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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哲学异类的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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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所以出现如此反复的斗争,其原因在于,他们争夺的是皇家资源。读书人追求的不是学问,而是成为皇帝身边的大臣,或者在各自的地方上当官称雄。他们内部虽然斗争,但随着古文经学的地位上升,又共同反对更加边缘化的人群,防止他们抢了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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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古文经列入官修课程,汉代的官方教育体系也更加成型。除了中央的太学之外,地方上也有各级地方官设立的教育机构。学生们必须首先到州县的教育机构就学,然后才有可能被发现并送往更高的教育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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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很多人连官方教育机构都进不去,他们就被排斥在了升官道路之外。这些人的学问自成一家,不受经学门派的束缚,甚至想自创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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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人由于水平有限,又学不会各类学术术语,他们的研究能力和创造力到底有多强,是值得怀疑的。这些人的榜样是一个叫扬雄的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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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雄是四川人,生活在王莽时代。对于读书人来说,王莽时代是一个好时代,只要肯出卖自己的立场,奉承几句皇帝,不管是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都可以升官发财。扬雄所学的学问大都是自学,没有师承,他也不屑于去学习五经的词句,只是了解大意就足够了。这样的人本来是跳出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传统之外的,也只有在王莽时期,才有可能受到不拘一格的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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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扬雄忍住了奉承君主的诱惑,一辈子虽然做过小官,但整体上不得志。他也淡泊名利,对于钱财不在意,而是专注于文字创作。这样的人成为后世的楷模,的确不算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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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扬雄既然处于朝廷之外,又没有受到正规经学的腐蚀,是否就可能创造出独立的门派呢?答案却是悲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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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由于受到当时流行观念的影响,扬雄的著述并没有摆脱五经的束缚,反而由于强烈的模仿而显得怪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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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扬雄看来,汉代的儒生是没有创造力的,只是不断地背诵课文,再生搬硬套运用到生活和执政当中,他希望自己摆脱出来,创造出真正的作品和独创的哲学思想。他的作品不是以对某一本书做注释为满足,而是想写出与《论语》《易经》《离骚》等作品同等地位的杰作。这种理想已经超出了汉儒敢于设想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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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扬雄想写出伟大作品的雄心壮志,却是靠模仿来实现的。比如,他认为《论语》是一个伟大的作品,他要写一本超越性的著作,于是,模仿《论语》的格式写出了《法言》一书。但他不明白,当你模仿别人的格式去写作时,就决定了你只是在别人的框架内打转,不可能超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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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法言》模仿《论语》之外,他还模仿《易经》写了一本叫《太玄》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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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以八卦为基础,采取了二进制的方法,产生了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重卦、三百八十四爻,并以此为基础来进行占卜。《太玄》则模仿性地创造了一个三进制的世界,它的基础符号不是阴和阳,而是“一、二、三”,分别用一长横、两短横和三短横来表示。它的复杂度也是按照三的级数来演化,分成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赞。然后再以这些数字为基础进行一定的比附,与天地人相配合,形成了一套新的宇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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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易经》的宇宙论一样,《太玄》的宇宙论也是扬雄拍脑袋想出来的,它最初的出发点只是一个头脑游戏,即利用三的级数创造一个图形,再对图形进行一定的解释。至于这些解释是否符合自然规律,则是作者无法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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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雄认为他的体系足以比肩《易经》,但可惜的是,汉代的人们偶尔会赞叹他设计的图形如何精妙[16],但很少有人真的把他当回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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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太玄》和《法言》,扬雄还模仿过别的作品。屈原的《离骚》在当时算是最流行的文学,扬雄又想着去超越,于是模仿《离骚》写了一篇《反离骚》,后来还不过瘾,写了一篇《广骚》,又写了一篇《畔牢愁》。[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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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为自己写得很好,是反抗当时流行思想的代表,却不知道正是这些模仿,证明了他仍然没有摆脱汉代的流行哲学,只会用与流行哲学类似的语言来说话。这就像当下出现的许多文人一样,一方面批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由于小时候教育的关系,只会用马克思的语言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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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雄的遭遇说明,在汉代随着政府将哲学垄断,不管是在朝还是在野,都不由自主地受到影响,无力摆脱从而进行独立的研究。即便到后来,汉代的经学已经变质,甚至腐烂了,人们也无力拯救。直到社会崩溃后,读书人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进阶的可能,才痛定思痛,产生了一批背离经学的思想者,这就到了魏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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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雄当年的大部头到了现代,也几乎被遗忘。但他的另一个成就却越来越多被人提及,那就是对谶纬观念的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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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末期和东汉时期,令学术界最乌烟瘴气的还不是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斗争,而是对谶纬的滥用。谶纬作为一种皇帝提倡的思想,已经变得无可救药,学者们开始了自发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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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雄不算反对天人合一的代表人物,他有时强调人力决定,有时候又透露出人力无法干预天命的思想。[18]但在对待谶纬的态度上,却有着强烈的反对色彩,认为如《黄帝终始》这样的书不仅不是圣人言,反而是伪造的。[19]对邹衍这样受到经学家们崇拜的阴阳家,也认为不可信。[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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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初年,扬雄对于谶纬的态度被继承了下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对谶纬。其中比较著名的,除了本章开头提到的尹敏之外,还有桓谭、郑兴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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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武帝时期,由于皇帝喜欢图谶,几乎所有的大臣都言必谶纬,一时间整个朝堂之上弥漫着各种各样的预言和灾祥,桓谭[21]和郑兴[22]却当着皇帝的面宣称自己不相信。桓谭更是屡次上言,表示谶纬误国,都没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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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扬雄,到桓谭、郑兴等人,对于谶纬的反对之声不绝于耳,但东汉的皇帝们却由于政治的需要,继续推崇谶纬来维持自己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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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就到了王充出世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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