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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十讲 六 墨家思想在中国社会的潜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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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的形成,是多方面的。其中有各种的社会环境,也有各式各样的思想。社会环境可以影响思想,思想也可以影响社会环境。其间的复杂关系,实非短时间可以说得明白。现在单讲墨家思想对中国的社会环境所发生的影响。中国本是一个特重神权的国家。天道观念在中国古代发达最早。“称天下治”,又是初民社会最便宜的一种政策,不过社会演进到孔子的时候,政策却变了,由天治主义转变为人治主义。孔子将古代的宗教思想盖上一层伦理的外衣,遂有“正名”思想的发生。“正名”的思想,在宗法社会中是需要的,可是在封建社会中,究不如天治主义来得有系统,又有力量。因为封建社会是以宗教为其主要的精神支配工具的。在这时,墨子遂提出他的尚同说,使古代的天治主义复活起来。墨子建立天鬼的思想,换句话说,建立神的存在和灵魂不灭的思想,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实种了一个不拔的根基,这种思想随着社会的演变而演变,却并没有消灭,谁说墨家思想在战国以后便已消灭了呢?在这里我们不妨作一种简单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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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就思想方面观察。战国以后,有汉之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说。他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就不能说和墨子的天志说没有关系。墨子说:“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意思是说人之有规矩,即以天之规矩为规矩。但董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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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奸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秋冬夏之谓也。喜,春之答也;怒,秋之答也;乐,夏之答也;哀,冬之答也。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矣。(《为人者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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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以天之规矩为规矩吗?不过墨子的思想,虽推重天志,却并不忽视人力,他所以提出非命,便是推重人力的表示。严格地说:墨子的思想已立了一个天人合一的基础。墨子之说,认天有威权,祸福只由人自召,顺天之志,便可得福,逆天之志,便不免得祸。董子之说,较墨子稍有不同,天固有威权,人亦有威权,人与天地可以相偶。譬如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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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人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高物。物疢疾,莫能为仁义,唯人独能为仁义;物疢疾,莫能偶天地,唯人独能偶天地……是故凡物之形,莫不伏从旁折天地而行,人独立端向,正正当之。是故所取天地少者,旁折之,所取天地多者,正当之,此见人之绝于物而参天地。(《人副天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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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董子认人是“所取天地多者”,似乎天的位置仍高于人。后来到唐代刘禹锡的时候,才真的把天人合一的思想发挥了—番,刘禹锡和柳宗元论天,也成为中国学术史上一段佳话。柳宗元论天,偏于自然,似是道家的系统,若刘禹锡论天,则于自然与阴骘之说,两有所去取,似折中于墨家与道家之说而成者。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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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于昭昭者,则曰:“天与人实影响。祸必以罪降,福必以善来。穷厄而呼,必可闻;隐痛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阴骘之说胜焉。泥于冥冥者,则曰:“天与人实剌异,霆震于畜木,未尝在罪;春滋乎堇荼,未尝择善。跖焉而遂,孔颜焉而厄。”是茫乎无有宰者,故自然之说胜焉。余曰:“天与人交相胜耳。其说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天常执其所能,以临乎下,非有预乎治乱云尔;人常执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预乎寒暑云尔。生平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与怨,不归乎天;生乎乱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举归乎天,非天预乎人尔。”(《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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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子之言天与人交相胜,其理微,庸使户晓,盍取诸譬焉?”曰:“若知旅乎?夫旅者群适乎莽苍,求休乎茂木,饮乎水泉,必强有力者先焉,否则虽圣且贤,莫能竞也,斯非天胜乎?群次乎邑郛,求荫乎桦榱,饱乎饩牢,必圣且贤者先焉,否则强有力者莫能克也,斯非人胜乎?苟道乎虞芮,虽莽苍犹郛邑然,苟由乎匡宋,虽郛邑犹莽苍然,是一日之途,天与人交相胜矣。吾故曰:是非存焉,虽在野,人理胜也;是非亡焉,虽在邦,天理胜也。然则天非务胜乎人者也,何哉,人之宰则归乎天也;人诚务胜乎天者也,何哉,天何私,故人可务乎胜也。吾于一日之途而明乎天人,取诸近者已。”(《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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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之说,确实比董仲舒之说又进一步,因为他能说明天人交胜之理。不过认“天常执其所能,以临乎下”,“人之宰则归乎天”,似乎仍逃不出墨家的观点,所以天治之说,在中国思想家总保留相当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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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与鬼是相因而至的,汉代神鬼之说大张,而方士迷信尤复肆其烈焰,于是中国乃有正式的宗教,始则为从印度输入的佛教,继则为自创的道教。而佛教与道教遂在中国社会拥有很长久的历史与势力。它们的兴起,不必和墨家的天鬼说有如何的关系,然而当时的社会相信鬼神,所受墨家的影响极大,这是毋庸置疑的。因相信鬼神至于相信一切阴阳怪诞之说,更进而至于皈依佛教,虔奉道教,都是意计中事。道教中的张鲁,以鬼道教民,与古代社会的神道设教,规模又不同了。王充生当鬼神说大炽之顷,对当时灵异怪诞之说,极尽辞辟之能事,尤其是对墨子的明鬼说,更排击之不遗余力。墨子《明鬼》篇,具引杜伯杀周宣王,庄子仪杀燕简公之事,以为鬼神不可疑,王充便认为是“似是而非,虚伪类真”之论。我们从王充对墨子明鬼说排击之力,也可见墨子明鬼的思想,在当时还有很大的力量。不过虽经王充之排击,而社会上对鬼神的迷信并不曾减杀几许,可见潜势力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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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至齐梁之际,因信佛者加众,而对鬼神的迷信,遂亦有加无已。范缜作《神灭论》以明无佛,实即谓离形无神,完全是无鬼论的论调。由范缜一篇文字,遂引起了许多非难诘责之辞。从曹思文、萧珍、沈约以至梁武帝,几乎当时的思想界全部出马,以驳倒范缜《神灭论》为鹄的,当时思想界的混沌,已可想见,下及宋代,因昌言阴阳二气,更畅谈其鬼神,在思想上又布满着许多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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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社会方面观察。天鬼的观念在中国一般社会实据有庞大的势力。家家崇奉天神,认天是一个有意志的主宰,能降临祸福,这已成为一种普遍的迷信。此外还有许多神殿,专以拜天为教,认天可以疗治疾病。这种尊天的思想,未尝不是从古代天治主义而来。至于神鬼之说,也盛行于中国各地。一谈到神鬼,几乎人人都可以诉说一大篇,并且可以提出许多证据。这可用三种原因说明:一、人死为鬼之说,几乎成为极普遍的迷信,而墨子的明鬼说要亦宜负重大之责任。二、儒家的丧礼祭礼,以鬼神来格来享为旨归,亦招致神鬼迷信之由。三、科学不发达,对各种怪异现象不能作有体系的说明。由以上三种原因,遂引起各种迷信之发达,并诱致各种宗教之发生。其后互相影响,互为因果,而宗教迷信遂一发而不可遏。上面已经说过,封建社会是以宗教为其主要精神动力的,中国的封建社会所占的时期很长,因此宗教迷信遂得大肆其威力。墨家的思想既以天鬼不说为足以丧天下,而极尽其鼓吹的能事,则在以后封建社会尖锐化之时,更安有不变本加厉之理。我所以认墨家天鬼的思想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实种了不拔的根基,便是这个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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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十讲 第四讲 道家的宇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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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讲道家的哲学。中国的哲学只有道家的体系最完备。它的认识论,它的宇宙观乃至它的人生观,都是从一个体系演绎出来的。我们研究道家哲学有一个困难,不易对付,便是《老子》这部书,究竟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如果产生在儒家的《论语》以前,或产生在儒家的《论语》以后,或产生在战国之初,或产生在战国之末,无论在哪一时代,都于道家思想的说明,有极大的关系。这样看来,关于《老子》产生年代的说明,倒是一个先决问题。这一点说明了,就不难找到它的思想发展的体系了。这一点说明了,才好说明道家思想的社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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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十讲 一 《老子》的产生年代及其思想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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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这部书究竟是何人作的,它出生于什么年代?它的思想的来源是怎样?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司马迁作《老庄申韩列传》认《老子》为老子所作旋即自己提出两个疑问。他说:“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是又疑《老子》为老莱子所作。他又说:“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穆公……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是又疑《老子》为太史儋所作。我们看他那篇《列传》,分明拿不定《老子》究竟是何人所作,因而有那些迷离惝怳之辞。一般人谈到《老子》的,大半根据司马迁这篇《列传》,现在司马迁自己尚不免惝怳其辞,于是问题就加多了。推测《老子》的作者和成书的年代,便有种种的不同了。大约计之,有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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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确定《老子》为老聃所作。这是一种最普遍的看法,不过解释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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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断定《老子》为太史儋所作。这是因为:一、司马迁所撰《列传》中提过“儋即老子”的话;二、聃、儋音同字通;三、聃为周柱下史,儋亦周之史官;四、从太史儋推算世系,不至大相刺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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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断定《老子》为李耳所作。这是将老聃和李耳看作两人;前者为传说中的人物,后者为历史上的人物。其所以混作一人,认为是司马迁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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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定《老子》为老莱子所作。这是因为司马迁自身已疑老子即老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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