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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哲学通史 [:170191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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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兴起的社会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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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自由的”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完成时期。英国是在占有亚非殖民地，特别是在最后征服印度以后成为庞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在19世纪最后30年，英国开始对印度进行资本输出，他们在印度开发了为他们侵略服务的运输、金融、种植园等行业（据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统计，约占全部投资的97％），但阻挠印度基础工业的建立和发展。外国资本的输入，一方面进一步摧毁了印度自给自足的农业和手工业，而另一方面也刺激了印度资本主义的畸形发展。1880年，印度有自己经营的纺织厂193家，雇用工人161000名，至1913年骤增至272家，雇用工人253000人，另外，还创办了不少黄麻、造纸、磨粉等小型工业。印度民族经济一开始在资本和技术装备等方面都是依赖于宗主国的资产阶级的，而且和国内的封建阶级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是他们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英帝国主义政治和经济的统治，不能参加国内外市场的管理，不能自主关税和其他工商业的税则等，因而和宗主国的资产阶级逐渐发生了矛盾，这些矛盾在19世纪末叶就已暴露出来，到第一次大战前表现得更为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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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失败后，英国对印度的统治有了新的转变。殖民当局为了对付人民的反抗，和印度的封建王公结成了巩固的政治联盟，竭力支持中世纪的一切腐朽和落后的东西，例如封建的土地占有制度、种姓制度、土帮特权等等。而他们对新兴的资产阶级却“从以前的融洽无间变为冷淡猜疑，甚至是敌对”的关系。在殖民当局、封建势力和高利贷者等的重重压迫和剥削之下，农民的处境更是悲惨万分。在19世纪最后25年中，印度各地共发生18次饥荒，死亡人数达1500万人，另外，有4000万人由于缺衣少食也挣扎在死亡线上。因此，印度很多地区都爆发了农民起义，其中重要的有1872年的纳姆达尔教派起义，1879年的马拉特起义，这些起义对于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有着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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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印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印度新的社会力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开始成长起来。据不完全统计，印度在19世纪末有产业工人50余万人，他们在90年代就开始参加了经济性罢工，但在这一段时间内，不论在政治上或组织上都未成熟。印度资产阶级在19世纪中叶就已显露头角，但是直到1885年印度国民大会（国大党）建立以后，他们才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联合，才开始作为有组织的力量出现在印度的政治历史舞台上。印度资产阶级大都是出身于最初充当英国人同印度贸易的中介人的高利贷者、商人、地主和官吏，其中也可划分为左翼和右翼。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样，从其一开始出现就具有政治上两面性的特征。他们一方面和宗主国的资产阶级有着一定的政治和经济上的矛盾，这些矛盾愈尖锐，他们的反帝倾向愈强烈，但在反对人民革命方面他们又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国内社会斗争愈深入，他们的关系也就愈密切，妥协和投降性也就表现得愈突出。当然，印度资产阶级各个阶层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各个历史阶段中所起的作用也不是完全相同的。在19世纪最后20年间，印度资产阶级形成独特的力量以后，他们日益不能容忍英国殖民当局对印度国内生活各个方面的把持。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受过教育的人”（“薄陀罗卢迦”），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因为他们处于无权的地位，不能根据自己的所长为祖国服务而对殖民统治表示愤慨或者走上了反抗的道路，印度革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印度早期民族主义组织的核心，他们起着重要的宣传和组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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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但总的可以划分为前期（1870～1916）和后期（1917年以后）两个阶段。前期的民族主义运动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1885年印度资产阶级建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民族改良主义政党——国大党，殖民当局怂恿和帮助建立这个党的目的是要把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的活动吸引到合法的轨道上去，缓和他们的反英活动。它是一个与人民群众很少联系的资产阶级政治集团，它的社会基础只限于某些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自由地主、商人、高利贷者的狭窄范围以内。国大党是英帝国主义的“安全阀”，他们最初奋斗的目标，不是印度的独立，而是争取在英国统治范围内的有限自治，即在英国官僚统治机构内的代表权，因此，他们的活动方式只是向英国殖民当局陈情呼吁或抗议批评，但是他们的揭露和批评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也起过一定的影响。另外，他们从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要求发展民族经济，争取社会改良，推行现代化的教育等，这些都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随着印英民族矛盾的进一步扩大，旧派议会斗争和改良主义的失败，同时又受到亚洲其他国家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影响，在国大党内出现了一个新的政治派别——即自称与旧派或“温和派”对立的“民族主义派”或“激进派”，参加这个派的人多半是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富农或小地主家庭，或者属于自由职业的阶层。这个派别主张与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使用一切手段来实现印度的独立。他们与国大党的旧派进行了严肃的斗争，但是他们把民族主义运动建筑在复古主义和宗教的基础上，没有很好地把反帝和反封建的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深入地发动群众，因此，也没有彻底实现他们奋斗的目标，但是他们的宣传和活动对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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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从一产生就表现出了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和两面性的特征。在民族运动的思想家中明显地可以看出两个不同的派别：一派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它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层、自由地主及其相联系的知识分子的观点，他们的改良主义理论除了追随印度古代的唯心主义哲学和社会理论外，还受到了西方资产阶级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影响。这一派的理论形态出现较早，大概在19世纪70年代印度创办大量的民族报刊以后就已形成起来，它们是和梵社的理论活动相衔接的。另一派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派，这个派别反映了资产阶级左翼、小资产阶级及与其相联系的知识分子的观点。民主派的理论渊源主要是印度古老的唯心主义哲学和宗教，当然也受到某些西方资产阶级的影响，他们的观点在19世纪最后20年中就已表达出来，在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第一次高涨（1905～1908）中形成了独特的体系，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在以后的年代还有了重要的变化。这派是和印度圣社的理论活动相呼应的。自由主义派和民主派不但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进行了斗争，同时在两派之间也进行了严肃的政治和思想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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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达达巴伊·纳奥罗吉的社会政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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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和派的主要思想家是孟买的达达巴伊·纳奥罗吉（Dādābhāi Naoroji，1825～1917）、孟加拉的苏伦德拉那特·巴纳吉（Surend-ranāth Banerji，1848～1926）、浦那的摩诃提婆·戈文德·罗纳德（Mahādev Govind Rānade，1842～1901）以及戈帕尔·克里希那·郭盖雷（Gopāl Gokhale，1866～191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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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平和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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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奥罗吉1825年出生于孟买一个帕西族（Pasis，波斯移民）的家庭，父亲是祆教的一个教士。幼年时受过西方教育，1850年至1856年在孟买埃尔芬斯顿学院担任数学、自然哲学的教授，旋又去英国从事商业和政治活动，1865年他在伦敦创办了研究印度问题的东印度人协会，并被选入英国议会。1876年回国担任巴洛达土邦的官吏，不久又辞去。他是印度国大党的发起人之一，并在1886年、1893年及1906年年会上三次被选为主席。(1)他的著作大部分是属于经济学方面的，其中很多部分已被编入长达700页的《印度的贫穷与非英国式统治》（Poverty and Un-British Rule）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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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论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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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奥罗吉是印度民族运动早期著名的活动家、资产阶级民族改良主义路线的著名理论家。他认为英国的统治不论在物质、政治、文化、人道等方面都给予了印度和英国“难以量度的好处”，印度的进步和繁荣，离开了英国是不可想象的。他写道：“我真诚的信念……是：印度的生活，她的未来繁荣，她的文明和政治高涨都取决于英国统治的延续。”(2)纳奥罗吉这种言论和同时代的国大党的其他领袖都是一样的。例如孟加拉的苏伦德拉那特·巴纳吉曾宣布他的理想是：“为对英国的联合矢志效忠而努力——因为目标并非要更替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而是要使她的基础扩大，使她的精神宽广，使她的性格高尚，并把她置于一个民族的爱戴之不变的基础之上。”浦那的郭盖雷也说：“无论官僚制度（指英殖民当局——引译者）有什么缺点……他们总是维持着今天国内的秩序，没有这种秩序，我们人民的现实进步是不可能的，要以另一种形式来代替英国人百年来所确立的制度并不是那么容易的。”(3)以上这些言论充分暴露了印度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印度资产阶级是在英国资产阶级的卵翼下诞生的，是靠英国资产阶级的扶持而发展壮大的，他们的利益和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有着天然的血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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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初生的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一样毕竟是具有两面性的阶级，他们在发展中受到了殖民主义所给予的种种限制，因此他们和帝国主义也有矛盾的一面。这些矛盾随着印度资本主义的日益发展，表现得愈来愈尖锐。印度资产阶级对英国殖民当局对于印度工业和商业的垄断、经济掠夺、官僚统治和种族歧视等都表示不满。这些不满首先在印度资产阶级的代表——温和派的领袖中得到了反映。例如纳奥罗吉在揭露英国的经济掠夺时写道：“在从前国外征服（印度——引译者）的事例中，侵略者或者劫掠财物就退走，或者变成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无论他们统治的情形是怎样，这个国家至少没有物质或道德的涸漏……而英国人的事例就不同了。……从前的统治者是像屠夫那样在这里斫一块，那里割一块，但英国人用科学的解剖刀割到了心脏，然而又看不出伤痕，而且对文明、进步等等的侈谈的粉饰就立即把伤痕隐藏起来了。英国统治者是在印度的前门站岗，向全世界挑衅说：他们是在保护印度以防止外来的侵略者，而他们就从后门拿走他们所保护的财产。”(4)又如他在抨击殖民当局官僚统治时写道：“英国在印度的行为奇怪地和她在别国的行为相反。她违反了它自己最善良的本来意志……英国在印度正培养一批习惯于专制的英国人，并使专制皇帝的暴躁、骄矜、高压手段在他们之中逐渐地根深蒂固起来，再加上伪装立宪的训练……使他们降低到亚洲专制的水平之下。”(5)纳奥罗吉在和帝国主义周旋几十年后，终于得出结论说：英国殖民统治是印度的“主要祸害”(6)。我们知道，英国殖民主义是用火和剑夺取印度的，他们是把亚洲式的专制和欧洲式的专制结合起来统治和压榨印度人民的，他们在统治印度200多年中所犯下的罪行，倾恒河之水也不能洗涤。纳奥罗吉的揭露和抗议，表达了一个真诚爱国者的心声，反映了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和利益。但是他的揭露和抗议的目的不是要推翻英国的统治，而是迫使殖民当局作出让步，改善他们的管理，这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想法。可是这种善良的愿望诚如列宁所指出：“用改良主义的方法修改帝国主义的基础不过……是一种‘幼稚的愿望’。”(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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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济涸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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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奥罗吉在揭露殖民主义的掠夺时，探讨了印度的贫穷问题。他在探讨中提出了一种叫作“经济涸漏”（Economic drain）的理论。按照这种理论，印度之所以贫穷主要是由于偿付英国统治所需要的各种资源和资金的外溢，只有唤起国人制止这种外溢，自上而下地进行经济改革，才能改善印度的经济状况。他用具体的材料推算了印度19世纪中下叶的生产能力，以及被帝国主义作为贡赋掠夺去的部分，指出英国殖民当局在1835～1839年从印度每年夺去了平均5347000镑，而至1870～1872年骤增至每年平均27400000镑，即等于1835年的5倍以上(8)，英国殖民当局在1870～1871年“在田赋的形式下取走了全国总生产物的八分之一”(9)。他从以上的推算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印度的贫穷、痛苦和一切物质的贫乏的主要原因是耗尽了她以前的财富，是由于支给欧洲人部分的各项公务的超支费用以及由于支付外国公债利息的巨额负担而日益消耗和削弱了她的年产资源。这是由于不列颠统治所引起的。”(10)纳奥罗吉在这里也不自觉地发现了“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生存的原则”。纳奥罗吉这种分析也是马克思在研究英国资本主义发展时所注意的问题，马克思在1881年曾写道：“英国人以租税、对印度人毫无用处的铁路的红利、文武官员的养老金、阿富汗战争及其他战争的支出等等形式，每年从印度人那里拿走的东西，他们不付任何代价地从印度人那里拿走的东西——不包括他们每年在印度境队攫为己有的在内——即仅仅是印度人被迫每年无偿地送往英国的商品价值，超过六千万印度农业和工业劳动者的收入的总额！这是残酷的敲骨吸髓的过程！那里荒年一个接着一个，而饥荒的规模之大，是欧洲迄今为止所无法想象的！”(11)纳奥罗吉的这种宣传，为印度民族主义提供了经济理论基础，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他是在经济的范围内而不是在政治的范围内，即不触动英国的统治基础和印度社会本身的前提下点滴地改善印度的贫穷问题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印度的贫穷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剥削所造成的，只有摆脱了外国的枷锁，消灭了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才能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纳奥罗吉的经济观点奠定了印度国民经济学派的理论基础，在当时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并为以后的社会改良主义者所追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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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论印度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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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奥罗吉一直认为，印度民族解放斗争的目标和信念应该是争取“自治或斯瓦拉吉”，“自治是把印度从灾难和错误中拯救出来的唯一道路”，他开始把“自治”解释为“在不列颠帝国范围内的殖民地自治”。例如他写道：“我们并不乞求任何恩惠，我们只需要司法权，以此代替我们作为不列颠臣民所有的任何细分的或具体的权利。整个事件可以妥协为一个字——‘自治政府’或者像联合王国给予殖民地那样的自主。”(12)但以后随着印度民族运动的高涨，他对自治的含义有了新的、广泛的认识。1908年他作为国大党年会的主席在致辞中说：“如果我能留下一句善意和虔诚的话给我的国家和同胞，那就是：团结、坚持和实现自治，以便使我的被贫穷、灾荒和瘟疫折磨得奄奄待毙的数百万同胞，以及在挨冻受饿的数千万同胞能得到拯救，印度能再一次在世界最伟大、最文明的民族行列中占据昔日骄傲的地位。”(13)就在这次年会上国大党通过了自治、抵制和民族教育的决议。关于争取印度自治的方法，纳奥罗吉一直坚持要采取和平的路道，即通过同英国殖民当局谈判、请求、示威、劝导和从道义上感化他们的手段来达到。(14)他“确信英国的良心将会胜利，英国人民将会支持当今的政治家在可能最短的时间内给予印度责任的自治政府”(15)。为此，他对一切非和平的斗争都表示反对，他批评孟买“激进民族主义者”的反英活动是“狭隘、短见的政策”，认为“消极抵抗”或“不合作”会引起英国的报复，阻碍印度工业和经济的发展。暴力革命则会使印度陷入“无政府的境地”。1908年正当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第一次高涨进入紧要的关头，殖民统治受到威胁的时候，他在一则公开文告中号召说：“所有的暴力行为应该停止……要以必需的勇气，自我牺牲，谨慎地、和平地、不屈不挠地为支持重大的改革而斗争。”(16)纳奥罗吉所主张的斗争手段是和他的目标相一致的，他是想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英帝国主义和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把印度人民的革命斗争纳入资产阶级所要求的范围以内，不使人民的斗争转变为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纳奥罗吉一方面对印度农民的处境表示热忱的同情和关切，但另一方面又对当时印度正在兴起的农民起义和斗争抱着无限的忧虑。他在国大党的一次会议上公开表示：“在英国政府统治下，我们并不苦于任何巨大的压迫……我感到真正忧虑的是内地农民的状况。”(17)又如他在一次谈话中曾把印度北部革命的农民诬蔑为“动物园中的老虎”，“如果把所有的野兽都放出笼去，剩下的只是老虎”。纳奥罗吉这种态度和中国戊戌变法时的改良主义者康有为的完全一样，康有为在给清帝的奏折中也曾说过：“陈涉辍耕于陇上，石勒倚啸于东门”，“乱机遍伏，即无强敌之逼，揭竿斩木，已可忧危”。纳奥罗吉的态度充分表现了印度资产阶级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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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论社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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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奥罗吉积极号召社会改革，他要求发展国民教育，提高妇女权利，实现社会平等，革除封建陋俗和习惯等。1851年他和埃尔芬斯顿学院的一些人在孟买建立了以“革新帕西人的社会状况和恢复祆教的原初纯洁”为宗旨的宗教改革协会（Rahnumai Mazdayasnan Sabhā）。1852年建立了以“改进国家状况和实现社会福利措施”为目标的孟买协会，创办了《真理宣教者》（Rast Goftar）周报，另外，在1849～1865年积极参与并指导了埃尔芬斯顿学院文艺、科学协会所号召的社会和法律改革活动。在纳奥罗吉的奔走号召之下，孟买地区和孟加拉一样也掀起了一个社会改革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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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纳奥罗吉是一个热忱的爱国主义者，他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印度独立的事业。他的社会政治理论虽然有着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但在印度资本主义尚未成熟的历史条件下，唤起人民的觉醒，组织力量，把国大党引向爱国的斗争中去，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纳奥罗吉的思想对旧时代的郭盖雷和新时代的甘地都有重要的影响。甘地一直把纳奥罗吉称为他的“政治求罗”（政治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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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罗纳德的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