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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宗教、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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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耶难陀进行活动的时候，正是印度民族矛盾、阶级斗争、宗教和种族隔阂空前严重的时期。他为了改变这种情况，首先举起了宗教改革的旗帜，达耶难陀的宗教改革主张宣示在他1877年访问拉合尔时所订的十条纲领(2)之中。他提出了“回到吠陀去”的口号，认为吠陀是“真正知识的经典”，是印度宗教的最高权威和泉源，每一个人的首要义务就是“读吠陀，教吠陀，背吠陀，听人读吠陀”。吠陀不只是以往各个时代一切知识的“宝藏”，而且也是近代科学——物理学、化学、心理学等的“种子”，“它的无数原则与科学事实的发展是完全相吻合的”。他和梵社的启蒙思想家一样对当时印度教中流行的偶像崇拜、动物崇拜、种姓藩篱、派系林立、歧视妇女、清规戒律等迷信落后现象进行了严厉的谴责。例如他说：“在吠陀中找不出一个字是支持偶像崇拜的，相信神的召唤和对神的背离是出于（崇信者的意志），偶像崇拜应受到谴责！”(3)达耶难陀在反对印度教黑暗势力的同时，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也进行了批评。他认为基督教是外来的宗教，它的教义充满着“逻辑的自相矛盾”，与印度的民族精神是完全格格不入的。基督教宣称上帝是全能、无限而又慈悲的，“假使上帝是无往而不在，那么，他不能有一个身体，如果他有一个身体的话，那么，他就受到限定而不是无限的了”，“基督徒相信上帝是有权威的，但是相信魔鬼引诱亚当去犯罪就是相信上帝不是有一切权威的，因为如果上帝具有一切权威，魔鬼就不能引诱亚当了”(4)。达耶难陀在进行宗教批判中提出了他的宗教理想。他认为宗教“应根据普遍而无所不包的原则……只有那种真实的信仰如阿勃拉斯（Ablas）——即语言、行动、思想真实，能促进公众利益，不偏不颇，深有学问的人所尊崇的才能值得接受”(5)。宗教的根本目的是“要对全世界作出有益的事情，注视人类的物质的、精神的、社会的进步”，“是要竭力保护正直的人，推进他们的利益，即或他们是极端贫穷、孱弱、缺乏物质的来源；在另一方面应该经常努力摧毁、遏制、反对作恶者，虽然这些作恶者是全地球的最高统治者，是拥有巨大势力的人”(6)。达耶难陀也谈到神，但他认为神是“真正的知识，是通过知识而知的一切事物的基本原因或动因”，它是“实在的、智慧的、安乐的、无形的……无限的、不变的、初始的……宇宙的创造者”。人亲证神不是通过对偶像的崇拜而是通过人的冥想、直觉而获得。达耶难陀的这种神无疑是一种理性的实体。他把神从印度教中当作人格性的实体或人格化的神（偶像）改变为一种理性的对象或理性的实体，从而把神的否定（人格性实体）和神的肯定（理性的实体）结合起来，这是和印度教中的偶像崇拜进行斗争的一种巧妙形式。达耶难陀的宗教批判和宗教理想虽然是从维护宗教的立场出发的，但是他的批判涉及了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他提出一个吸引群众的口号，即：宗教要实现社会平等，要为人，特别是要为“贫弱的同胞”以及“整个社会利益”服务。他是想利用这个口号把广大人民吸引到新兴的资产阶级方面来，借以反对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统治，这在当时有着十分重要的进步意义。达耶难陀这种宗教理论对以后印度的很多宗教和社会改革思想家有着重要的影响。例如罗摩克里希那教会的辨喜（1863～1902）曾说：“我们需要一种宗教……这种宗教给我们自信，给我们一种民族自尊，并给予我们供养、教育穷苦人和摆脱我们周围苦难的力量。……如果你要寻求神，首先要为人民服务！如果你要获得力量，就必须为你的同胞服务！”(7)圣雄甘地说：“人类的最终目标是认识神，人们的所有活动，包括政治、社会和宗教等必须在最后见到神这个最终目标的指导之下。直接为人类服务便成为这种努力的必要部分，这仅仅因为发现神的唯一道路是在神所创造的人中见到他，并且成为其中的一员与他同在，为所有人服务就能做到这一点。”(8)达耶难陀的宗教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正在茁壮成长的资产阶级的要求和利益，表达了印度民族主义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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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耶难陀的哲学是建筑在宗教唯心主义的基础上的。他对传统的吠檀多一元论进行了批判，宣称世界最高的本质不是一个而是三个独立的实体，即神、灵魂和原初物质（自性）。神是“梵”，也就是“无上的精神”，它是“无所不知、无形、无所不在、无生、无限、全能、公正而又慈悲，它是宇宙的创造者，又是宇宙的支持者和毁灭者”(9)；灵魂具有下列属性：“欲望、斥引力、活动性、苦与乐的感情、呼吸、瞬目、识别力、记忆、个性、运动、感觉的调节力等等。”(10)神和灵魂虽然由于它们具有不同的属性和特性而是两个各自不同的实体，但它们仍然作为蕴涵者和被蕴涵者保持着一定的关系，这好像“空间和在空间的对象之间的关系那样”。从以上这些解释中可以看出，达耶难陀所说的灵魂和神在本源上是一个东西，前者被他直截了当地认为是人的意识，后者虽然被承认是一种似乎不依赖人和不依赖人的意识而独立的存在，但在实质上不过是被夸大和被绝对化了的人的认识的一个变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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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耶难陀认为，第三个实体——原初物质也是独立存在的、无始无终的，原初物质是世界的物质因，世界上的一切物理和生理现象都是从它派生出来的。原初物质是由三种不定型的物质形式（三德）处于一定关系时所构成的。“当知性的促进者（萨埵）、感情的激动者（罗阇）和迟钝的产生者（答摩）三种属性在物质中处于相等比例的情形时就叫作原初物质。”(11)达耶难陀也摄取了数论演变的说法，并且给予了现代意义的解释。他认为，从原初物质生出“知的范畴”，从“知”生出“个体性的范畴”，从“个体性”生出五个“活动力”和“思索力”的范畴以及五个“细微原素”的范畴，这个“知”、“个体性”、“行动力”、“思索力”等都是原初物质的较低阶段，也是物质较粗的形式，另外，还从五个“细微原素”的范畴生出五个“粗大的原素”的范畴，即固体、液体等。(12)达耶难陀对于原初物质的假定是他哲学体系中的唯物主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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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达耶难陀在处理神、灵魂和原初物质三者关系时就暴露了他的唯心主义和宗教的本质。他认为神、灵魂和原初物质是三个独立的实体，灵魂是包掩于物质之中，并借物质的形式而显现出来的，但是物质和灵魂在宗教解脱的目的中都是受神所控制的。“正像一个皇帝和他的臣民在一起，并且臣民从属于皇帝一样，灵魂和物质也是受制于神的。”(13)神控制灵魂和物质的目的，是为了使受物质束缚的灵魂从物质亦即世界的锁链中解脱出来，以此摆脱自己的“痛苦”和“无知”，并达到至上福乐的境地（天堂，Svarga）。他认为通过瑜伽的实践，经历不同的修行阶段，培养对神的爱，最后是可以达到亲证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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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耶难陀的哲学论证和法国笛卡尔的二元论相类似。笛卡尔承认上帝、灵魂和物质三个实体的存在，灵魂和物质有其自己规定的范围，而上帝是凌驾于物质和灵魂之上的，达耶难陀也承认这些。但是前者的论证是以近代的自然科学为根据，而后者则求助于印度自发的、朴素的数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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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耶难陀在哲学战线上展开了两方面的斗争。他一方面批判了封建官方的哲学代表吠檀多的一元论，另一方面又批判了流行在人民中间的顺世论等唯物主义学说。他说：“它（顺世论——引译者）在一个时候虽然已严重地衰退，但是它是所有无神论中最无神论的，因此，绝对需要去防止它的活动，如果不去根除它的错误观念和实践，必将随之产生不幸的结果。”(14)从达耶难陀的宗教哲学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中一方面有着某些反封建和反帝国主义的积极内容，另一方面也有着一些历史局限的东西，但前者在他的思想体系中还是占着主导的地位，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起着积极的、历史的作用。达耶难陀提出“回到吠陀”正像德国的马丁·路德提出“回到圣经”的口号一样，从形式上看是复古的，但内容则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这种“托古改制”的方式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在……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给他们以帮助，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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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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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耶难陀的社会思想集中表现在1877年由他修订的圣社十点行动纲领中。他在纲领中提出了普及民众教育、发展民族语言、提高妇女地位、破除种姓隔离、改善贱民处境等主张。这个纲领具有改良主义的性质，其目的是想以新的、资产阶级的原则来改造印度的封建的社会结构。他的宣言是圣社行动的准则，后来都被付诸实践。与印度教密切相关的种姓制度一直是达耶难陀最关心的问题，他宣称印度的瓦尔那（Varṇa）(16)不应该以出身、血统，而应以德行、知识来划分，其中应包括：（1）提婆普阇（Devapūjā），即智者饱学之士，这个种姓中应包括公正的统治者、学者、教师等；（2）阿修罗（Asura），即下愚无知者；（3）罗刹（Rākṣasa），即贫弱无行者；（4）皮萨遮斯（Pisācha），即贱行者。这种划分当然暴露出了他的阶级偏见，但是他要求解放和改善下层种姓境遇的思想确是真诚的。达耶难陀大声疾呼种姓歧视是和印度的经典，特别是和吠陀的精神相违背的，必须加以废除，而且在他的教会中确实打破了种姓的界限，吸收了贱民参加，这是使圣社能在群众中扎根并得到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例如，1921年在印度马尔伽那拉吉普特人（Malkāna Rajputs）中改宗圣社的就有三万人。达耶难陀对印度教中歧视妇女的陋习，如童婚、溺婴、不许寡妇再嫁、殉夫、妇女不得参加社会活动、婚礼的繁文缛节和索取大量的嫁妆等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在达耶难陀的奔走呼号之下，由圣社提出的《圣社婚姻法案》（Ārya Samāj Marriage Validation Act）终于成为印度法律的一个部分。发展民族文化和普及教育是他毕生从事宣传和改革的主要事业，他对此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一方面要求消除在吠陀文化中渗入的“各种杂质”，反对中世纪的吠檀多经院哲学，主张印度的教育应该和生活联系起来，由印度人自己创办，发扬自主独立的精神；另一方面也提倡“与印度古典文学和古代科学不相矛盾”的西方近代技术科学和英语文学。他的这种教育路线后来一直被圣社所遵循，在发展印度近代的教育中起过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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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耶难陀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他用曲折、隐喻的宗教语言对殖民主义的统治进行了批评，热诚地希望印度能从外国的枷锁中挣脱出来。他在他的著作和讲演中一再讲道：“不让外国人统治我们的国家，不使我们丧失我们的独立。”(17)1910年，殖民当局在审讯帕提阿拉（Patiala）的造反案件中曾对达耶难陀的著作进行了审查，殖民当局指出：达耶难陀很多著作中的章节都是把矛头指向英国统治者的，例如在《真理之光》第188页中说：“如果需要的话，一个人必须利用他的影响和他的整个力量去摧毁那种并不存在的、对吠陀混乱无知的主权。”(18)这个“主权”无疑指的就是英国殖民主义者，达耶难陀的爱国主义词句一直被印度民族主义运动中的爱国志士所传诵。达耶难陀和圣社的这些活动和思想，尼赫鲁给予高度的评价：圣社“曾一度被政府（指殖民当局——引者）认为是政治上的革命性的行动，但是加入这教派的大量政府工作人员却使它充分受到尊崇。在普及男女少年教育，改进妇女境遇，提高各最下层人民的地位和水平上，它曾经做了良好的工作”(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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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圣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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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社在1875年创立后，它的理论和活动开始在印度西部、北部地区，特别是旁遮普和联合省，以后在整个次大陆很多地区都得到了传播。参加这个社的有各色各样的人，其中大部分是商人、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城市贫民。据1911年统计，圣社有社员243000人，但至1921年骤增至460000人，它对当时的宗教和社会改革运动以及后来的民族主义运动都有重要的影响，印度激进派的很多领袖如拉吉巴特·赖易（Lajpat Rai）等都和这个社有过直接联系，不少社员献身于民族的斗争。例如1939～1940年甘地发起的萨蒂格勒哈（坚持真理）反英运动中，圣社的社员有上万人参加，被殖民当局追查的社员和印度教徒就有12000余名，死于狱中的有24人。圣社的活动曾受到殖民当局的严密监视和印度教“正统”派别的攻击，处境十分艰难，但是由于它的民族主义思想深入人心，一直有所发展。据1952年的统计，在世界各地共有社员500万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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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社在发扬民族文化、发展民族语言以及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知识方面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1886年在拉合尔首先创办了具有民族形式的现代化大学——达耶难陀盎格罗吠陀学院（Dayānanda Anglo Vedic College）。1892年，圣社分为素食派和荤食派，以后，素食派于1902年在哈特瓦尔（Hardvar）又单独建立了朱尔库拉大学（Gurukulama-hāvidyālaya）。这些学校除教授印度古典文学、梵语和印地语等外，还传播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近年来又有了新的、更大规模的发展。据1952年统计，圣社设有大学15所、高级中学210所（其中女校10所）、中等学校151所、小学892所（其中女校700所）、夜校142所、教师养成所40所（其中女校10所）、为压迫阶级举办的学校302所。(21)这些具有特色的学校是印度学习和研究民族文化、民族语言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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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圣社正在向国际范围发展，按照达耶难陀生前的规定，参加该社的人不受国籍、种姓、肤色、种族、性别等的限制。在组织上，中央设有普世联盟（总部，Sarvadeshik Sabha），地方上设有从信徒中选出的代表委员会（Pratinidhi Sabha），它的国际活动机构是国际雅利安联盟（International Āryan League），在缅甸、新加坡、斐济、毛里求斯、特立尼达、美国和南美的一些国家都有它的分支和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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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据说达耶难陀在贾特浦尔游说时，深受土王欢迎，但遭到王妃的嫉妒，被失宠的王妃在牛乳中加毒药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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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神是真正的知识，是通过知识而知的一切事物的基本原因（第一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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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神（自在天）是实在的、智慧的、安乐的、无形的、全能的、公正的、慈悲的、不生的、无限的、不变的、无始的、无比的、支持一切者、主宰一切者、无往不在的、内在的、不老的、不朽的、无畏的、永恒的、神圣的、宇宙的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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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吠陀是真正知识的经典，读吠陀，教吠陀，背吠陀，听人读吠陀，这是圣社社员的首要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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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应该乐于接受真理，排斥非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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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切行动应依从理法（正义），即对善恶的充分考虑而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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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社的根本目的是对全世界作出有益的事情，注视人类物质的、精神的和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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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一个人和其他人的交往应遵照仁爱和正义所规定的律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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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一个人应促进明智（亲证主体和客体），驱除无知（虚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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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一个人不应该只满足于自己的幸福，而应在大家的幸福中寻得自己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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