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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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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喜（维帷卡南达(1)，Vivelkānanda，1863～1902）是印度近代最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的哲学、社会思想以及爱国主义的诗篇不但对印度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起过巨大的鼓舞作用，而且在国外也有重要的影响。辨喜在1893年曾访问过中国，他十分珍视中国的古代优秀文化，热爱中国人民，并且预言中国必将像“凤凰”一样获得新生。辨喜是印度新生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的世界观中充满着矛盾，这些矛盾反映了印度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本质上所固有的特征，也说明了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道路复杂而又曲折，因之对于这位思想家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现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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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喜所处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进入帝国主义的时期。这个时期也是印度历史上的重要转折阶段。自从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2)被镇压后，英帝国主义撤销了东印度公司，公开宣布印度是不列颠帝国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英国维多利亚女皇是印度的女皇。英帝国主义为了加强对印度人民的镇压，便和印度的封建王公结成了巩固的政治联盟，同时在经济上开始对印度输出资本，英国资本占领了茶园、种麻、采煤、运输等重要产业部门，控制了印度经济的主要命脉，从而彻底摧毁了作为印度国民经济基础的传统手工业和农业。在这种帝国主义新的侵略和压迫下，印度人民的处境是十分悲惨的。在19世纪下半期，各地曾发生饥荒二十四次，估计死亡总数为二千八百五十万人。人民在毫无出路的情况下，曾掀起多次持续不断的起义，其中重要的是1872年由罗摩·辛格所领导的旁遮普纳姆达雷教徒的起义；1879年由瓦苏德·巴尔旺特·帕德开（Vasudeo Balvant Phadke，1845～1883）所领导的马特拉的农民起义。这些起义都具有相当大的群众规模，并曾给予殖民主义当局以沉重的打击。伴随着政治和经济上的压迫和掠夺，英帝国主义也开始了对印度的文化侵略。他们派出大批的传教士在印度的知识分子和农民中间进行所谓“基督化”的工作。当时负责印度文化教育的英国官员麦考雷（Macaulay）曾公开说要把印度年轻一代改造成为“黑色面孔的孩儿，住在恒河的岸边，读着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著作，并且以我们的文学自豪”(3)。马克思对当时印度的情况曾作过这样的评论：“英国破坏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而且至今还没有任何重新改建印度社会的意思。”(4)他还说：“在印度正对着不列颠政府酝酿着严重的纠纷，如果还不是普遍的起义……在居民中间，迫近眉睫的阴谋已在成熟，而且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都一同参加到里边。不列颠政府也知道‘事情不妙’，不过这些蠢货（我指的是政府官吏）……都体会不到这种情势险恶的危机大到如何地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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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对印度的资本输出反过来推动了印度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使印度新的社会力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也随之成长壮大起来，截至1900年，印度已有纱厂193家，雇佣工人161000名。英国殖民当局为了商业和行政的需要，培养了大批的民族知识分子——律师、医生、教师等。这些知识分子中一部分人后来成为民族主义运动的重要力量。印度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出现在几个大城市中，他们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政治宗教文化团体。例如在19世纪40年代，罗摩·谟罕·罗易（Ram Mohan Roy，1772～1833）在孟加拉等地建立了以改革宗教和社会为目的的梵社（Brāhma Samāj）。这个教会在80年代后经凯沙布·章特拉·孙（Keshab Chandra Sen，1838～1884）改组后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梵社宣传婆罗门教的宗教和哲学思想，他们的活动对于增强印度各民族之间的团结，统一印度的民族力量，提高国家文化水平，以及反对印度封建黑暗势力及野蛮的风俗习惯等方面曾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是他们的改良主义理论也给以后的社会改革运动带来了一定的坏影响。又如在80年代达耶难陀·萨拉斯瓦蒂（Dayānanda Sarasvatī，1824～1883）在印度北部建立了以复兴印度文化为宗旨的圣社（Ārya，Samāj）。这个社力图使印度教适应于资产阶级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新要求，它在印度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群众中都有一定的影响。梵社和圣社的哲学和社会思想对于辨喜思想的形成有着明显的影响。但是印度资产阶级在全国范围内的联合，作为一个统一的力量在印度历史舞台上发生作用，要到1885年印度国民大会党成立以后才开始。当时国民大会党还未具备现代政党的各种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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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期中，印度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思想体系是印度教和伊斯兰教。这两种宗教有着各自的思想系统，不仅控制着人们的精神活动，也统治着世俗的权力。“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6)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教义虽然受到新时代的冲击，但仍然保持着旧世纪的信仰原则。这些原则强调：人在尘世的地位或者是决定于他前世的行为，或者是决定于最高的神或真主的意志，并断言人本身不能对自己的命运作任何的改变。在印度教中还保留着对偶像和动物的崇拜、诅咒等不可思议的信仰形式。对于这种野蛮的崇拜自然的迷信思想，马克思曾经指出：“身为自然主宰的人竟然向猴子哈努曼和牡牛撒巴拉虔诚地叩拜，从这个事实就可以看出这种迷信是多么糟蹋人了。”(7)为印度教信仰原则作哲学论证的是商羯罗吠檀多派的“不二论”，它宣称现实世界只是一种“幻”（māyā），是不真实的，只有个人精神“我”（Ātman）和宇宙精神“梵”（Brahman）的“同一不二”的存在才是真实的（详见以后分析）。这种宗教哲学理论无疑是为巩固封建和殖民主义统治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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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是当时印度资产阶级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的代言人，他们在印度新的阵营中明显地分成两个对立的派别，一派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也可称之为“温和派”），它代表着资产阶级及其相联系的知识分子的利益。他们希望通过和平的道路，即通过议会的合法斗争来实现民族的要求和资本主义的改革，但不想触及帝国主义的统治基础和现存的社会秩序。他们的政治哲学和策略的基本内容是“容忍”。例如印度国大党的一个重要理论家摩诃提婆·戈文德·伦纳德（M．G．Rānade，1842～1901）曾自白过这种信念：“温和就意味着那种对追求不可能实现的或过高理想的从不失望，意味着用一种便利的、妥协的与光明的精神去从事工作，使这种理想日益地、自然地实现。”(8)另一派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也可称为“激进派”），它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要求和利益。他们对帝国主义的统治虽然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并且企图用武力推翻殖民主义的统治，建立“完全的自治”，但是他们从来不曾打算把民族解放运动和反封建的斗争结合起来。这一派出现的时间较晚，直到19世纪90年代才在印度政治历史舞台上崭露头角。以上情况说明，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哲学和社会思想，当其诞生的时候就已经暴露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所具有的共同特点——政治上的两面性、妥协性和思想上的不彻底性。一方面他们和宗主国英国资产阶级之间有着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矛盾，这些矛盾使他们有可能参加反殖民主义的斗争，矛盾愈尖锐，他们表现出的反抗也就愈激烈；但另一方面，他们与英国资产阶级以及本国封建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在反对人民群众的社会革命方面，存在着某种一致的利害关系，国内阶级斗争愈是广泛深入地发展，他们的联系也就愈密切，他们倒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可能性也就愈大。这些特点在辨喜的哲学和社会思想中也鲜明地反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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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维帷卡南达原名挪伦特拉那特·达泰（Narendranāth Datta）。维帷卡南达是根据Vivekānanda的音译，意译是辨喜。Viveka是“辨”，ānanda是“喜”。辨喜这个名字是他在1893年到国外后开始使用的。为了符合中国传统的梵文译名的习惯，本书概用意译辨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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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世纪印度人民反对英国殖民者，争取独立自由的一次重要起义。这次起义延及印度中部、北部等20个地区，参加斗争的有农民、手工业者和少数封建王公，但因缺乏领导和封建王公的背叛，遭到英帝国主义的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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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N．达泰（B．N．Datta）：《辨喜——爱国的预言者》，印度，1954年，第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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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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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1948年莫斯科俄文版，第343～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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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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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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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萨尔玛（D．S．Sarma）：《印度教的复兴》，印度，第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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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哲学通史 二、生平和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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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喜原名挪伦特拉那特·达泰，辨喜是他的法号。罗曼·罗兰对他的形貌作过这样的描写：“他身高（5.85英尺）、肩阔、胸宽、体格强壮，确切地说是有些笨重，他的手臂筋肉发达，受过各种运动的锻炼。他具有橄榄色的皮肤，丰满的脸孔，宽阔的前额，坚固的颚齿，一对漆黑而又迷人的眼睛还带有沉重的眼皮，它的形状使人想起好似印度古典的莲瓣。”(1)他于1863年1月12日生于加尔各答一个富有的家庭，属刹帝利（武士）种姓(2)。他的父亲是一个受过西方文化熏陶的自由主义者，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印度教徒。辨喜在童年时十分顽皮，特别喜爱游泳、骑射和拳击。1883年他毕业于印度加尔各答省立学院（Presidency College），翌年又转入加尔各答市立学院继续攻读法律。他在大学时一度醉心于西欧哲学家，如穆勒、康德、黑格尔的著作，曾把斯宾塞的《论教育》与《基督的模仿》译成孟加拉文。在这些西欧哲学和文学书籍的影响下，他接受了无神论思想。另外，他还一度热心参加过当时颇有影响的梵社的宗教和社会改革活动，但因该社“只能自助而不能助人”遽然退出。辨喜在大学读书时，由于他父亲的突然去世和家庭的破产，为了寻找工作曾饱受社会的歧视和冷落。这一段经历，后来他回忆时说道：“我由于饥饿而濒于死亡。我光着脚从一个办事处晃到另一个办事处，但到处遭到拒绝。我亲自体会到什么是人类的同情。这是我第一次与现实生活的接触。我发现在这种生活中是没有贫弱者、穷苦者和被遗弃者容身之地的。……这个世界在我看来似乎是一个魔鬼的创造物。”(3)辨喜在大学毕业后原来打算做一个法官，后来因受生活的刺激，特别是和罗摩克里希那(4)的接触，使他改变了想法，决心献身于印度的宗教和社会改革活动。1888～1893年，他以托钵僧的身份，走遍了印度自喜马拉雅山至科摩棱斯角的各个地区。在这次漫长的旅行中，他和印度各个阶层的人民有了接触，熟悉了他们的生活状况以及印度各地的风俗习惯。辨喜和广大的低层种姓接触后，发现他们“不论在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较上层种姓为高超”。他利用这次游历学习了印度的多种地方语言和印度各派宗教哲学的经典。例如1889年，他曾向阿拉哈巴特著名的学者波婆诃利（Pavahari）学习瑜伽经典。1892～1893年，在拉吉普特那他向当地一位著名的梵文学者学习梵文，又在阿赫默达巴特学习耆那教经典和伊斯兰教教义。这些游历和学习，对于他的哲学思想和宗教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他在一则谈话中曾总结过这次远游的体验：“我现在已经游遍了整个印度，亲眼看到了广大群众可怕的贫穷和痛苦，使我难过，不禁使我流泪！我现在坚信，不首先解除群众的贫穷和痛苦，而要在他们中间宣传宗教是徒劳的。”(5)1883年，他不顾印度教不许渡海远行的规定(6)，出席了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会议。在路经中国时，访问了广州等地。在美国他作了“人类宗教”等演讲。这些演讲受到了美国资产阶级舆论界和学术界的注意，但是也受到了正统印度教教师和基督教在印传教士的围攻。在反对他的阵营中，攻击他最厉害的是由帝国主义分子亲手建立起来的印度神智学会（The Theosophical Society）。(7)嗣后，他游历了美国各地，并且作了数十次宗教和学术演讲。1896年，他在纽约首创了吠檀多研究会（Vedānta Society）。通过这个组织和他的活动发展了很多会员，结识了不少美国资产阶级学术界的著名人士，如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威廉斯·詹姆士（Williams James，1842～1910）(8)、著名的电学家尼古拉·德斯拉（Nicolar Tesla）等。在这期间他被聘请担任哈佛大学东方哲学讲席，哥伦比亚大学梵文教员等。他的重要哲学论文《业瑜伽》（Karma Yoga）、《王瑜伽》（Rāja Yoga，或译《力瑜伽》）和《吠檀多哲学》，都是在美国发表的。1896年，辨喜游历了欧洲，他在英国和德国受到了著名的印度学家、吠檀多哲学在欧洲的传播者马克斯·缪勒（Max Müller）(9)和保罗·多伊生（Paul Deussen）的礼待，但是他企图在欧洲传教的愿望并没有获得成功。辨喜这次出国，据他自述，对于西欧的物质文明、群众福利、社会组织以及妇女的社会活动等有着深刻的印象。1897年，辨喜盛载国外的声誉返回印度。他在回国时，受到了印度各界的热烈欢迎，以后他便悉心从事于印度的宗教和社会改革活动。他奔波于印度南北各地，向印度各阶层群众提出了上百次的呼吁：要求印度迅速建立民族工业，改善群众的生活条件，提高妇女权利，发扬民族文化，驱除“社会暴君”，打破宗教对立和种姓藩篱，使印度的各种力量在“印度精神”（实际上是他主张的印度教精神）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为建立“新印度”而奋斗。另外，他还参加了孟加拉的“拥护民族解放运动小组”的活动。他的著名的《从科伦坡到亚尔莫拉的讲演集》、《现代印度》、《我的行动计划》等论著就是在这个时期发表的。这些书籍对于印度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1897年5月1日，他和罗摩克里希那的弟子一起，在加尔各答创立了以他们的老师命名的罗摩克里希那传教会（Ramakrishna Misson Association）。1899年，他又在喜马拉雅山山麓筹建了以宣传和研究印度古典哲学和宗教的“不二论”道院（Advaita Ashram）。同年6月，他再度出国，在美国作了多次学术演讲，发表了有关印度艺术和妇女问题的著述；在法国参加了世界宗教史会议，并且还会见了俄国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家克鲁泡特金与美国著名的军火制造家海勒姆·马克沁姆（Hiram Maxim）。(10)后因病返国，于1902年7月4日逝世，死时年仅3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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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辨喜曾否直接参加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问题，在印度和苏联的学者中有些分歧的说法。印度辨喜的研究者达泰（B．N．Datta）在其所著《辨喜——爱国的预言者》一书中援引了辨喜与他的外国女弟子、孟加拉解放小组的参与者克里斯丁娜（M．Christine）的谈话：“我曾想把印度的王公们组织起来，打破外国的枷锁，为此，我徒步走遍了喜马拉雅山至科摩棱斯角的祖国各地。由此，我结识了武器制造家海勒姆·马克沁姆爵士。但是我的想法在这个国家中没有得到反应。”(11)达泰还说辨喜曾企图“建立革命者的政党”，而苏联印度学家布罗多夫（B．B．Бродов）及凯德罗娃（C．M．Кедрова）却认为，辨喜尽管对于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和动力没有明确的认识，但他还是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他所企图建立的“革命者政党”不是“群众性组织”，而是“拥护民族解放运动小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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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喜一生留下的著作是浩繁的，印度“不二论”道院已把它编成全集，共八大卷（不包括一部分译作）。其中五种重要的论文集，目前在欧洲已有几种文字的译本。辨喜的著作一般是用英文和孟加拉文写的，间或也用梵文写作，体裁不拘一格，作品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有宗教、哲学、社会政治，也有文学和艺术。他的哲学著作大致可分三类：第一类是论述印度古代各种哲学学派思想，如《吠陀宗教的理想》、《吠檀多哲学》、《数论哲学研究》、《数论和吠檀多》、《佛教与吠檀多》；第二类是阐述他自己的宗教和哲学思想，如《业瑜伽》、《王瑜伽》、《信瑜伽》、《智瑜伽》、《理性和宗教》、《我的老师》、《论演化》、《在哈佛大学毕业同学哲学讨论会上的发言》；第三类是对西方宗教哲学思想的评介。他的主要社会政治著作是：《现代印度》、《从科伦坡到亚尔莫拉的讲演集》、《东方与西方》、《论妇女——她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主要历史和文学著作是：《古代印度的史诗》、《欧游回忆录》、《给觉醒了的印度》（诗）、《七月四日》（诗）、《论艺术》、《雅里安人和泰米尔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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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辨喜的生平及其说教》，印度“不二论”道院，1947年，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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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种姓是职业世袭的社会等级集团，印度传统认为有四大种姓：婆罗门（祭司）、刹帝利（武士）、吠舍（农民、工商业者）、首陀罗（无技艺劳动者）。刹帝利种姓握有政治和军事实权，是指上古时代印度国家的世俗统治者，但后来种姓分歧，早已不像传统的规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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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转引自印度罗摩克里希那百周年纪念会编：《印度的文化遗产》第2卷，加尔各答，1936年，第5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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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看本书附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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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转引自罗曼·罗兰：《辨喜的生平及其说教》，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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