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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来的西方 西方主流正在从“单声部”重回“多声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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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曾举办过“读懂中国”论坛，现在上海举办“读懂世界”论坛，二者可相映成辉。我们需要内外兼具的视角，因为中国是处在世界之中的中国，无法理解世界实际上就无法真正理解中国。我们谈起世界，关注的往往是西方世界，但必须意识到西方并不是世界的全部。虽然我今天要谈的是西方问题，但必须指出这个可能的盲点。另外，今天在讨论西方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注重“内在视角”，就是要进入西方的自我理解和世界图景中。中国讲究“知己知彼”，无论是将对方当作朋友、竞争者还是敌人，如其所是地“知道”对方非常重要。日本学者在对待中国问题时，特别强调“知华”。中国对于西方问题也应该如此，比如对待美国，无论采取所谓“反美”还是“亲美”的立场，你首先要成为“知美派”。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西方现代思想史，西方思想内部有显著的多样性，所谓“主流”，不是只有一个声音，而是众多声音汇集而成的潮流。这是西方主流思想长期的特点。受时间限制，我只能冒着简单化的风险，讨论两个方面，一是文化的，一是意识形态的，这是西方内政外交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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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年在年底都要写一份西方思想文化热点的综述，已经持续了十多年。大家比较关注政治发展趋势和意识形态问题，而比较容易忽略文化领域。近年来，在新的技术文明下，互联网带来了虚拟空间与虚拟的现实性，文化变迁在很深的层面上改变了人的自我认知、存在体验、社会感、社会意识和对国家的感知。有一个从事IT行业的年轻人，给我看过一张“世界地图”，这个地图不是按照国别来划分世界，而是根据互联网的人口分布来分割：这是“Facebook国”“Twitter国”“QQ国”“微信国”……这样一张“世界地图”给出了不同于传统的认知框架，以及一种相当不同的“世界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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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文明带来的文化冲击引发了许多问题，包括大学在将来是否还会存在？古典人文教育在今天到底意味着什么？网络时代是否造成文化的扁平化甚至弱智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有人特别警觉新技术的破坏作用，有人则为互联网时代叫好。负面的例子有很多，比如网络游戏上瘾、网络色情的泛滥等，但我今天要举几个相当正面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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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所熟悉的维基百科（Wikipedia）是非常惊人的了不起的事业，将世界上这么多人的智慧聚沙成塔，形成了公民自发性、非营利支持的一个文化标杆。维基百科到现在已经整整运营十五年了。在创办之初，有一群物理学家曾评估维基百科的物理学词条的正确率，结果令人惊讶，它的错误率非常低，与各大著名的百科全书不相上下。维基百科依然在不断更新和改进，这是新技术文明带来的新的文化生产的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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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互联网文化一个常见的批判是其“文化快餐”性质，即迅即而浅薄的消费。但也有反潮流的例子。比如，Aeon网络杂志（https://aeon.co/）创设以来，覆盖的主题有哲学、科学、心理学、健康科学、社会与文化，而且着眼于大视野和深度讨论，大多数文章都是几千单词的长文，许多作者都是著名学者和专栏作家，网站上还有质量很高的纪录片。我写年度综述时，仅关于ISIS的问题就读了近七十篇文章，其中发表在Aeon网站上的两篇完全是一流水准。这个网络杂志提倡“长阅读、慢阅读和深阅读”的模式，呈现出反潮流的样态，短短三年就已经在英语知识界获得了非常好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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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美国拉开了又一轮总统竞选的帷幕。西方竞争性民主为人诟病之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大财团用金钱干预政治，一是政治家越来越像明星一样操纵选民。这两个问题很难从根本上解决，但在互联网条件下，出现了一些新的应对方式。比如，奥巴马第一次当选时，他的大部分竞选经费来源于网络小额捐款（二十美元以下），如果没有互联网，这一点完全不可想象。2016年，美国有哲学家出面组织，带一群年轻人一起搞了一个活动，就是借用在年轻人中流行的“弹幕”形式（一边看电视剧一边评论，评论随之在屏幕显示），来为候选人的电视辩论节目做即时的在线评论，专门指正其中的事实错误和逻辑论证错误。这当然需要很丰富的专业知识储备和高强度的工作节奏。一个竞选人给出一个数据或者提出一个观点不到一分钟，他们就在弹幕上评论说，这个数据是不确切的，或者这个观点的前提有问题，或者这里的逻辑推论是错误的，等等。在民主政治时代，哲学家可能做不了哲学王，但可以发挥自己的强项来提高民主政治的辩论质量，来抵制政客利用煽情和错误事实来误导和操纵选民，让政治辩论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事实和理性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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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新技术文明下的文化是一个仍然在发展的过程，在未来会对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眼下很难有确切的答案。人们谈论负面的问题比较多，但我们不应当忽视其积极的方面，这其中有一种公民的首创性，一种主动的、自发的自治精神，一种具有动员力量的民主文化。而像Aeon网站这样的新文化形态，是对传统的创造性的再发展。我感到，在新技术条件下形成的许多新的亚文化，有可能具有在未来改造主流文化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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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识形态方面，如果回顾冷战年代，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实际上是两种世界秩序的对峙，但其实还潜伏着另一种伊斯兰的世界秩序，只是在冷战时期被肢解和掩盖了，两大阵营的冲突非常显著。这种现象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才逐渐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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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很熟悉，在冷战终结后的最初几年，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曾经非常流行。这个理论在二十五年前特别吸引人，“历史终结”当然不是说历史事件不再发生了，而是说无论发生什么惊心动魄的斗争，都是过眼云烟，用黑格尔的话说是“理性的诡计”而已，无法改变终点，也就是说，在意识形态上除了自由主义民主，没有其他真正的选项。这是因为西方阵营在冷战中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产生了极度自信，但这种过度自信付出的代价就是思想的封闭，对政治图景的想象变得狭隘。当时的西方主流思想慢慢变得有点单一，从“多声部”变成了“单声部”。但近几年来，这种自信遭到了严峻的挑战。这里有三个主要因素，第一是中国的崛起，有人说“世界中心从大西洋转向了太平洋”；第二是2007年左右开始的金融危机；第三是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兴起。这三个因素都跟全球化有关。所以，近年来，西方思想的主流慢慢转向反思和忧虑，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忧患意识”。2016年的恐怖主义袭击问题也在思想上对西方造成了冲击。去年是冷战终结的二十五周年，法国社会高等研究院的皮埃尔·马南，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约翰·格雷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马克·里拉分别发表文章，追溯自由主义与民主政治的历史起源，阐明其演变历程，检讨当今流行的自由主义论述和实践何以偏离了其本源和精髓，陷入了盲目、教条的危机。三位作者都体现出自由主义者的反思和正本清源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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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南可以说是雷蒙·阿隆的传人，他在《自由主义的危机》一文中指出，自由主义的兴起源自特定历史条件下展现的政治治理优越性。“我们作为公民的愿望是被善治；我需要的是一个好的政府，而不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或基督教的政府。”他认为，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政治学说，其次才是关于“自由竞争”的经济学说，这两者之间曾长期兼容，但在当今全球化的处境中却彼此冲突。“如果遵循纯粹自由竞争的经济原则，我们已经灭亡了”，那些高劳动力成本和社会保障开支巨大的国家，如何可能对那些低劳动力成本和微弱社会保障的国家保持竞争力？最终，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经济活动与人们归属的政治共同体相互分离，自由主义失去了曾经的治理优越性。西方支配世界的时代已经达至其能力的极限，从而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政治和精神危机。至于如何应对这种危机，马南坦言自己没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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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是名教授，也是对公众很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他在《自由主义的错觉》中指出，西方自由主义者最大的错觉就是以为“自己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而自由主义的敌人总是站在历史的对立面。但用“站在历史的对立面”来解释苏联阵营在冷战中的失败，是过于简单化的解释，其中过滤了许多复杂的政治社会因素（包括民族主义、宗教、战略以及许多偶然的因素），这种阐释不只是抽象简单的，而且歪曲了事实。这妨碍了西方政治家和决策者真正理解俄罗斯、中国、欧洲的转型国家以及阿拉伯地区的真实状况与关键问题。格雷认为，“历史没有明确的方向”。在可以想见的未来，“将会存在许多文化，以及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它们持续不断地变化和互动，却不会融为一体，成为类似于某种普世文明的东西”。因此，地缘政治冲突会加剧，战争会以新形态或者混合形态出现，宗教将会在国家的形成与毁灭中成为一种决定性因素。自由主义的价值需要一种现实主义的思想才能存活。西方正在应对日益混乱的世界，而最大的危险恰恰是来自那种无根据的信念——“历史站在自己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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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拉是一位思想史家，曾到华东师范大学做过讲座。他在《关于我们自由放任主义时代的真相》中，把意识形态和教条区别开来。冷战中的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是两种宏大的意识形态，而我们时代的“自由放任主义”（libertarianism）则是一种极致的教条。它始于基本的自由主义原则（个人尊严、自由优先、怀疑公共权威、提倡宽容），但就此停步不前，完全无视这些原则与现实世界之间变化多端的复杂关系。就此而言，它不是那种孟德斯鸠、美国制宪者、托克维尔或密尔会承认的自由主义。实际上，民主是一种罕见的政府形式，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中被视为低劣、不稳定、具有潜在暴虐性的制度。在西方世界，民主迟至19世纪才被认为是一种好的政体，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被当作最佳政府形式，且只是到最近二十五年才被看作是唯一正当的政体。而在教条主义的影响下，今天美国的政治思考中只存在两种类别，即民主或者“洪水滔天”，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模式完全无法对当今世界形形色色的非民主政体做出差异化的考察。许多自由民主的价值可能被非民主国家的人们所分享，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愿意接受民主化终将带来的种种后果，比如社会与文化的个人主义后果，他们珍视的那些（可能被个人主义摧毁的）传统，对地方的忠诚，对长者的尊重，对家庭和部落的责任，对虔敬与美德的投身，等等。里拉认为，面对世界上非民主制度将长期存在的现实，自由主义者需要回答一个明智的问题：除了民主化的方案之外，还有什么备选计划（Plan B）？但现在没有人有意愿去提出这种明智的问题，这标志着今日西方政治思考的沦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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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说西方主流思想的发展走向，那么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从冷战之初的“单声部”重新呈现出“多声部”的汇流趋势。虽然西方思想界有对当下的思想状况自觉地进行批判和反思，但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立场和自我期望，大多数人也不认为中国的崛起能够提供一个真正的另类世界秩序，来取代西方主导的“自由秩序”。也就是说，批判与反省的主流趋势是呼唤一种审慎的态度，这也是西方政治思想的一个悠久的传统，在内政外交方面都是如此。就国际问题来看，美国主导的“自由秩序”有明显的收缩，特别是在中东地区。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奥巴马时代的美国进入了全球性的衰落时期，选择退入孤立主义，但这可能是一种误解。最近《外交事务》杂志发表的一组文章指出：“奥巴马政府并没有抛弃传统的美国大战略，而是试图从其前任的失当处置中拯救这一战略。奥巴马已准备好拯救自由秩序的核心，但为了做到这一点，他甘于牺牲功能和区域上的边缘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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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当注意，美国对自身的特殊理解，以及它对世界图景的特殊想象，其中包含着与老欧洲那种“根植于土地”的观念相当不同的思想传统。在根本上，美国战略并不依附于领土要求。德国公法学家卡尔·施米特曾经说美国外交是“无迹可寻但又无处不在”，“缺席”和“在场”奇妙地融合在一起。小布什的外交把美国战略与海外领土的占据过于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这不是美国外交传统的典型体现，而是一种偏离。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是诞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并发展至今的全球体系，其核心部分根植于多重交叠的制度性架构，其基础不是地理、种族、血缘、宗派或带有其他被给定的土地性自然身份，而是契约性的“自由共同体联盟”。奥巴马的外交战略是从海外土地撤离，回归到更具弹性的扩张的“自由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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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思想界如何对世界讲述自己的故事。他们坚持自己的价值和立场，宣扬自己的优势，同时也严肃地甚至激烈地批评自己的问题，思考自身面对的挑战，并重新回到多声部的辩论之中。这种警觉的态度对我们或许不无启发。今天我们也要对世界讲好中国的故事，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是去讲“好中国”的故事，我们也要直面自己的困难与问题，并由此展开深入的思考，这样或许能更好地讲述中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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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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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系作者于上海“读懂世界”论坛（2016年1月）上发表的演讲，收录时有所删减。——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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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来的西方 世界主义与身份政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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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对于如何解决民族身份给世界带来的冲突，您提出了“新世界主义”。对于这个问题，赵汀阳老师提出过“天下体系”，许纪霖老师也有他的“新天下主义”。您如何看待他们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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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所构想的“新世界主义”当然是一种普遍主义的论述，但是，所谓“新世界主义”，它要强调的是，任何普遍主义的论述并不是现成的，而是构成的，或者说是建构的、是做成的，因为普遍主义的文明都不是无中生有的，而要发源于特定的地方和人群，发源于特定的民族文化。这也是我们要守护特定的文化的一个理由。其实每一种高级的文明都有一些具有普遍主义潜力的要素。但这种普遍主义的要素一旦创生以后，它要在文化遭遇的过程中超越“原产地”的范围，对更广泛的人类事件发生影响，而且要在新的适应与调整过程中获得持续的发展。所以它就不能仅仅是属于“原产地”的，而是要转化为人类共享的文明要素，这就是“新世界主义”所理解的一种叫“跨文化的普遍主义”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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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和其他学者提出的观点的差别呢？我觉得，无论是赵汀阳老师还是许纪霖老师，他们都有非常丰富的论述，非常简短地来讨论可能是有失公允的。赵汀阳老师的工作是非常了不起的。他提出了一种想法，就是说，我们虽然在谈论世界，但是我们仍然是在地方性地思考。他看到的“天下体系”的理想，是启发我们不仅要去思考世界，更需要世界性地思考。在这个意义上，赵汀阳老师的洞见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如果说我跟他有一些不同的话，那就是我认为以世界性的视野来思考世界，并不意味着必须否定国家视野和国际视野。在赵汀阳老师看来，国际视野也是有局限的，所谓international还是以national、nation为本体的。他对nation和national的视野有相当多的批评，认为要世界性地思考，但是我认为不能够否定国家视野或者民族视野、国际视野的局部正当性。因为民族国家和国家利益的存在是当今世界政治的一个现实，你要超越民族国家和国家利益的恰当方式并不是取消他们或者无视他们的存在。我的看法是要经由民族国家来建构世界主义。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赵汀阳老师对天下主义的阐释可能一方面过于激进，一方面又过于保守。他的激进性在于把天下理解为一种完全否定任何特定的、地方性的立场，他叫作无立场的眼界，英文是view from everywhere。从这种所谓无立场的眼界，他构想了一种世界政治的理想，但另一方面他好像又过于保守了。他认为只有中国文化产生了这样一种超越任何地方的无立场眼界，这是一种比西方优越的哲学思想。这种观点实际上承认了无立场的眼界并非无中生有，而恰恰来自一种特定角度的眼界，只不过赵汀阳老师确信，唯有一种来自中国思想的特定角度才能产生这种无立场的眼界。所以，我认为赵汀阳老师的论述里边有一种张力。一方面，他强调一种脱离了任何具体地方的无立场的眼界；另一方面，他又说只有中国这种特定的地方才能产生这种无立场的眼界。我认为这里边有一个矛盾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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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老师跟我有更多的相同之处，但是我们用的术语不同。一方面，他说的“新天下主义”是要继承传统的天下理想；另一方面，他又主张对传统的天下主义进行一些改造，包括要去除华夏中心主义，去除等级化等。他是要在人类共享的普遍文明基础上来寻求这种世界政治。我跟许纪霖老师的差别可能是术语和技术性上的。我认为，如果还用天下，哪怕是“新天下主义”，传统的气息和风格也太浓了，也就说你很难摆脱华夏中心主义和所谓的等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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