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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虎观大和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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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帝去世后，经过明帝较为严厉的统治，今文经学、古文经学、谶纬三派的矛盾被搁置了起来。然而，性格宽厚的章帝继位后，皇帝再次想撮合今文经学、古文经学的分歧，形成经学上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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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帝本人爱好古文经学，特别是《左传》和《古文尚书》。在当时，研究这两门学问的大家是贾逵。贾逵的父亲直接师从于刘歆，他本人除了熟悉各种古文经学经典之外，对于今文经学经典也有涉猎，可谓最懂两种经典差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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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帝一继位，就把贾逵召进了北宫白虎观和南宫云台。与光武帝不同，章帝明白如果只是泛泛地说要采纳《左传》，必然引起巨大的反弹。他必须找到《左传》优秀的地方，才能说服群臣它值得设立博士点。章帝命令贾逵总结《左传》和《公羊传》《谷梁传》的区别，特别是《左传》比其他两传更优秀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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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逵得到命令后，从《左传》中选取了三十七个地方，这些地方都是强调君臣正义、父子纲纪的。由于东汉最缺乏君臣之间的互相尊重，《左传》显然可以帮助皇帝说话。而与《左传》相比，《公羊传》在这些地方则主要强调权变，对皇权有害，这是皇帝所不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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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区别之外，贾逵认为，《左传》与《公羊传》其余部分大都相同，相同的比例占到百分之六七十，即便有不同，区别也不大，对整体无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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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贾逵还指出了一个最重要的意见：东汉的皇帝自认为是火德，色尚赤，是尧的后代，可是，如果采用今文经学中五经的记载，都记载黄帝之后是颛顼，按照五行迭代，传到尧时，不可能是火德。只有《左传》记载黄帝之后是少昊，图谶中将少昊称作帝宣，从这个世系来算，汉才是火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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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帝拿到了贾逵的奏章，感到很满意。既然《左传》关系到汉朝的命运，那么应该不会有反对意见了。他赏赐了贾逵，并命令贾逵从《公羊传》的学徒中选取二十位优秀学生教授《左传》。[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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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时，皇帝还只是命令教授《左传》，没有将它列为博士点。但即便是这样，今文经学家们仍然强烈反对，这次跳出来的带头人是公羊学专家李育。贾逵从《左传》中找了三十七处来证明《左传》比《公羊传》好，李育就找了四十一处证明《左传》比《公羊传》差。[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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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仍然大打嘴仗。到最后，兰台校书郎杨终上奏，干脆开个会讨论一下[9]，章帝无奈，只好下令在北宫白虎观召开一次经学会议。这次会议可以视为一次学者们的“华山论剑”，参加的主体，是各大学派的掌门人和官员。这是继汉宣帝时期召开的石渠阁会议后，第二次由皇帝主持的大会。[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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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基督教召开的公会议相同，这次会议的目的还是辩论谁是真经。不过，由于皇帝持调解态度，会议不会证明谁是伪经，而是如何将各家学派综合起来，形成一套对汉朝皇帝最有利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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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目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由于汉儒不善于学习，只善于诠释，结果，五经文本原来极为简单，在他们的注释下却变得冗长乏味，有时候经文不过只有区区数万字，而注释却有上百万字，还不准学生随意发挥，学生学习时背得头大。如何化简注释（也就是所谓的章句），成了人们必须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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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各家学派本来都是为皇权服务的，但随着学问传来传去，就产生了许多不利于皇权的因素，各派之间的差异和矛盾也越来越多。如何把各派的经义重新统一起来，产生一个最有利于皇权的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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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白虎观会议又是一场和稀泥的会议，就是要大家放弃分歧，重建共识，服务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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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石渠阁会议相比，白虎观会议之所以幸运，在于会议的文集历经沧桑之后竟然保存了下来。在会议过后，皇帝叫人将会议要点记录形成一个统一的说法。这个记录人就是《汉书》的作者班固，他的记载成了一本叫作《白虎通义》（或《白虎通德论》）的书。通过这本书，我们就了解了汉代的“客观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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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代包揽一切的各种“客观真理”相同，《白虎通义》上讨论天，下讨论地，中间讨论人，将围绕着政权和社会产生的所有问题都考虑在内，将科学、宗教、哲学都包括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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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分成四十三个专题[11]，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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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对于科学和自然的认识。书中讨论了天地、日月、四时都是什么，为什么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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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天？汉代君臣认为，天就是居于高处统领天下的有意志的实体，代表着不变，而地则是万物的始祖，代表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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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宇宙形成学上，如同现在的大爆炸理论一样，汉代也有一套生成论。最早的世界叫“太初”，就好像我们常常谈论的“奇点”，“太初”是没有形体概念的。“太初”又变成“太始”，随后形成了形体，称为“太素”。“太素”虽然有形体，但仍然是混沌一片，看不见、听不见的。之后世界开始分离，精气上升、浊气下降，精气形成日月星辰，而其余的形成五行。五行中生出万物和“情性”，“情性”中又生出“汁中”，“汁中”生出“神明”，“神明”生出“道德”，“道德”又生出“文章”。这样，自然的天地就和人世的道德文章联系在了一起。天地之间的运转（天向左旋转，地向右旋转）则和人世间的君臣、自然界中的阴阳一样，是一组对应的概念。[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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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对于人类社会的讨论。书中讨论了人类社会运行的各种事务，如商业、农业、法律、婚嫁、丧事等，这些都是从天地运行中延伸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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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从对于人类社会的讨论又上升到了对于政治的讨论，这就有一套符合君臣礼仪的规则出现。君臣之礼又对应于天地之礼，上升为一种所有人都必须遵守的规则。这些规则，就将人类社会固定住了。当一个人生下来是什么位置，他就必须遵从于这个位置来度过他的一生，因为这是符合天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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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礼仪中，“三纲六纪”是主要的道德标准。所谓“三纲”，就是君臣、父子、夫妇；所谓“六纪”，就是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13]其中“三纲”效法天地人，也就是君臣关系根据天来设计，父子关系根据地来设计，夫妇关系根据人来设计，而“六纪”则主要根据“六合”，也就是上下东西南北六个方向来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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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纲六纪”将中国人装入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大盒子，从天地到六合都被牢牢控制。一个人生下来就已经不是为自己生活，而是为了皇帝、父亲、配偶以及各种亲戚而活着，他必须努力劳动来维持这些关系，所谓发明和创造力，都是不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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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我们现在已经不再提所谓的汉代的哲学，但是，“三纲六纪”仍然是每个人生活中抛之不去的阴影。君臣父子不再提，却变成了所谓家国情怀继续存在，而夫妇和六纪则变身为各种各样的人情，不断地占用着每一个人的时间。这些事情最终的目的，就是让他放弃自己的创造力和理想，生活在俗事之中无法摆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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