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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哲学异类的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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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所以出现如此反复的斗争，其原因在于，他们争夺的是皇家资源。读书人追求的不是学问，而是成为皇帝身边的大臣，或者在各自的地方上当官称雄。他们内部虽然斗争，但随着古文经学的地位上升，又共同反对更加边缘化的人群，防止他们抢了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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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古文经列入官修课程，汉代的官方教育体系也更加成型。除了中央的太学之外，地方上也有各级地方官设立的教育机构。学生们必须首先到州县的教育机构就学，然后才有可能被发现并送往更高的教育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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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很多人连官方教育机构都进不去，他们就被排斥在了升官道路之外。这些人的学问自成一家，不受经学门派的束缚，甚至想自创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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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人由于水平有限，又学不会各类学术术语，他们的研究能力和创造力到底有多强，是值得怀疑的。这些人的榜样是一个叫扬雄的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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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雄是四川人，生活在王莽时代。对于读书人来说，王莽时代是一个好时代，只要肯出卖自己的立场，奉承几句皇帝，不管是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都可以升官发财。扬雄所学的学问大都是自学，没有师承，他也不屑于去学习五经的词句，只是了解大意就足够了。这样的人本来是跳出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传统之外的，也只有在王莽时期，才有可能受到不拘一格的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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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扬雄忍住了奉承君主的诱惑，一辈子虽然做过小官，但整体上不得志。他也淡泊名利，对于钱财不在意，而是专注于文字创作。这样的人成为后世的楷模，的确不算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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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扬雄既然处于朝廷之外，又没有受到正规经学的腐蚀，是否就可能创造出独立的门派呢？答案却是悲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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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由于受到当时流行观念的影响，扬雄的著述并没有摆脱五经的束缚，反而由于强烈的模仿而显得怪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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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扬雄看来，汉代的儒生是没有创造力的，只是不断地背诵课文，再生搬硬套运用到生活和执政当中，他希望自己摆脱出来，创造出真正的作品和独创的哲学思想。他的作品不是以对某一本书做注释为满足，而是想写出与《论语》《易经》《离骚》等作品同等地位的杰作。这种理想已经超出了汉儒敢于设想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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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扬雄想写出伟大作品的雄心壮志，却是靠模仿来实现的。比如，他认为《论语》是一个伟大的作品，他要写一本超越性的著作，于是，模仿《论语》的格式写出了《法言》一书。但他不明白，当你模仿别人的格式去写作时，就决定了你只是在别人的框架内打转，不可能超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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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法言》模仿《论语》之外，他还模仿《易经》写了一本叫《太玄》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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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以八卦为基础，采取了二进制的方法，产生了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重卦、三百八十四爻，并以此为基础来进行占卜。《太玄》则模仿性地创造了一个三进制的世界，它的基础符号不是阴和阳，而是“一、二、三”，分别用一长横、两短横和三短横来表示。它的复杂度也是按照三的级数来演化，分成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赞。然后再以这些数字为基础进行一定的比附，与天地人相配合，形成了一套新的宇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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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易经》的宇宙论一样，《太玄》的宇宙论也是扬雄拍脑袋想出来的，它最初的出发点只是一个头脑游戏，即利用三的级数创造一个图形，再对图形进行一定的解释。至于这些解释是否符合自然规律，则是作者无法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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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雄认为他的体系足以比肩《易经》，但可惜的是，汉代的人们偶尔会赞叹他设计的图形如何精妙[16]，但很少有人真的把他当回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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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太玄》和《法言》，扬雄还模仿过别的作品。屈原的《离骚》在当时算是最流行的文学，扬雄又想着去超越，于是模仿《离骚》写了一篇《反离骚》，后来还不过瘾，写了一篇《广骚》，又写了一篇《畔牢愁》。[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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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为自己写得很好，是反抗当时流行思想的代表，却不知道正是这些模仿，证明了他仍然没有摆脱汉代的流行哲学，只会用与流行哲学类似的语言来说话。这就像当下出现的许多文人一样，一方面批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由于小时候教育的关系，只会用马克思的语言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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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雄的遭遇说明，在汉代随着政府将哲学垄断，不管是在朝还是在野，都不由自主地受到影响，无力摆脱从而进行独立的研究。即便到后来，汉代的经学已经变质，甚至腐烂了，人们也无力拯救。直到社会崩溃后，读书人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进阶的可能，才痛定思痛，产生了一批背离经学的思想者，这就到了魏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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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雄当年的大部头到了现代，也几乎被遗忘。但他的另一个成就却越来越多被人提及，那就是对谶纬观念的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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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末期和东汉时期，令学术界最乌烟瘴气的还不是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斗争，而是对谶纬的滥用。谶纬作为一种皇帝提倡的思想，已经变得无可救药，学者们开始了自发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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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雄不算反对天人合一的代表人物，他有时强调人力决定，有时候又透露出人力无法干预天命的思想。[18]但在对待谶纬的态度上，却有着强烈的反对色彩，认为如《黄帝终始》这样的书不仅不是圣人言，反而是伪造的。[19]对邹衍这样受到经学家们崇拜的阴阳家，也认为不可信。[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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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初年，扬雄对于谶纬的态度被继承了下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对谶纬。其中比较著名的，除了本章开头提到的尹敏之外，还有桓谭、郑兴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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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武帝时期，由于皇帝喜欢图谶，几乎所有的大臣都言必谶纬，一时间整个朝堂之上弥漫着各种各样的预言和灾祥，桓谭[21]和郑兴[22]却当着皇帝的面宣称自己不相信。桓谭更是屡次上言，表示谶纬误国，都没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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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扬雄，到桓谭、郑兴等人，对于谶纬的反对之声不绝于耳，但东汉的皇帝们却由于政治的需要，继续推崇谶纬来维持自己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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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就到了王充出世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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