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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特劳斯学派与美国右翼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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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在“9·11”事件之后的先发制人战略，以及后来发动的伊拉克战争，遭到知识界越来越多的批评，而且公共舆论对政界的右翼保守势力的质疑也越来越强烈。而当媒体追根溯源以查询华盛顿前政要的思想谱系时，却发现许多强硬派政客原来都师承已故的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话题肇始于《纽约客》资深记者西摩·赫什在5月6日发表的一篇文章，其中特别指出，现任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等布什当局的政要，在制定外交与国防战略中深受施特劳斯派思想的影响，形成了以精英主义、反民主以及单边主义政策为特征的新保守主义政治。这篇文章发表后，《波士顿环球报》和《国际先驱论坛报》等报刊紧随其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后续报道与评论，使施特劳斯派与美国保守主义的关联问题成为知识界争论的一个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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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鲜为人知的加拿大政治理论教授莎蒂亚·德鲁里，在这场讨论中成为热门人物，频频接受媒体的访谈。德鲁里曾出版了三本涉及施特劳斯的著作，其中1997年出版的《施特劳斯与美国右派》，着重分析了施特劳斯的思想是如何经由智囊组织向政府机构渗透，从而促成了美国新保守主义政治的兴起，并在近年获得了支配性地位。许多学者赞成并附和德鲁里的看法，更有少数学者进一步认为，新保守主义是一次有预谋、有组织且经过精心策划以改变美国民主政治的思想和政治运动。但也有学者认为，应当将施特劳斯本人的思想和学术研究同新保守主义政治区分开来，两者的关联完全是杜撰的，至少是猜测性的。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哈维·曼斯菲尔德在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组织的讨论中，就与德鲁里存在严重分歧，他批评德鲁里的观点完全建立在对施特劳斯思想的肤浅阐释与误读曲解之上。目前这场争论还在公共知识界持续，同时，也在政治哲学领域推动了对施特劳斯理论的研究。专家一般认为，施特劳斯对民主政治、现代性以及国际秩序的见解，远比公共传媒所介绍的流行看法更为复杂和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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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共识”引发新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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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经济与知识界的许多报刊相继发表文章，对“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提出挑战与批判。“华盛顿共识”是以自由贸易、财经纪律和私有化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由约翰·威廉姆森在1989年美国国会的一次听证会上首先提出，于同年11月在国际经济学会会议讨论时得到世界银行的支持。这份共识主要包括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消除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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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担任克林顿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以及1997—2000年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他在年初接受《世界事务》采访时，公开提出要挑战“华盛顿共识”，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及世界贸易组织固守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陈规提出批评，发出了对这一经济模式的批评新声。《财经与发展》杂志9月号发表“超越华盛顿共识”的专题讨论，许多学者认为，这一术语实际上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代名词，如今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政策幻灭的同义词。墨西哥央行行长吉列尔莫·奥尔蒂斯的文章持较为温和的立场，他分析了拉美国家二十年来的经济改革状况，指出“华盛顿共识”并没有为改革实践提供良好的处方和有效的政策，拉美国家需要第二轮改革，必须超越“华盛顿共识”的简单纲领而采用更为复杂和多样的措施，包括建立有效的监管体制、加强政府机构的职能以及发展就业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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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达默尔传记》引起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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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与纳粹政权的关系曾在知识界引起激烈的争论。而最近，海德格尔的弟子、去年辞世的大哲学家伽达默尔也被质疑与纳粹有暧昧关系。今年7月，《伽达默尔传记》的英译本由耶鲁大学出版，立即引发了尖锐的争议，这实际上是美英知识界对1999年德国讨论的延续（当时这本传记的德文版刚刚出版），其焦点问题是：伽达默尔在纳粹当政时期究竟做了什么？应该如何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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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的作者让·格朗丹教授以史料档案为依据，记录了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伽达默尔，描述了他如何在纳粹统治的黑暗时期圆滑行事以提升自己的学术地位。他虽然没有正式加入纳粹党，但他在发现有利于自己晋升的时候，参加了一个纳粹教导营，从而不失时机地填补了遭到清洗的犹太教授所留下的位置。而在1945年苏联红军占领德国后，伽达默尔又常常在课堂上为“无产阶级专政”辩护。不过，格朗丹也在书中为伽达默尔辩护，认为他属于那种不过问政治的老一代大学教授，只是机智地采用了实用主义的生存策略。伽达默尔曾骄傲地宣称，“从不阅读历史短于两千年的书”。格朗丹甚至认为，海德格尔对纳粹的热情也只是“羞耻”而不是“罪行”。但许多学者持不同的看法，其中包括伽达默尔的学生理查德·沃林教授，他在多篇文章中尖锐地批判了自己的老师在第三帝国时期的作为，认为德国学术界所谓的“内心流亡”的观念是华而不实的托词，伽达默尔从来没有对自己面对艰难问题时的行为作出反省。因此，他认为格朗丹的“生存策略”的说法并没有理解哲学家作为一种职业的特质，即以原则而不是个人利益来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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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萨义德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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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义德于2003年9月25日因白血病去世，享年六十七岁。萨义德是享誉世界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被公认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批判知识分子之一。他的逝世引起了广泛的震惊与哀悼。在几个月内世界各地有近千篇纪念文章发表，普遍认为这是学术界和公共知识界的巨大损失。（详见“附录”《萨义德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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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义德1935年出生于耶路撒冷，大半生在美国度过。1957年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60年及1964年分别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之后长期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也曾先后担任耶鲁、哈佛和约翰·霍普金斯等大学的客座教授。在美国国内与国际政治事务中，萨义德始终坚持批判知识分子的立场，积极参与公共领域的重要争论，在学术界内外都拥有广泛的读者。他是当今西方世界中巴勒斯坦问题的代言人，对巴以双方在和平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都提出过强烈的批评与建设性的方案。他在文化批评、比较文学与英国古典文学等研究领域中的杰出学术工作，受到了同行的高度评价并具有跨学科的影响，其“东方主义”论已经成为当代的经典批判论述，其主要代表作有《东方学》（1978）和《文化与帝国主义》（1985）。也许，萨义德在获知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逝世的消息时所写的一段话，可以恰当地用来描述他自己去世后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他的去世是如此令人痛惜以至于无法在遥远的美国独自承受，在这个对人性缺乏支持而正统的道德与权力难以挑战的年代，他的作品与知识典范对我们既是启示又是慰藉，而他的批判和反抗精神是我们必须继承和永远坚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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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默顿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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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默顿（Robert King Merton）因长期身患癌症于2月23日逝世，享年九十二岁。默顿是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科学社会学的奠基人和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性人物，1910年7月4日出生于费城，1931年毕业于天普大学，随后进入哈佛大学师从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1936年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哈佛大学任教，1939年至1941年在杜兰大学任教，1941年后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直到1979年荣休。其间曾出任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应用社会研究所副所长、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1956—1957）、美国科学社会学研究会主席（1975—1976）及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1975）等职，主要学术著作包括《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博士论文，1935）、《论科学与民主》（1942）和《科学发现的优先权》（1957）等。默顿不仅是卓越的学者，也是极为优秀的学术导师。他培养的学生有许多成为社会学界的重要人物，其中詹姆斯·科尔曼、彼得·布劳和刘易斯·科塞被公认为世界一流的社会学家，而他的儿子罗伯特·C.默顿于1997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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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来的西方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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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秩序的困境与未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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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十年，世界局势的发展常常超出人们的预估，这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国际秩序的来龙去脉与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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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全球秩序尚未建立。迄今为止，人们谈论的全球秩序或国际秩序，实际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美国主导下建立的“大西洋秩序”，也常常被称为“国际自由秩序”，最初只是北美和西欧的区域秩序。“大西洋秩序”以自由主义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为特征。但西方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有一种构想，就是“大西洋秩序”会不断向外扩展，最终成为覆盖整个世界的全球性秩序。20世纪后半叶的一些历史进程激励了这种构想，比如，20世纪70年代末“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包括“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以及所谓“第三波民主化”的成就。而持续几十年的“冷战”最后以苏联解体而告终，更是对这个构想的极大鼓舞。这些历史现象造成了一种自由秩序“普遍化”的错觉，许多西方思想家过高估计了自由秩序在理论上的普遍有效性，从而认为这是全球适用的国际秩序，却忽视了这种秩序的建立和维持实际上依赖于许多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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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近三十年来，世界格局的发展并没有印证这个普遍化构想。在冷战结束后，西方“自由秩序”在新一轮全球化过程中迅速向外扩张，在带动新兴经济体实现巨大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广泛的不满与冲突，在许多方面侵蚀和瓦解了这种秩序赖以生存的重要条件，也动摇了这种秩序的稳定性。这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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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经济全球化是“大西洋秩序”扩展的一个重要动力，但这个扩展进程越来越难以应对大规模异质人口的“排异反应”。最初形成“大西洋秩序”的地区主要是西欧和北美，加起来只有近十亿人口，“大西洋秩序”在向外扩展的过程中更为直接和深入地介入了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内部秩序，引发了非西方国家在文化、政治和经济上“抵制西方化”的各种反弹。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印度和一些南美国家，大约有三十多亿人口，而且这是在文化和制度方面具有高度差异性的大规模人口。“大西洋秩序”在体量和规范性上都无法适应这种迅速的扩展，尤其是经济秩序的扩展不可能隔绝文化与政治的要求，而新兴经济体在加入全球化的同时，都在不同程度上抵制西方秩序的文化与政治影响，形成紧张、对抗与冲突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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