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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中国哲学课 误区：“我们是谁”的真理藏在我们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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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宗教体系的崩溃让轴心时代的人们开始寻找真理和意义的新来源。类似地，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感到自己已打破了古老的、带有限制性的思维方式，也开始寻找意义的新来源。我们已经不断被告知，应向内看以探寻更高境界的真理。如今一个人自我实现的目标就在于找到真正的自己，并且根据他的内在本质过上所谓“真正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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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做法的危险性在于，我们相信，当我们看到“真理”时，我们就会自然理解它，并根据它去限定我们的生活。我们倾己所有“投资”于这样的自我限定，冒着风险建议未来，而依据仅仅是一种狭隘的自我认知，即我们自认为的那些优劣好恶的标准。许多中国思想家认为，这样做，人们将只能看到自身潜力的很小一部分，我们会被某一时刻有限数量的情感因素限制一生。一旦将人性视为铁板一块，我们就立刻限制了自身的所有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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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许多中国思想家认为，人不是也不应自以为是一个单一的、一元化的生命体。比方说，如果你自认为是一个坏脾气、易发怒的人，那么这些中国思想家则会认为你不该叹息“好吧，我就是这样”，然后就拥抱这样的自我，因为你本质上也许并不是一个易怒的人，也许你只是落入了惯例（即某些行为模式），你用这些惯例去限定你的自我认知。事实是，你可能会发怒，但你也有温和或宽容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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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哲学家认为，每个人都是复杂多变的，每个人都存在多种多样、彼此矛盾的情感因素、欲望以及回应这个世界的方式。我们的性格是通过向外看——而非向内看——得以发展的。然而，当你让自己从整个世界中抽离，去冥想或旅行时，性格并不能被培养，它们唯有在实践之中，借助你在日常生活中的所作所为才能成形，包括你对待他人的方式和你所追求的生活。换句话说，我们不是止于我们现在的样子，我们还可以主动地磨炼自己，成为更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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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任务并不简单，这要求我们改变自己的思维模式，也要改变对“真正的变化如何发生”这一问题的固有想法。这里也没有一种迅速简单的解决方案；这类改变是渐进式的。我们首先要训练自己打开视野，从而把握构成某个既定情境的复杂因素（我们身处其中的情感关系、经营的公司、从事的职业以及其他生活境遇），接着渐渐转变我们与周遭一切事物的互动关系。广阔的视野会改变我们的行为方式，继而逐渐引起真正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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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自由源于从自身的“核心”中发现我们是谁，而这种“发现”恰恰使得“自满时代”的许多人陷入了困境，我们阻碍了自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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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需要一个关于如何生活、如何整合世界的全新计划呢？恰恰相反，这些中国哲学家经常通过生活中平凡的一面来阐释他们的思想，并认为日常生活才是伟大变化将要发生的地方。本书纳入了很多日常实例来使“思想”贴近生活。他们打算向我们证明，我们已经做了许多事，只是做得还不够好。当我们反思生活中的这些方面时，我们就会明白这些思想是多么实际且具有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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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题目来源于一个中国哲学家常用的概念：“道”（the Way）。“道”并不是一个我们必须尽力遵循的和谐“理想”，而是一条我们通过自身的选择、行动和关系而不断去开拓的道路。在生命中的每一刻，我们都在重新创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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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种所有哲学家都赞同的统一之“道”，但他们一致认为，正是开拓“道”的过程拥有无尽的潜力，促使我们改变自身，进而改变我们生活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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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中国哲学课 第二章 如何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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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任意一家大型艺术博物馆，你都会看到众多艺术品展馆：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古希腊、罗马帝国、中世纪欧洲、近代欧洲。每间展馆里都摆满了精妙的手工艺品，当你顺次走过它们，便能够追踪到文明的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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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们了解世界历史的方式：互不相关的文明随着时间的流逝独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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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想象一种全新的博物馆，一种仅仅以时间维度来策划出展品排布的博物馆。比方说，你走过一个展厅，可以在其中看到古罗马银币、中国汉代的铜钱、印度孔雀王朝的银铸货币。那么，你将立刻意识到三大文明在大致相同的时期内经历着非常相似的变化，尽管它们相距甚远，但每种文明都已经建立起一个帝国，并采用了一套基于铸币的经济制度。或者，你可以走入一个展示几个世纪之后的早期中世纪文化的展厅，欣赏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的圣物和建筑遗迹。它们将生动地展示出，所有主流宗教都在历史上同一时期传播开来，沿着连通地中海地区、中国和印度的商路建立起来，欧洲和亚洲自古以来就相互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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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认为全球化是现代独有的现象——技术和航空旅行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原本彼此隔绝的社会终于能够联结在一起。然而，孔子、苏格拉底和佛陀几乎同时在2500年前提出了类似的哲学问题。尽管他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地方，相隔甚远，说着完全不同的语言。事实上，发明、技术和理念一直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亚欧大陆的内在动态张力和运动几乎决定了亚欧大陆的历史。孔子、苏格拉底和佛陀是在回应非常近似的社会刺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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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理解哲学争论出现的原因以及为什么这些思想家会聚焦于类似的问题，我们必须理解他们所处的活力充沛的文化背景，追溯思想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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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欧洲人并不是第一批认为自己摆脱了过去、创造了新纪元的人。类似的断裂在人类历史上已反复发生，其中最显著的断裂之一发生在公元前1000年中叶，范围横跨亚欧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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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革命性的历史转折中，已统治亚欧大陆近2000年的青铜时代贵族社会开始崩溃，此前他们以世袭血统为唯一路径传递权力和财富。当这些政权瓦解之后，一些新型政治实验也开始涌现——从希腊的激进民主到中国的集权政治和法律体系，不一而足。这些治国的新形式孕育出了更广范围内的社会流动。同时，在产生新政权的巨大社会变革中，内嵌于早期贵族传统内部的宗教体系也开始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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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产生的结果便是亚欧大陆上宗教与哲学运动的大繁荣。在古代希腊，这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同时也生发出了毕达哥拉斯学派和奥尔弗斯教派。在印度，这带来了耆那教的出现，以及佛教的诞生。而在中国，这是孔孟之道和我们将在本书中提及的其他哲学与宗教运动发端的时代。所有这些思潮都大致同时出现，并且其指涉的都是在社会秩序崩溃时浮现出的问题：管理一个国家的最佳方式是什么？应该怎样建立一个人人都有机会成功的和谐的世界？我应该如何生活？这些哲学家们全力解决的问题与我们今日所遇到的问题惊人地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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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心时代一直持续到公元前最后几个世纪横跨亚欧的庞大帝国形成。而作为对这些庞大帝国的回应，一系列救世宗教于公元纪年之后的最初几个世纪在亚欧大陆上传播，包括基督教、摩尼教、大乘佛教、道教和稍晚出现的伊斯兰教。在那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在亚欧大陆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欧洲，各国的哲学与宗教实验最终都平息了，人们又回到了贵族秩序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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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心时代的社会变革在广阔的地理区域内引起了不同社会极其类似的发展路径。没有证据表明孔子、佛陀和古希腊哲学家曾经听闻彼此，更不用说彼此的思想了。然而，到公元前500年前后，这些在亚欧大陆不同区域发生的重要哲学运动统一于一种信念：世界必须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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