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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前印度哲学史研究中的主要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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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印度、日本、西欧和中国的印度哲学史家、佛学家们对印度哲学史各个领域的资料进行了大量的搜集、整理、翻译和研究工作，写出了为数众多、蔚为大观的专门著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为我们研究印度哲学史开辟了蹊径，准备了物质条件。从他们所整理的资料和研究中明显地可以看出有着三种主要倾向：首先，不少西方印度哲学史家从种族主义立场出发，大肆渲染“欧洲中心论”。他们或者抹杀、贬低印度人民哲学的成就，或者夸大印度哲学中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成分。例如在新中国成立前被我国指定为大学教科书的、梯利所著的《西方哲学史》中写道：“哲学通史要包括所有民族的哲学，不过，不是所有的民族都已产生真正的思想体系……东方民族如印度人、埃及人和中国人的理论，主要是神话和伦理学说，而不是纯粹的思想体系：这种理论同诗和信仰交织在一起。”(13)西方资产阶级对待印度哲学遗产的态度，无非要证明东方和印度人民是缺乏“理性思维能力”，东方文明只能作为西方文明的“肥料”，从而在理论上为帝国主义对东方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奴役作辩护。可是这种思想在印度某些职业哲学家中也有影响。印度哲学大会主席K．S．穆蒂曾指出：很多专业的哲学家都是在西方特别是英国观念的统治之下，“哲学家——在某些方面不能被国外所承认，往往就不能为印度国内所承认，极大部分印度哲学家对西方哲学家的著作比他们彼此的著作看得重要”(14)。另外，也有不少人认为印度哲学中的唯心主义、神秘主义和信仰主义是它的最高成就。他们把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不仅看作是印度思想的结晶，而且看作是人类所积累的一切智慧的表现。例如施雷格勒认为在古印度唯心主义的灿烂光辉和力量面前，希腊唯心主义就好比是在中午阳光下闪现着的普罗米修斯的星星之火；20世纪初，一些哲学家开始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研究印度哲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S．达斯古普塔所著的五卷本《印度哲学史》（1922）和拉达克里希南所著的两卷本《印度哲学》（1923～1927）。印度民族主义哲学家深入民间，扎扎实实地对祖国的哲学遗产进行了搜集、整理和翻译工作，并从民族的观点对印度哲学的发展过程作了比较全面的解释，以无可辩驳的证据驳斥了西方帝国主义学者对印度哲学和印度文化的曲解和诬蔑，他们力图阐明印度哲学是优于或者至少可以与西方哲学相媲美的。这些著作引起世界各国学术界重视。但是他们的哲学史观除一部分人(15)外大部分是唯心主义的或倾向于唯心主义的，这些人竭力赞美印度哲学中的唯心主义路线，如吠檀多的客观唯心主义、佛教的虚无主义和瑜伽的直觉主义等。其中有一些极端的人还宣称古代印度的文明是远胜于西方文明的（实际上应该是资产阶级文明），有的人提出了要“回到吠陀去”的口号；有人声称《薄伽梵歌》中所提出的哲学原则，“不单是印度树上所结的最甜蜜而不朽的果实”，而且也“包含着东西方所有的哲学和伦理思想”(16)。当然这种长期被压迫以后出现的补偿心理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极端的思想在印度和西方迄今仍有着重要影响。马克思主义传入印度以后，印度和印度以外的一些进步印度学家开始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印度哲学史。他们对印度哲学的遗产进行了整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科学地阐明印度哲学发展的规律是和世界其他地区哲学发展的规律相一致的。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印度哲学史为时很短，目前人数不多(17)，但已取得了一些卓越的成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印度哲学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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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印度哲学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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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两国是近邻，两国哲学思想的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印度的宗教哲学思想对我国有过重要的影响。中国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鲁迅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曾写道：“印度则交通自古，贻我大祥，思想、信仰、道德、艺文无不蒙贶，虽兄弟眷属何以加之。”(18)这是十分确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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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印度佛教、古典哲学著作的翻译和研究有着一千余年的历史，积累了大量的、丰富的资料，并且写出了为数众多的注释和研究著作。据统计，现有汉译佛经，属于印度次大陆的共计1482部5000余卷。自后汉末年至北宋末年，即公元2～12世纪的一千年间直接参加翻译的人员中著名的有150余人，其中有史可证，属于印度次大陆来华的僧侣、学者计71人。根据1683年北京版《西藏大藏经》统计，属于正藏（甘珠尔）的计1055部，属于副藏（丹珠尔）的计3962部，共收佛典5962部，约合梵文三百万颂。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印度原典中翻译出来的。目前中国还保存着不少印度的梵文写本。另外中国还有从梵文直接翻译或由汉藏文转译出的《蒙文大藏经》、《满文大藏经》等。随着佛典的翻译，印度佛教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佛教以外的其他哲学派别也有重要的影响。例如印度最古老的唯物主义顺世论的经典在印度已被婆罗门教僧侣所销毁，但这个派别的思想材料在中国翻译和撰述的62部汉译佛经以及其他史籍中都有记述。中国翻译的《金七十论》（《数论颂》）据不少学者的考证，是属于印度数论最古老的经典之一，现已倒译成梵文。胜论派的重要经典《胜宗十句义论》的梵本在印度亦已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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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思想从什么时候开始交流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但一般认为，公元1世纪中叶佛教从西域传入中国汉地以前，在中国新疆和川滇边境已有传播。佛教传入中国后，在中国形成了很多宗派与学派，例如印度小乘部派佛教的著名论师诃梨跋摩（4世纪）所著的《成实论》在411～412年由鸠摩罗什传译后，在我国形成了成实宗，这个学派从南北朝时代到唐初，一直在我国很多地区广为传播，学者辈出，写出了大量的注疏，成实学派的思想在三论、摄论、涅槃和禅学各系统的学者之间有着相当广泛的影响。龙树的《中论》、《十二门论》和提婆的《百论》在我国流传后，形成了三论宗，这个学派从南北朝到唐朝时一直很盛行，并由我国传播到了朝鲜和日本，三论宗所宣传的“诸法性空”的“中道实相论”是我国后来很多宗派的立宗依据。当然中国宗派、学派的产生和发展主要是适应了我国社会斗争和思想斗争的需要，但它们的很多思想材料、论证方法无疑是继承和借鉴于印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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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佛教思想对中国后期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思想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中国道教思想和印度密教（包括印度教的密教和印度佛教中的密宗或金刚乘）思想亦有交流的历史。道教虽是中国固有的宗教，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吸收过一些佛教思想的内容和戒律。道教和印度密教在修行的理论和实践方面有着很多共同点。例如密教认为，世界是由男女和合而产生的，道教亦有“阴阳抱合”之说；两教都重视身体的修炼，密教的修行法中有“双身”（交合），道教中则有男女合气之术；两者都从事外丹和内丹的修炼，道教认为是“长命术”，密教则认为是促成肉体的不朽之术。印度湿婆派中还有专门从事这方面修炼的水银派等。印度教经典《度母秘义经》、《摩诃支那功修法》、《风神咒坦多罗》等都说密教修行方法之一的“支那功”是来自中国的。《度母经》中还记述印度密教著名的大师殊胜为了学习“支那功”曾来中国学习的事迹。又据泰米尔文经典，南印度密教的十八位“成就者”（“修行完成的人”）中就有两位来自中国，他们的泰米尔名字叫博迦尔和普里巴尼，这两位大师写过许多关于梵咒、医术和炼丹术的著作，在印度密教史和化学史上都有卓越的地位。印度的P．赖易教授和英国的李约瑟教授都对其给予很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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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佛教唯心主义思想的交流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可是唯物主义思想的交流则很少人注意。中国佛教唯心主义者一直把印度古代唯物主义——顺世论看作是“恶论”、“巧妙辩才”。吉藏（549～623）在陈隋之际建立三论宗的过程中曾把儒、道的“形神相接”（身体和精神的统一）、“道法自然”和“无因”等唯物主义思想和顺世论相提并论，竭力加以攻击；华严宗的中兴代表澄观（738～839）在批判道教“道法自然”和“无因”时也对顺世论进行了驳斥。中国佛教唯心主义者不仅和顺世论有过思想的交锋，而且还和顺世论者直接有过接触。《续高僧传》载，玄奘在印度时曾与顺世论者进行过公开辩论，顺世论者主张“四大为人物因”，玄奘则“申大乘义破之”。《旧唐书·天竺传》记，印度的卢迦溢多还来中国为唐高宗炼长生不老之药。其他如唐初著名的无神论者吕才（约600～665）在阐述他的无神论思想时，摄取过印度胜论原子论的思想。他认为，原子是物质的基础，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由原子结合而产生（“多生一”）。吕才还以这个思想为武器和佛教唯心主义者明濬进行过一场震动朝廷的斗争；中国近代的章太炎也曾援引胜论的自然观和原子论，对基督教的创世说进行无情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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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印思想的交流人为地割断了一个时期，但在五四运动以后，泰戈尔和甘地的哲学和社会思想在中国知识界中有过相当大的影响。M．N．罗易对中国革命所持的机会主义理论和他的“激进人道主义”在中国少数人中也有共鸣。现在我们应该在新的基础上来回顾和总结以往的交流历史，给予科学的、批判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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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51页。文中提到的扎提是北印度的一个种姓集团，它的基本群众是耕作农，其中也有军事封建等级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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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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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蒂利耶在他的《利论》中曾举印度西北部的瓦伊拉杰亚氏族为例，说这个氏族的居民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方面不分“你的”和“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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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梨俱吠陀》及《广森林奥义》等中提到过十八个共同母名及其所属的氏族。按照史诗《摩诃婆罗多》的说法，世界人类就是从这些共同母亲与母系制氏族繁衍而来的。参见R．P．萨拉夫著《印度社会》，克什米尔第1版，1974年，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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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克思：《资本论》，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96～3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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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北京大学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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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冯天麟著：《东方文艺复兴的展望》上册，文通书局，1954年，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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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马克思：《资本论》，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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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载《列宁全集》第19卷，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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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K．S．穆蒂（K．Satchandra Murty）在1975年10月召开的“什么是印度哲学中活着的和死去的”的发言，见D．克里希纳（D．Krishna）和B．V．基香（B．V．Kishan）编：《什么是印度哲学中活着的和死去的？》，安达拉大学出版社，1978年，第Ⅳ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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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载《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3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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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7～5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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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梯利著，葛力译：《西方哲学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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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K．S．穆蒂编：《当前印度哲学中的潮流》，亚洲出版社，1972年，第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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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这些人有的是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或者从客观主义的立场来阐述印度哲学史。如D．夏斯特里的《印度唯物论、感觉论和享乐论简史》（1930）；K．K．米特尔的《印度思想中的唯物主义》（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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