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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中国哲学课 第二章 如何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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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任意一家大型艺术博物馆，你都会看到众多艺术品展馆：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古希腊、罗马帝国、中世纪欧洲、近代欧洲。每间展馆里都摆满了精妙的手工艺品，当你顺次走过它们，便能够追踪到文明的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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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们了解世界历史的方式：互不相关的文明随着时间的流逝独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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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想象一种全新的博物馆，一种仅仅以时间维度来策划出展品排布的博物馆。比方说，你走过一个展厅，可以在其中看到古罗马银币、中国汉代的铜钱、印度孔雀王朝的银铸货币。那么，你将立刻意识到三大文明在大致相同的时期内经历着非常相似的变化，尽管它们相距甚远，但每种文明都已经建立起一个帝国，并采用了一套基于铸币的经济制度。或者，你可以走入一个展示几个世纪之后的早期中世纪文化的展厅，欣赏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的圣物和建筑遗迹。它们将生动地展示出，所有主流宗教都在历史上同一时期传播开来，沿着连通地中海地区、中国和印度的商路建立起来，欧洲和亚洲自古以来就相互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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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认为全球化是现代独有的现象——技术和航空旅行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原本彼此隔绝的社会终于能够联结在一起。然而，孔子、苏格拉底和佛陀几乎同时在2500年前提出了类似的哲学问题。尽管他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地方，相隔甚远，说着完全不同的语言。事实上，发明、技术和理念一直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亚欧大陆的内在动态张力和运动几乎决定了亚欧大陆的历史。孔子、苏格拉底和佛陀是在回应非常近似的社会刺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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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理解哲学争论出现的原因以及为什么这些思想家会聚焦于类似的问题，我们必须理解他们所处的活力充沛的文化背景，追溯思想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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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欧洲人并不是第一批认为自己摆脱了过去、创造了新纪元的人。类似的断裂在人类历史上已反复发生，其中最显著的断裂之一发生在公元前1000年中叶，范围横跨亚欧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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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革命性的历史转折中，已统治亚欧大陆近2000年的青铜时代贵族社会开始崩溃，此前他们以世袭血统为唯一路径传递权力和财富。当这些政权瓦解之后，一些新型政治实验也开始涌现——从希腊的激进民主到中国的集权政治和法律体系，不一而足。这些治国的新形式孕育出了更广范围内的社会流动。同时，在产生新政权的巨大社会变革中，内嵌于早期贵族传统内部的宗教体系也开始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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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产生的结果便是亚欧大陆上宗教与哲学运动的大繁荣。在古代希腊，这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同时也生发出了毕达哥拉斯学派和奥尔弗斯教派。在印度，这带来了耆那教的出现，以及佛教的诞生。而在中国，这是孔孟之道和我们将在本书中提及的其他哲学与宗教运动发端的时代。所有这些思潮都大致同时出现，并且其指涉的都是在社会秩序崩溃时浮现出的问题：管理一个国家的最佳方式是什么？应该怎样建立一个人人都有机会成功的和谐的世界？我应该如何生活？这些哲学家们全力解决的问题与我们今日所遇到的问题惊人地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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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心时代一直持续到公元前最后几个世纪横跨亚欧的庞大帝国形成。而作为对这些庞大帝国的回应，一系列救世宗教于公元纪年之后的最初几个世纪在亚欧大陆上传播，包括基督教、摩尼教、大乘佛教、道教和稍晚出现的伊斯兰教。在那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在亚欧大陆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欧洲，各国的哲学与宗教实验最终都平息了，人们又回到了贵族秩序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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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心时代的社会变革在广阔的地理区域内引起了不同社会极其类似的发展路径。没有证据表明孔子、佛陀和古希腊哲学家曾经听闻彼此，更不用说彼此的思想了。然而，到公元前500年前后，这些在亚欧大陆不同区域发生的重要哲学运动统一于一种信念：世界必须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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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铜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多数人看不到改变他们生活轨迹的可能性，但现今社会流动性的增加向人们传递了这样一种观点：原先只有一些人能够得到的东西实际上可以适用于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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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人们发现自己生活于巨大的文化危机之中。这一时期的特征是战火绵延，尤其是在希腊、印度北部和中国的华北平原——这正是许多重要的哲学与宗教运动的诞生之地。在这些地区，人们普遍感到迷失，放弃了能够让其在朴素的礼仪中生存的行为准则。希腊诗人赫西俄德捕捉到了这种时代精神，哀叹他生活于一个人际关系已然瓦解的时代：父亲和儿女彼此攻讦，孩子不照顾年迈的父母，兄弟姐妹互相争斗，而人们竟直率地“赞美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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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危机中，宗教与哲学运动开始产生。许多运动涉及逃离现存社会和创建替代性社区的主旨，而这一切都基于一种“拒绝暴力”的信念。另一些运动则强调通过设想一个更高级的世界来超越此时的堕落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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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北平原上出现的思想运动的主旨集中于创建替代性的世界。但对参与者们来说，解决方式不是逃离旧社会或寻求更高级的、超越性的世界；他们宁愿相信，创建替代性世界的最有效方式正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做出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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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世俗生活的重视由一些特定的社会发展状况引起。在华北平原，对青铜时代世袭社会衰落的回应之一是由士大夫掌权的新政权的兴起。士大夫的社会地位仅次于贵族阶级，与贵族不同的是，士大夫借由功绩而非出身来维持自身的地位。越来越多的人期望借由教育之途在这些新的官僚机构中谋得一官半职，从而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这些人在读书受教之后逐渐对现世社会产生严重的不满，进而开始思考如何变革。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大部分新宗教和哲学运动中都可以看到不断发展的士大夫阶层中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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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看看孔子的经历。这位伟大的哲学家生活在周朝的衰落时期。“周”所代表的是一个强大的贵族集团，它宣称因自身执掌“天命”而高于当时的其他贵族。在中国历史早期，“天”被视为一种神祇，它赋予当时最贤德的家族以统治的权力，并且只要这个家族遵守道德，它就可以保有统治的权力。这非常像19世纪之前的欧洲，大贵族凭借“君权神授”统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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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子生活的年代，这些处在统治地位的贵族世家却正在失去他们的权力。周王朝最核心的贵族集团不断衰落，其他贵族集团也是一样，没有哪个家族可以站出来声称被授予了新的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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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随后到来的政治真空期里，像孔子这样的人物开始逐渐引人注目。孔子曾当过一些小官，后来他成了一位老师，而他培养的新一代弟子依然在努力谋求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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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当我们谈论儒家思想时，我们常常把它和严格的社会等级、性别界限以及强调恪守传统规范联系起来——这种印象在某种程度上建立于后来人们对孔子学说的重新阐释之上。然而，在《论语》当中，孔子的形象并不是一个试图控制他人的人，他也并不想建立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相反，我们看到了一个力图创立人人都能安居乐业的世界的先驱。这样的世界在当下也应当建立，只要找到我们与周围人互动的正确方式，便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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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认为，在他生活年代之前500年的西周早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光辉时代。他认为那个时代由一些修身有成、品德高尚的人所统治，他们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更好的世界。孔子也想做同样的事：建立一个能够让他的学生们茁壮成长的世界，其中一些学生有望建立一种更高层面的社会秩序，在此秩序之下，更多的人能够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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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中提到的每一位中国哲学家都与孔子相似，每个人都在巨变的时代中经受着严酷的考验。他们对抗自己所处的社会，积极地思索崭新而令人激动的生活方式。他们都深信，人人都有发展成长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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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这些思想家不愿意聚焦于一些大而空的问题。相反，他们想问的是：我们的世界怎么变成了这样？我们能做些什么去改变它？从这些现实的问题之中产生了令人兴奋的发现，即每个人都具有伟大和善良这些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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