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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佛与兴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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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是鲜卑族政权，建国的过程是从军事部落制向行政官僚制转化。要想完成转化，最适宜的方法是采纳中国的中央集权和政教合一模式，强调君臣父子各安其位。由于定位清晰，北魏从一开始就把汉朝的儒教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终其一朝，将北方的文化进行重建，学习中原的正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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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遵循的是汉朝传统，使得它的文化成了一个集道统、谶纬、方术于一体的大杂烩。有人认为，北魏的正史《魏书》是二十四史中最迷信的一本，其中记载了大量的关于统治者的神化，以及无数的谶纬故事。在《魏书》中，那些北魏的名臣变得既像道学家，又像占卜的巫师，他们总是朝皇帝做着各种预言，要求皇帝根据这些预言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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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王朝的实际开创者是太祖道武皇帝拓跋珪，他学习汉文化定国号为魏，又迁都平城，建立宫殿，建设了宗庙社稷等宗教建筑，又设立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官品、爵位、律令、历法等，表明自己继承了汉代的正统。之后，他又设立了五经博士，并录取了三千太学生。为了彰显儒教，还命令这些博士和学生从儒教经典中总结大义，写了四万多字的《众文经》，进行文化推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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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武帝的儿子明元帝继续了父亲的爱好，他本人对于历史更感兴趣，甚至模仿刘向的书籍，写了一本三十篇的《新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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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元帝的儿子太武帝拓跋焘即位后，继续了前两代的政策，建立新的太学机构的同时，还供奉了孔子，以孔子的弟子颜渊配祀，形成了国家宗教模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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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的皇帝们在学习汉文化的儒教时，最初并没有忽略掉另外两种宗教，特别是佛教。实际上，自从西晋末年北方乱套之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一直对佛教有认同感。由于西域是最早接触佛教的地区，这些少数民族又多少和西域有点关系，他们认为佛教是自己的宗教。比如石勒、石虎的后赵政权就曾经在河北地区崇佛，受到汉族大臣的质疑，认为应该用儒来取代佛，而石虎却认为：佛是外面来的神，而我就是从边外来的，所以崇佛本来就是我的风俗。[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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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秦苻坚对于僧人道安的尊敬，后秦对于龟兹名僧鸠摩罗什的资助，都是北方对于佛教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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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发端于中国的北方，与西域隔绝，所以最初对于佛教并不了解。但是道武帝仍然很尊重佛教，他平中山，经略燕赵，经过佛寺时都致敬，并禁止军旅侵犯佛寺。之后道武帝下令建立佛塔、禅堂，北魏开始了佛教的发展。另外，除了尊崇儒教、尊敬佛教之外，道武帝对于黄老之术也有着深刻的认同感，可谓三教同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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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元帝时期，继续尊道崇佛。在这个时期，中国一个特殊的机构建立了起来，这就是“道人统”，所谓道人统，就是管理得道之人机构。这个机构的出现，表明这个新兴国家想把僧人和道士纳入行政管理的尝试。[10]道人统也成了如今国家宗教局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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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武帝即位后，本来也采取了和前两代一样的宗教政策，但他本人戎马倥偬，征服了北中国大量的土地，最后统一了北方。胡夏（陕西）、北凉（甘肃）都是佛教发达的国家，在灭亡这两个国家的过程中，大量的僧人终于出现在了统一后的北魏帝国之中。僧人的急剧扩张，难以管理，使得太武帝的态度逐渐转变，而这时，两个人的出现彻底转变了太武帝对佛教的好感。他们是信奉儒教的崔浩和道士寇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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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魏统一的过程中，作为汉人的崔浩是第一大功臣，他帮助太武帝建立了一套类似于汉人的官僚制度，而他本人则是汉儒的信奉者。[11]在明元帝时期，崔浩就为皇帝解说《易》和《洪范五行》，大多利用天人感应来解说政治。崔浩发现，在北魏建立官僚体系过程中，最大的障碍是佛教，因为佛教已经是一种组织化的宗教，而且不属于官僚系统内的组织。它有着大量的信徒，占据了不少社会资源。只有打掉佛教，才有利于北魏官僚系统更加正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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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与佛教对抗，崔浩引入了道士寇谦之，将他介绍给了太武帝。于是，太武帝从早年的信佛突然转向了道教，并把国号改为太平真君。寇谦之也利用北魏政权的力量建立了天师道，试图将道教国教化，变成北魏帝权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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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寇谦之的影响下，以及崔浩的直接策划下，太武帝有了灭佛行动。与灭佛同时进行的，是北魏儒教教育体系的构建，建立了太学，禁止了私学，官方也就垄断了人才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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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寇谦之与崔浩不同之处，在于他并不赞同用武力对待佛教，曾经苦苦劝说太武帝，并与崔浩发生了争执。没有效果，寇谦之只好对崔浩说：你很快就要得到报应，灭门不远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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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后，崔浩果然遭受了灭门之刑。不仅清河崔氏被灭，就连崔浩姻亲的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也都被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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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浩被杀，表面上源于他主持编纂的《国书》这本书。这是一本写作北魏历史的著作，对于北魏皇族的历史，他写得非常详细，却没有想到要为皇帝避讳，不仅写了好事，也写了丑事。写完后，崔浩命人将《国书》刻在石头上供人阅读。他这样做是对于书的质量有信心，但在反对他的人看来，却是故意暴露北魏皇室的丑，他给了政治对手把柄，让他们借助《国书》事件将其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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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浩死后，儒教势力暂时遭到了挫折，佛教势力再次抬头。以他的死亡为界，佛教徒遭受迫害的时光过去了。虽然太武帝又过了几年才死去，但佛教遭受的迫害已经大大减轻，人们可以偷偷奉事了。除了京都之外，其余的地方恢复得更快。太武帝死后，文成帝下诏恢复佛教的地位。[13]虽然名曰恢复，但实际上的政府控制却是加强了，比如，文成帝的诏书中虽然说人们可以自由信奉佛教、自由出家，但又在人数上进行了限制，规定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更远的地方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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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州只有几十位僧人，这样的数目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社会僧人的数量早已突破了限制。但这些数字却说明了政府的管理思路，就是控制佛教规模，不让它成长为政府的威胁，也限制它获取的社会资源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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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成帝恢复佛教的同时，还重建了“国家宗教局”机关，名字从道人统改成了沙门统。孝文帝时期，又禁止和尚在民间浮游，而规定和尚必须领取官方发给的证明，这就是官方度牒的前身。[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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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政府控制佛教，也要同时给予僧人们足够的好处，以利益换取服从。而最重要的，则是在经济上做出妥协。文成帝时期，沙门统的负责人、和尚昙曜认准了皇帝的底线，奏请皇帝批准，如果有人能每年交给僧曹六十斛谷子，就可以算为“僧祗户”，而输送的谷子就是“僧祗粟”，僧祗户获得好处是不再属于国家的税收系统，不再承担国家的税赋。由于北魏的税收并不轻，成为僧祗户最初是一种减轻负担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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昙曜还请政府赐予寺院一些人手，这些人或者是国家重罪的囚徒，或者是官奴，让他们充当“佛图户”，也就是帮助寺院打扫卫生或者种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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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没有想到，这一批准，就创造了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寺院经济。僧祗户、佛图户一开始人数还不多，后来人数飙升，成了政府财政之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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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对社会来说不是坏事，当皇帝的税收过度时，会有许多人来给寺院当僧祗户，或者把地卖给寺院，再来帮寺院种地，寺院收取的租金更低，也就避免了政府的残害。当政府政策好的时候，人们又会从寺院反流到社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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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时，政府和佛教就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关系，有时候斗争激化，但有时候又相互利用。到了北魏后期，佛教已经迅速膨胀，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寺庙数最高时达到了天下三万，而僧人更是达到了二百万，这还不包括那些围绕着僧人服务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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