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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 第七章 一切都是“无”（公元220—公元2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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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哲学讲究的是灌输和盲从，不要求学者们去追问为什么，只是将“天人合一”的理论灌输给他们，要求他们必须相信。魏晋哲学的本质却是思辨，要求人们从“什么都不相信”出发，用自己的理性和逻辑，去寻求应该相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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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玄学，是一种质疑精神，一种方法论，对五花八门的现象提出质疑、辩论，恢复人的思考能力，这种态度就是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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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学包含的内容五花八门，看上去各不相干，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用思辨的逻辑去分析问题，不要人云亦云。这个特点让玄学成了打破旧有观念的最好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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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学的萌芽期，来自学者们对政权的不满。他们认为政权和皇帝是无知的，分不清人才的好坏，开始探讨建立一套更加科学的人才鉴别标准。品评人物，就成了玄学的第一个主题。通过品评人物，发展到对人的“才华”和“天性”关系的讨论，试图用逻辑来论证才性问题，这就进入了思辨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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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学的成熟期，是两个嬉皮士利用思辨的力量来解决宇宙的本源问题，并提出了不同于“天人合一”的另一套理论：整个宇宙不是诞生于天人合一，而是从“无”这个抽象概念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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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哲学认为功名利禄也是天道的一部分，而玄学的“贵无论”则认为，人们生活的目的是回归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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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56年（甘露元年）魏国皇帝曹髦与群臣的几次辩论，让我们在形式上看到了玄学的影子，但内容又带着浓重的经学特征。他处的时代，恰好是经学向玄学转变的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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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髦当皇帝时已经进入了魏国末期，三十多年前，魏王曹操[1]的儿子曹丕在父亲去世后，终于抑制不住篡权的冲动，取代了汉朝。群臣的劝进，曹氏的扭捏推辞，汉献帝的配合，如同王莽取代西汉一样重复了一遍。此时，汉代经学的作用已经只剩下一个：给统治者找借口进行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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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经历了文帝曹丕和明帝曹叡之后，曹魏的政权被司马氏掌控，到最后，司马师废除了皇帝曹芳，将帝位授予了年轻的高贵乡公曹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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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髦得到帝位后，却深知这个皇帝是司马氏的玩物，他不甘心当傀儡，开始了反抗。在京城之外，镇东将军毋丘俭、扬州刺史文钦也先后发动了针对司马氏的起兵，却不幸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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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在外将领的武力反抗不同，在首都的皇帝曹髦根本调不动军队，只能做橱窗里的小丑摆个姿态，于是，和身边文臣的辩论就成了皇帝表达不满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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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辩论发生在公元256年二月，当时皇帝在太极东堂大宴群臣，随后，与侍中荀顗，尚书崔赞、袁亮、钟毓，给事中中书令虞松等人讲述礼典。曹髦之前的皇帝曹芳年号叫正始，一般认为，魏晋玄风就是从正始年间正式开始的，而玄学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品评人物。曹髦与群臣谈着谈着，自然也进入了品评人物的节奏，这次他们评论的人物是夏朝的君主少康以及汉朝皇帝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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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康是夏朝著名的君主，他之前的君主叫太康，太康时期夏朝出现了衰落，结果被东夷（位于现在山东境内）灭国了。少康则聚集了夏朝的残众，击败了东夷，完成了复国，这就是“少康中兴”。汉朝皇帝刘邦则属于开国皇帝。这次争论的题目，翻译成现代人能理解的词句，就是：开国之君和中兴之主，谁更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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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臣大都支持刘邦，认为开国之君要比中兴之主更伟大。而曹髦则认为开国往往是乘着前朝的衰弱顺势而为，而中兴是将已经衰落的势头逆转过来，难度上要大得多，所以，少康优于汉高祖。群臣为了照顾皇帝的面子，最终不得不同意了他的观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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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辩论已经流露出了曹髦的志向，他认为自己当皇帝后，曹魏的政权实际上已经被司马氏篡夺了，而他要做一个中兴之君，将国运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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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辩论发生在同一年的四月份，皇帝到太学和众儒家辩论。这次的辩论形式上是玄学式的，但主题却是经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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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曹髦时期，从经学中突然出现了一位叫作王肃的人，将东汉末年本来已经被郑玄统一的经学又强行分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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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从曹魏开始，经学已经衰微到了寒碜的地步。魏文帝曹丕虽然恢复了太学，又恢复了部分考试制度，但这时的太学已经和东汉鼎盛时期有了天壤之别。表面上看，太学生人数从最初的数百人恢复到了最高千把人，但这些人大都是因为天下战乱跑到太学里来避难的，至于学习则谈不上。到了皇帝曹芳时期，朝堂上的公卿百官有四百多人，能够操笔写作的不到十人，大部分人都只是为了吃饱饭。至于郎官和司徒领吏更是达到了两万多人，能够用文章来回答皇帝问题的也没有多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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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已经微不足道时，王肃却是个例外。魏晋时期王肃的解经曾经暂时性压倒了郑玄，人们称他的学问是“王学”。他曾经做过《尚书》、《诗》、《论语》、“三礼”、《左传》的注，并把他父亲写的《易传》做了整理和刊行。这些书都成了魏国后期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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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与郑学的区别是：郑玄综合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谁说得对，就选择谁的经义；而王肃精通的是古文经学家贾逵和马融的理论，他主要从这两家来寻找理论上的弹药库，一旦这两家无法提供足够的支持，他就伪造一部分书籍来说明自己的观点。魏晋历史上有不少伪托古人做的伪书，其中儒家伪书多和王肃有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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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魏晋时期，王肃对于经义的注解超过了郑玄，成为逐渐缩小的儒教群体的精神支撑。魏国大臣中仍然有儒教修养的人大都跟从了王肃，但是曹髦却是王学和郑学兼修，并且更加偏向于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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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王肃为什么能够垄断曹魏时期的经学解释呢？这和他的身份有关。他的第一个身份是重臣王朗的儿子。在《三国演义》中，司徒王朗是被诸葛亮骂死的，但在真实的历史中，王朗却是位兼有品德和文采的重臣，并且获得了善终。[5]仅仅这个身份还无法说明王学为什么如此受人推崇，王肃的另一个身份是司马昭的岳父[6]，群臣们不给王肃面子，也必须给权臣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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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司马氏掌权后，王肃的学问开始横扫整个魏国政坛。但是到了高贵乡公曹髦上台后，皇帝反司马氏的情绪就给群臣带来了新的困扰：到底是支持王学还是郑学，成了群臣们站队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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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曹髦视察太学时，首先和学者们讨论了一通《易经》的问题，从三代以上的圣人，到孔子和郑玄，皇帝都提出了疑问，表现了他的质疑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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