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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集权的第一次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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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董仲舒编撰他的《春秋繁露》时，在距离长安遥远的淮南地区（首都是现在的安徽省寿县）还有另一个人在组织编纂当时的学术结集。[32]这就是淮南王刘安编纂的《淮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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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最初的淮南王是汉初三将之一的英布，英布被诛杀后，由刘氏宗亲接替了淮南王位，之后传给了后代刘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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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安是当时著名的学问家，对于道家学说有着深深的尊崇，却又不满足于只掌握道家的学问。他广招各个学派的知识分子，以将当时学问一网打尽的姿态，写出了一部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兼容并蓄的作品《淮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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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的思想以道家为主，涵盖了儒、法、墨、阴阳、纵横，呈现了西汉时期最佳的综合性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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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样，这本书也是从茫茫宇宙到人世间，试图对全世界的学问进行总结，体现了当时人的野心。但是，书中却并没有构造一个必须遵守的宗教体系，而是承认事物的多样性和自然性，并认为，许多问题的解决不是靠主动，而是采纳消极被动的姿态，就可以发展的。[33]比如，在人民面前，皇帝不需要做太多事情，有时候无为反而比有为更加能够促进社会的自然发展，甚至认为，皇帝的扰民行为，是社会动乱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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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字的优美和简练上，以及它的文学价值，董仲舒的书连与《淮南子》相提并论的资格都没有。从这个意义上说，《淮南子》是汉代道家思想以及学术综合的代表性著作。西汉哲学经过了汉初数十年的沉淀，最终汇集成了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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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遗憾的是，《淮南子》出现时，汉代的学术自由已经接近尾声，由于道家无法解决皇帝的身份危机，反而继续制造危机，质疑皇帝的权威，导致这本汉代哲学的高峰著作必然遭受夭折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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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安本人由于汉武帝的削藩策略，为了自保，参与了谋反，最终事败身死。他的死亡也表明汉代最后一批通才退出了历史。与刘安一样不受待见的还有《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司马迁的思想以道家为主，主张无为，重视经济和商业，成了当时的异数。[34]他的思想可以留在伟大的《史记》当中，却无法影响皇帝的政策和当时的哲学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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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集权的第一次高峰。在他之前，汉代的历任皇帝都小心翼翼，避免对社会造成新矛盾而导致帝制的垮台。到了汉武帝时期，帝制已经稳固，不会在短期内被推翻，同时，武帝从小被灌输观念他是真命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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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帝雄心勃勃的行动中，他不仅树立更加强调皇帝作用、更加有为的儒教作为指导思想，还在军事上展开了一系列的对外战争。严助和朱买臣对南越和闽粤的战争，这次战争招收了许多东瓯地方（浙江）的士兵，又从江淮一带获得物资供应，造成了这一带的萧条。唐蒙和司马相如从巴蜀向云南贵州开辟道路，让巴蜀的老百姓疲惫。彭吾出兵朝鲜，让现在北京、山东一带的老百姓承受了过重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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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武帝发起了和匈奴的一系列战争，这次战争终于让西汉前期积累的巨大财政盈余耗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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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筹集财政收入，武帝又加强了经济控制，建立了一系列的国有企业，当时中国最重要的经济部门是盐业和冶铁业，武帝垄断了这些部门，宣布只能国营，使得西汉经济的高峰也结束了。另外，武帝加强了金融控制，垄断了货币发行权，民间金融成为过去。[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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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完成这些社会控制措施，武帝不得不借助大量的酷吏帮他干活，从此破坏了汉代的官僚规则。[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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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的结果，道家提倡的小政府思想到武帝时期，就在中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儒教提倡的有为政府、大政府，认定民间无法自由发展，只有在皇帝的管理下，才能获得发展。儒教的大政府思想控制了中国两千年，直到现在，人们还普遍认为人是需要管理的，而管理权属于官家。中国人在做事时，总是不由自主地希望政府担任救助者的角色，但实际上，它所担任的角色有时会变成掠夺者。这一点，可以视为董仲舒宗教化最成功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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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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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见《汉书·艺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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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见《汉书·儒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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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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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见《史记·游侠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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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潜夫论·断讼》：“春秋之义，责知诛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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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汉书·薛宣传》：“春秋之义，原心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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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见《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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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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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周礼·地官·司徒·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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