括对荷尔德林的哲学阐释，同时贯穿着对时空、存在、艺术、技术和政治等主题的广阔思考。《多瑙河》长达三个小时，以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的解读为主线，伴随着多瑙河从黑海直至其源头黑森林的影像画面，穿插了对三位哲学家的深度采访，他们分别讲述了海德格尔思想与生涯的不同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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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这部影片在鹿特丹国际电影节上首映后获得如潮好评，此后该片在世界十多个城市参加影展，并在法国和加拿大等多个电影节中获奖。这部“极小众电影”虽然不可能获取“大片”那般的高额票房收入，但引发了许多知识界人士浓厚的兴趣，也获得了电影批评家的高度赞赏，有评论称之为“奇迹”和“里程碑式的电影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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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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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西方的思想图景似乎没有露出新世纪的晨曦。纷乱的言说仍在延续着20世纪的基本纷争，保守主义的顽强勃兴，伴随着激进话语的日趋昂扬。这种两极化的冲突沿着两条主线展开：一面是意识形态谱系中左右两翼的冲突，一面是知识立场中“前卫派”与“传统派”的对峙，彼此纠结缠绕，难解难分。那么，自由主义在哪里？著名史学家约翰·卢卡奇在12月发表文章指出，今天大多数美国人已经明确地将“自由主义”视为一个贬义词。还记得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吗？他宣告自由主义的最终胜利还不到十五年，但自由主义的柔声细语已经被激进主义的昂扬嘶鸣和保守主义的“神圣”呐喊所淹没。或许，自由主义的根本困局在于其自反性：它借助对传统的反叛而兴起，却又不得不依傍某种传统来维系。如果说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当年被“魏玛的幽灵”所困扰，最后对纳粹政权的起源做出了完全不同于流行见解的判断，那么类似的幽灵在当代又再度显现，这个幽灵就是可以被多样阐释的“9·11”事件。对于美国，甚至对于整个西方，这个阴魂不散的幽灵正在向思想界敲诈勒索一个极端的方案，一个非此即彼的最终解决之道：要么以独断的神圣真理统治全球，摆平世界，要么解放全人类，让每一个人都获得彻底的平等与自由。而自由主义不可能给出如此决断的解决方法，也正因如此，所谓自由主义的胜利可能只是一种幻觉，不过是另外两种极端势力此起彼伏之间的一个短暂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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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来的西方 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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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著名学者发出反战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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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西方知识界最为重要的事件，是针对由美英主导的伊拉克战争所发起的反战运动。其中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和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联署声明尤为引人注目。两位大师级的学者在知识论和思想倾向上有着长期而深刻的分歧与争议，这为学界所共知，但他们在反战问题上却达成了高度共识，并共同拟写了联合声明——《战争之后：欧洲的重生》，于5月31日同时发表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汇报》和法国的《解放报》上。在这篇联合声明中，哈贝马斯和德里达强调，应当在欧盟（首先在以德法联盟为主轴的“核心欧洲”）形成新的认同与共同的价值理念，使欧洲能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影响，以抗衡美国的单边主义霸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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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声明显然是事先策划的知识界联合行动的一部分。在同一天，欧洲主要报刊《新苏黎世报》（瑞士）、《共和报》（意大利）、《国家报》（西班牙）、《南德意志报》（德国）以及《斯塔姆帕报》（意大利）分别发表了阿道夫·穆施克、翁贝托·埃科、费尔南多·萨瓦特尔、詹尼·瓦蒂莫以及理查德·罗蒂等五位著名学者与作家的文章，一致呼吁加强欧洲和联合国的作用，反对美国的霸权政治，在尊重多元文化的基础上寻求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理念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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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西方知识界的反战运动早在年初就已经揭开帷幕。今年2月，萨义德在《异见者之声》上发表文章《伪善的纪念碑》，德国《时代周报》更以大量篇幅发表理查德·罗蒂、朱迪斯·巴特勒、德沃金、阿维夏伊·玛格丽特和鲁思·韦奇伍德等著名学者的文章，对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就其道义和法理的正当性提出强烈质疑，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做出尖锐的批判。而在5月31日之后，包括齐泽克在内的欧洲著名知识分子，继续对伊拉克战争所引发的政治与道德、国际秩序与欧洲前途等问题发表论述。当然，也有来自左翼和右翼的知识分子对这场反战运动的理念、话语方式和实践效果提出了各种异议和批评。但毫无疑问，有如此众多的来自不同国家和不同学科领域的著名知识分子参与，这场讨论就其影响力而言，是近十年来国际知识界对公共政治问题的一次最重要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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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特劳斯学派与美国右翼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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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在“9·11”事件之后的先发制人战略，以及后来发动的伊拉克战争，遭到知识界越来越多的批评，而且公共舆论对政界的右翼保守势力的质疑也越来越强烈。而当媒体追根溯源以查询华盛顿前政要的思想谱系时，却发现许多强硬派政客原来都师承已故的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话题肇始于《纽约客》资深记者西摩·赫什在5月6日发表的一篇文章，其中特别指出，现任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等布什当局的政要，在制定外交与国防战略中深受施特劳斯派思想的影响，形成了以精英主义、反民主以及单边主义政策为特征的新保守主义政治。这篇文章发表后，《波士顿环球报》和《国际先驱论坛报》等报刊紧随其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后续报道与评论，使施特劳斯派与美国保守主义的关联问题成为知识界争论的一个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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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鲜为人知的加拿大政治理论教授莎蒂亚·德鲁里，在这场讨论中成为热门人物，频频接受媒体的访谈。德鲁里曾出版了三本涉及施特劳斯的著作，其中1997年出版的《施特劳斯与美国右派》，着重分析了施特劳斯的思想是如何经由智囊组织向政府机构渗透，从而促成了美国新保守主义政治的兴起，并在近年获得了支配性地位。许多学者赞成并附和德鲁里的看法，更有少数学者进一步认为，新保守主义是一次有预谋、有组织且经过精心策划以改变美国民主政治的思想和政治运动。但也有学者认为，应当将施特劳斯本人的思想和学术研究同新保守主义政治区分开来，两者的关联完全是杜撰的，至少是猜测性的。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哈维·曼斯菲尔德在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组织的讨论中，就与德鲁里存在严重分歧，他批评德鲁里的观点完全建立在对施特劳斯思想的肤浅阐释与误读曲解之上。目前这场争论还在公共知识界持续，同时，也在政治哲学领域推动了对施特劳斯理论的研究。专家一般认为，施特劳斯对民主政治、现代性以及国际秩序的见解，远比公共传媒所介绍的流行看法更为复杂和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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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共识”引发新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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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经济与知识界的许多报刊相继发表文章，对“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提出挑战与批判。“华盛顿共识”是以自由贸易、财经纪律和私有化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由约翰·威廉姆森在1989年美国国会的一次听证会上首先提出，于同年11月在国际经济学会会议讨论时得到世界银行的支持。这份共识主要包括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消除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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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担任克林顿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以及1997—2000年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他在年初接受《世界事务》采访时，公开提出要挑战“华盛顿共识”，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及世界贸易组织固守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陈规提出批评，发出了对这一经济模式的批评新声。《财经与发展》杂志9月号发表“超越华盛顿共识”的专题讨论，许多学者认为，这一术语实际上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代名词，如今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政策幻灭的同义词。墨西哥央行行长吉列尔莫·奥尔蒂斯的文章持较为温和的立场，他分析了拉美国家二十年来的经济改革状况，指出“华盛顿共识”并没有为改革实践提供良好的处方和有效的政策，拉美国家需要第二轮改革，必须超越“华盛顿共识”的简单纲领而采用更为复杂和多样的措施，包括建立有效的监管体制、加强政府机构的职能以及发展就业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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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达默尔传记》引起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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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与纳粹政权的关系曾在知识界引起激烈的争论。而最近，海德格尔的弟子、去年辞世的大哲学家伽达默尔也被质疑与纳粹有暧昧关系。今年7月，《伽达默尔传记》的英译本由耶鲁大学出版，立即引发了尖锐的争议，这实际上是美英知识界对1999年德国讨论的延续（当时这本传记的德文版刚刚出版），其焦点问题是：伽达默尔在纳粹当政时期究竟做了什么？应该如何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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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的作者让·格朗丹教授以史料档案为依据，记录了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伽达默尔，描述了他如何在纳粹统治的黑暗时期圆滑行事以提升自己的学术地位。他虽然没有正式加入纳粹党，但他在发现有利于自己晋升的时候，参加了一个纳粹教导营，从而不失时机地填补了遭到清洗的犹太教授所留下的位置。而在1945年苏联红军占领德国后，伽达默尔又常常在课堂上为“无产阶级专政”辩护。不过，格朗丹也在书中为伽达默尔辩护，认为他属于那种不过问政治的老一代大学教授，只是机智地采用了实用主义的生存策略。伽达默尔曾骄傲地宣称，“从不阅读历史短于两千年的书”。格朗丹甚至认为，海德格尔对纳粹的热情也只是“羞耻”而不是“罪行”。但许多学者持不同的看法，其中包括伽达默尔的学生理查德·沃林教授，他在多篇文章中尖锐地批判了自己的老师在第三帝国时期的作为，认为德国学术界所谓的“内心流亡”的观念是华而不实的托词，伽达默尔从来没有对自己面对艰难问题时的行为作出反省。因此，他认为格朗丹的“生存策略”的说法并没有理解哲学家作为一种职业的特质，即以原则而不是个人利益来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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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萨义德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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