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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十讲 五 墨家的实践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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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的实践精神,可以分作两方面观察:一、对个人享受的节制;二、对社会福利的营求。而这两方面是互为因果的。墨家所以博得世间的好评,这两方面的实践精神实为其主要原因。我们看《庄子·天下》篇所记载关于墨家的一段重要文字,便可以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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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厘闻其风而悦之,为之大过,己之大循,作为非乐,命之曰节用。生不歌,死无服……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恐不爱己……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墨翟、禽滑厘之意则是,其行则非也,将使后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胈、胫无毛相进而已矣。乱之上也,治之下也。虽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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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文句里面,有两句最吃紧,便是“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绳墨自矫”是对个人享受的节制,“备世之急”,是对社会福利的营求。真正有对己对人的精神,是墨家的实践精神的大过人处。孟子也认识墨子这种特色,所以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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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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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顶放踵”,是对个人享受的节制,“利天下”,是对社会福利的营求。孟子表面上是骂墨子,实际上却是恭维墨子。毋怪墨子的思想成为当时的“天下之言”,而为一般人所归向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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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就个人享受的节制一点而论,墨家的最大特色,是“生不歌,死无服”。他们总是要人们先把生死一关勘破,生死的问题既看得轻,便对世间一切事都敢于放胆做去了。人们何以贪生,贪生的享受;又何以畏死,畏死的寂苦。惟其贪生的享受,所以耽于耳目之乐,用丝竹管弦之声,以悦其生;如果摈弃这种生的享受,则生的意趣便不能不转移到别的方向去,而营求社会福利之心,便油然而生。所以墨子倡“生不歌”。惟其畏死的寂苦,所以求死后的哀荣,用厚葬久丧以慰其死;如果轻视死后的生活,便不得不集中于生前,而勇猛精进的精神便不期而自至。所以墨子倡“死无服”。“生不歌,死无服”,也经把人生的路向决定,也经把生死的问题解决。当然对人事的努力,便能达到焦点,无所挂碍于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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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天下》篇称“墨翟、禽滑厘……将使后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胈,胫无毛相进”,这是何等的精神!他们以大禹为法,以大禹之“腓无跋,胫无毛”为法,以大禹之“形劳天下”为法,所以说“不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可见墨家之所以为墨家,是要具备这么一种特殊的精神的。但这种精神之惟一的妨害物,便是“乐”。譬如久处温柔之乡,便乏远大之志,既拥裘马之富,岂甘藜蕨之施。墨子因此以为要锻炼这么一种特殊的精神,非提出一个“非乐”的口号不可。墨子所谓“乐”,不仅指丝竹管弦之乐,乃就一切人间的享受而言;又不仅关于日用饮食之细,并且关于国计民生之大。所以《非乐》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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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且夫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非以刍豢煎炙之味以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邃野之居以为不安也。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味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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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段话,可见墨子所说的“乐”,是范围极大的,和孔子、荀子的“乐”都不同。墨子的“乐”,是把一切“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都包括在里面。是就一切个人的享受说。墨子并进一步推论到王公士大夫力言为乐之不可。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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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公大人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是故国家乱而社稷危矣……士君子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宣其思虑之智,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仓廪府库;是故仓廪府库不实……农夫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菽粟,是故菽粟不足……妇人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夙兴夜寐,纺绩织纴,多治麻丝捆布,是故布不兴。曰孰为而废大人之听治,贱人之从事?曰乐也。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非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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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更扩大论点,从历史上证明“非乐”的重要性。你看他和程繁一段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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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繁问于子墨子曰:“夫子曰:‘圣王不为乐。’昔诸侯倦于听治,息于钟鼓之乐;士大夫倦于听治,息于竽瑟之乐;农夫春耕夏耘,秋敛冬藏,息于瓴缶之乐。今夫子曰‘圣王不为乐’,此有马驾而不税,弓张而不弛,无乃非有血气者之所不能至耶?”子墨子曰:“昔者尧舜有茅茨者,且以为礼,且以为乐。汤放桀于大水,环天下自立,以为王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先王之乐而自作乐,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驺虞。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汤;成汤之治天下也,不若尧舜。故其乐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观之,乐非所以治天下也。”(《三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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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的最大不可及处,便是摆脱一切享乐思想,亲自去做“中圣王之事”、“中万民之利”的工作,而且从“腓无胈,胫无毛”做起,这是何等实践的精神!如果不认识墨子这种精神,那就讲“兼爱”,讲“非攻”,都只是糟蹋墨子。因为兼爱非攻,都不过是一种理想,墨子却要“摩顶放踵”地去达到这个理想,这岂是发发空议论的人所能做到的?程繁用“马驾而不税,弓张而不弛”的话微讽墨子,殊不知墨子之所以不可及,正是这一种“马驾而不税,弓张而不弛”的精神,毋怪《庄子·天下》篇称道墨子:“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诚者!其道大觳,其行难为。但是这种大觳之道,难为之行,非有墨子那种精神,又哪个配干呢?墨子为贯彻个人的主张起见,不能不对个人的享受加以节制,即不能不非乐。然则墨子的非乐,在墨子的实践精神上,实有最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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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的非乐,即含有一种反对艺术的思想,在这点,墨家哲学常为一般人所非难。实则墨子的反对艺术,是与他的崇尚功利相为消长的。墨子以为功利和艺术是绝对不相容的两种类型。要崇尚功利,便不得不反对艺术,要崇尚艺术,便不得不反对功利。这种看法,在过去的许多思想家,都认为是对的,而且这种思想也支配了很长时期的历史。荀子批评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殊不知墨子乃崇尚“用”而反对“文”。墨子以为“文”必流于弱,必流于靡,必至于“废大人之听治,贱人之从事”。这便是他所以提出“非乐”之意。他的“非乐”是与他的“节用”相为终始的。“节用”即崇尚“用”,“非乐”即反对“文”。《庄子·天下》篇说:“作为‘非乐’,命之曰‘节用’。”这两句话,说明了二者的关联。所以墨子非蔽于用而不知文,乃崇尚用而反对文。换句话说,即崇尚功利,反对艺术。前者着重在社会福利的营求,后者着重在个人享受的节制,在墨子书中,常表现这两种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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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论到对社会福利的营求,在这里我们不可忽视了一个“用”字和一个“利”字。墨子的“用”和“利”,是范围很广的,绝不是财用的“用”,货利的“利”。如果需要补充的说明,我们可以说是功用的“用”,功利的“利”。功用或功利是含有严重的社会性的。西洋功利派伦理的标语,是“谋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即此可以想见功利的内涵意义。墨子以为凡是善的都是有用的,如果没有用,就算不得善。他在《兼爱下》篇这样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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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而不可,虽我亦将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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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和用交互发展其内容,在中国伦理学史上是一个特色。这是儒家所不及的。再讲到利,墨家和儒家也表现一种不同的轮廓。儒家把义和利分开看,墨家以为义即是利,所以说“义,利也”。意思是说有利的即是合于义的。墨家常将爱利并举,所谓“爱利万民”,所谓“兼相爱,交相利”,所谓“兼而爱之,从而利之”。墨家的利,范围是很广的,所以讲到孝,也牵涉到利,所以说“孝,利亲也”。这都是和儒家不同的地方。不过儒家所谓利,单指货利说,所以孔子以“小人喻利”为非,孟子亦以“上下征利”相戒。如果单就货利说,那就墨子也是加以反对的。我们看墨子《节用中》篇所论述的一段,便可以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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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者圣王为节用之法曰:凡天下群百工轮车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民利者,圣王弗为。古者圣王制为饮食之法曰: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耳目聪明则止;不极五味之调,芬香之和,不致远国珍怪异物……制为衣服之法曰:冬服绀之衣轻且暖,夏服绤之衣轻且清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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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以为“诸加费不加民利者,圣王弗为”。可见墨子所谓“加利”,是在“加费”以外的东西。加费而又加利,即是义,加费而不加利,即是儒家所谓利。这样说来,儒墨虽不同又未尝不可求其一致点。现在讲到墨家的实践,墨家以为凡是为他人的福利的即是利,也即是义。有义即有利,有利则有义。这便是墨家的实践精神所在。我们且看《贵义》篇关于墨子的言论一段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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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墨子自鲁即齐,遇故人,谓子墨子曰:“今天下莫为义,子独自苦而为义,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于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处,则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则食者众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为义,则子如劝我者也,何故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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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以为行义即是“利天下”之道,故以“自苦为义”相高。可见墨家“以自苦为极”的精神,即是贯彻它“自苦为义”的精神,亦即是贯彻它“利天下”的精神,这便是墨家的实践精神的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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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讲第一段中,我曾记述墨子冒险访楚王,劝毋攻宋的一段故事,这是何等的实践的精神!无论这段故事是否可信,但在《墨子》书中所表现的这类的瑰意琦行,却是很多的。墨子本置生死于度外,故能“裂裳裹足,行十日十夜”,故敢大胆宣言:“虽杀臣,不能绝也。”而在对谈之顷,犹斤斤以“必伤义而不得”为戒,可见墨子的实践精神,总是一贯的。这段故事,正是墨子“自苦为义”的人格之充分地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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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墨子如此,我们更可以从墨子的弟子观察他们的实践精神。《吕氏春秋》说:“墨子弟子,充满天下。”《淮南子》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足见墨子弟子之多。但何以史书不传其名呢?这必是墨家专以实践为依归,于生死且不计,又何暇计及身后之名。孙诒让在《墨学传授考》绪言上说:“彼勤生薄死,以赴天下之急,而姓名澌灭与草木同尽者,殆不知凡几。”这是实在的情形。因为这样,我们现在要考察墨子弟子的生活情况,颇不易易。就中禽滑厘一人,是比较容易知道的,《备梯》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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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子事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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