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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 第九章 被收编的嬉皮士（公元266—公元3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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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死后，玄学的思辨被利用来为政治服务，由于无法再像汉代一样靠灌输让人相信，有人试图从逻辑上做文章，证明政治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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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提出的“崇有论”表面上是驳斥“贵无论”，实际上却是想唤起人们对于政治的热情，重新回归到功名利禄的轨道上，但裴本人却死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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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秀和郭象提出的“独化论”，想将功名和自然重新统一起来，是一种和稀泥的理论。但西晋和平时代的过去，让统一成为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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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时期，嬉皮士们最终没有找到名教，却倒向了享乐主义的怀抱。玄学退化成了“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理论依据，进入了尾声阶段。它的逻辑主义倾向，也被更加思辨的佛教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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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66年（西晋泰始元年），刚刚篡夺了曹魏政权的晋武帝司马炎决定算一卦，看他新建立的政权能够传多少代。他屏气凝神，抽出了一卦，打开一看，上面写着的是个“一”字。如果按照字面意思，就是晋帝国只有一位皇帝就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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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旁边观看的群臣突然间都傻了眼，一言不发，不知道该如何收场。皇帝心中的震惊无以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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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突然从群臣中走出一个人，朗声说道：恭喜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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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一看，这人是侍中裴楷。大家正纳闷为什么他敢如此大胆恭喜皇帝，就听见他继续说下去：臣听说“一”是万物之本，天得到了“一”就变得清明，而地得到了“一”就变得安宁，王侯得到了“一”就可以让天下忠贞不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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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裴楷说完后，皇帝哈哈大笑，群臣也松了一口气，赞叹他的灵活机智。[1]裴楷实际上利用了《老子》中“一”的概念，置换了数字“一”的概念，将晋武帝从尴尬中解救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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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王朝作为中国中古时期少有的统一时代，开始了它雄心勃勃但是颠沛流离的命运。晋武帝不知道，虽然西晋的帝位名义上传了不只一代，但除了他之外也只有三代，其中后两代怀帝和愍帝时期，天下已经大乱，所谓皇帝，只不过是流窜的囚犯而已。这样算来，除了司马炎本人而外，西晋的帝位事实上只传了他的傻儿子晋惠帝司马衷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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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武帝称帝之后有过一段雄心勃勃的时期，他希望将晋朝打造成如同两汉一样的统一帝国，并长期维持下去，于是在军事、经济、文化上，都做了许多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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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事上，由于疆土刚刚统一，各地（特别是原本东吴和蜀汉的土地上）对晋朝没有形成向心力，司马炎派出了许多司马氏的子孙分布到全国，担任诸侯王，希望依靠亲情的力量来维持统一。同时，他解散了全国郡县的地方军，却授予了诸侯国兵权，最大规模的诸侯王可以组织五千人的部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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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上，晋武帝试图推行一套全新的财政制度，其主要目标是：摸清帝国的人口数量，并把耕地平均分配给广大的人口，让他们安居乐业的同时，为政府也提供可靠的财政收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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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清查，晋朝的人口为一千六百余万人[4]，比三国时期总人口增加了一倍。除了太平时期的人口自然增长之外，也由于战争中流民重新回归家乡，被纳入户籍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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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明户籍之后，晋武帝规划了更加革命性的土地改革。每一个男丁可以占田七十亩，女丁可以占田三十亩，一个家庭（一夫一妻）正常的土地是一百亩。再根据土地的数量、人口、户籍的多寡，进行收税，一方面做到人人有田种，另一方面做到税收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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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考虑周到，晋武帝还规定了许多税收减免措施，从方案的详细来看，皇帝的改革充满了诚意，想全心全意打造一个新的盛世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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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文化上，晋武帝也继承了两汉的正统，重新捡起了儒教，试图利用儒教标准统一人们的思想，取代那些张牙舞爪的玄学思想，完成一次礼法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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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晋武帝的张罗下，针对嵇阮、何王等人的批判也逐渐展开，而最要紧的工作，是制定一套新的理论体系，针对何、王的“贵无论”和嵇、阮的“自然论”进行大批判，从理论上论证他们是错误的。于是文人们纷纷寻找理论，进行大批判。这是一次发生在一千多年前的“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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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批判者中，做得最成功、理论上最成熟的，就是裴楷的同族人裴。他提出的“崇有论”将玄学题目的争论引向了又一次高峰。但人们没有料到的是，即便批评“贵无论”的人，也必须利用玄学的工具进行论证，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晋武帝试图恢复儒教的努力有多么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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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正统，死于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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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出自著名的河东（现山西境内）裴氏家族，他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裴秀，中国已知最早的地图集《禹贡地域图》就出自裴秀之手。前文所说的裴楷则是裴的堂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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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晋时期，随着政权再次儒教化，司马氏政权希望将更多的读书人吸纳到政治之中，而不是让他们游山玩水。嵇康、阮籍倡导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是司马氏的第一大敌。当文人对政治不再抱希望，彻底脱离政治怀抱时，反而是统治者最恐惧的。中央帝国的权威需要所有的人都围着它转，不管爱它还是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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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敌人则是何、王等人的“贵无论”。作为大有为的皇帝，“无为”“静”这些观念都意味着主动放弃权力，这是皇帝不愿见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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