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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简史 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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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第一章）我们在此接触到“普通而平常”的重要性的思想，这是《中庸》的另一个重要概念。这个概念就是《中庸》的“庸”字，意思是普通或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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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知道天天要吃要喝。所以吃喝是人类普通而平常的活动。它们普通而平常，正由于它们重要，没有人能够没有它。人伦和道德也是如此。它们在有些人看来，简直普通而平常得没有价值。可是它们之所以如此，正由于它们重要，没有人能够离开它。吃饭、喝水、维护人伦、实行道德，都是“率性”，即遵循天性。这不是别的，就是“道”。所谓“教”不过就是“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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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道”是人不可离的，事实上也没有离的，为什么还需要修道，需要教呢？回答是这样：虽然所有人实际在某种程度上都遵循“道”，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充分觉悟到事实是如此。《中庸》说：“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第四章）教的作用，就是使人们了解他们都在不同程度地实际遵循“道”，使他们对于自己正在做的觉悟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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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层，虽然所有人由于实际需要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遵循“道”，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完全地遵循之。所以固然没有人能够完全不顾人伦而在社会中生活，可是同时也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完全符合这些人伦提出的条件。教的作用，就是使人把事实上已经不同程度地在做的事，做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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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中庸》说：“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第十二章）所有的人，即使有的愚而不肖，都在某种程度上遵循“道”，虽然如此，教仍然需要，才能使人觉悟而完全，也就是明而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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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简史 明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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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庸》里，诚和明是连在一起的。《中庸》说：“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第二十一章）这就是说，一个人若是明白了日常生活中普通而平常的活动的一切意义，诸如饮食人伦的意义，他就已经是圣人。一个人若是把他所明白的完全做到了，他也是圣人。如果做不到，也就不可能完全明白其意义。如果不完全明白其意义，也就不可能完全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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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还说：“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第二十五章）这段话的意义很清楚，我倒是怀疑，“仁”字、“知”字是不是该互换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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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又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第二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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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己的同时，一定要看到还要成人。不管成人，也就不能成己。这是因为，只有通过人伦，即在社会领域内，才能尽其性。这就回到孔子、孟子的传统了，就是为了成己，必须行忠、恕，即行仁，这就包含着助人。成己，就是尽其性，即尽其受之于天者；助人，就是赞天地之化育。完全明白了这些意义，就可以与天地参。完全明白了意义，就是《中庸》所说的明；如此与天地参，就是它所说的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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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达到与天地参，是不是需要做非常的事呢？不需要。仅只需要做普通而平常的事，做得恰到好处，而且明白其全部意义。这样做，就可以达到合内外，这不仅是人与天地参，而且是人与天地合一。用这种方法可以达到出世，而同时仍然入世。后来的新儒家发展了这个思想，并且就是用这个思想攻击佛教的出世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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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儒家的方法，这种方法把人的精神提高到同天的境界。它与道家的方法不同，道家的方法是通过否定知识，把人的精神提高到超脱人世间的“彼”“此”分别。儒家的方法不是这样，它是通过推广仁爱，把人的精神提高到超脱寻常的人我和物我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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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简史 第十六章 世界政治和世界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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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话说：“历史决不会重演。”又有句话说：“日光之下无新事。”这两句话结合起来也许含有全面的真理。从中国的观点看，在国际政治的范围内，当代的世界史以及近几百年的世界史就像是重演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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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简史 秦统一前的政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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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代（公元前722—前481）是由《春秋》所包括的年代而得名。战国时代是由当时各国战争激烈而得名。我们已经知道，封建时代人的行为受礼的约束。其实，礼不仅约束个人行为，而且约束各国行为。有些礼适用于和平时期，有些礼适用于战争时期。一个国家在对外关系中遵循的平时和战时的礼，等于我们现在所谓的“国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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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在现代，国际法越来越无效。近年来，已经有许多实例：一国进攻别国而事前不发最后通牒，不宣战。一国的飞机轰炸别国的医院，却装做没有看见红十字。在春秋战国时代，我们也看到相似的“国际法”无效的局面，这就是礼的衰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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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代，还有人尊重国际的礼。《左传》记载了公元前638年宋国与楚国的“泓水之战”。古板的宋襄公亲自指挥宋军。在楚军正在渡河的时候，又在楚军渡了河还未排列成阵的时候，宋军司令官两次请求襄公下令攻击，襄公都说“不可”，还说不攻击不成阵势的队伍。结果宋军惨败，襄公本人也受伤。尽管如此，襄公仍然辩护他原来的决定，还说“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宋军司令官恼怒地说：“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宋襄公所说的符合传统的礼，代表封建武士的骑士精神；宋国司令官所说的代表动乱年代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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