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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四 薛瑄与明代关中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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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学是宋代理学的重要一支，关学的创始人张载苦学精思，穷究天人性命，其学以躬行礼教为特点。张载死后，弟子星散。关学逐渐式微。弟子中有数人东入洛阳，从二程问学。从北宋至明代中期，关学虽不至断绝，但其中无有力人物。明代成化、正德之后，王恕、薛敬之、吕柟等，播声光于关中，虽无张载之盛，亦岑寂中一响。需要说明的是，宋代张载的关学，其弟子学风大致相近，师徒授受，学说传承，有学派的规模。而明代关中学者，仅以其皆为陕人，其仕宦及学术活动，皆主要不在关中，且无大致相同的学术宗旨和相近的学风，也无明确的师承关系。故尚不足以称为“关学”，姑以“关中学者”称之。据王盛撰《薛文清公书院记》所列薛瑄门徒及从游学子，其中有关中士人十数辈，但无以学鸣者。《明儒学案》所载能传河东之学的关中学者，首推张鼎。张鼎为陕西咸宁人，成化进士，仕至户部右侍郎。少年时从父任职蒲州，因得及薛瑄之门，终生恪守师说。薛瑄殁后，张鼎为他搜集校正《文集》。张鼎之后有段坚、张杰、周小泉、薛敬之等人，皆学有所得。后学中较著名的是吕柟。吕柟字仲木，号泾野，陕西高陵人，正德进士，官翰林修撰、国子祭酒等。吕柟在南京九载，与湛若水、邹守益共主讲席，“海内学者大集，环而听者前后几千余人”（《关学编》卷四）。《明儒学案》也说吕柟“讲席几与阳明氏中分其盛，一时笃行自好之士，多出先生之门”（《明儒学案·师说》），著作多种，最著名的是《泾野子内篇》，是他各个时期讲学语录的汇编，集中反映了他的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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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柟之学，以朱子学为主，并继承了张载注重践履的特点。他曾与学者讨论为学之方，以格物致知、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为为学大要。他反对王阳明致良知之学，认为致良知三字太笼统，应遵从朱子为学之方，格致诚正步骤秩然。格物穷理为功夫第一步，积学既多，意才可以诚。但他对于格物的内容，与朱熹看法不同。他认为朱熹的格物，内容太泛，容易造成学者注重格物，忽视诚意，只在知识上着眼，不能时时关涉身心修养的弊病。吕柟强调，格物之物，必是切于身心修养的，并且要在礼乐的陶养中进于道，他提出：“须将圣人言行，一一体贴在身上，将此身换做一个圣贤的肢骸。故今置身于礼乐规矩中，是不负父母生身之意也。”（《明儒学案》第151页）这里可以明显看出张载“躬行礼教”，着重践履学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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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柟也非常注重慎独，他认为慎独是人不知而己独知处，装缀矫饰作伪等一点也掺合不得。慎独是积累心地功夫的最切要方法。慎独可以包括朱熹“静时涵养，动时省察”二样功夫。《语录》问：“戒惧慎独，分做存天理遏人欲二件看，恐还不是。”先生曰：“此只是一个功夫，如《易》闲邪则诚自存。不但未与事物接应时是独，虽是应事接物时也有独处，人怎么便知？惟是自家知得。这里功夫却要上紧做。”（《明儒学案》第149页）“存天理”即静时涵养，“遏人欲”即动时省察。而慎独是一个功夫，可以包括这两个方面，人欲遏时，即是天理。慎独是心髓入微处的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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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行问题上，吕柟主张知行二者不可偏废，先知而后行。他认为，宋明诸大儒所教修养方法，似偏于知，当以行字为之补救。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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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知行，自有次第，必先知而后行，不可一偏。傅说曰：“非知之艰”，圣贤亦未尝即以知为行也。周子教人曰静，曰诚，程子教人曰敬，张子以礼教人，诸贤非不善也，但亦各执一端。（《明儒学案》第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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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虽然说的是道德修养方面的知与行，并不是理论上知和行的关系的讨论，但他有一明确的看法，这就是先知后行，知行并重。这里先后只表示具体知行中的次序，并不是说价值上的主与次、轻与重。明代哲学多讲心性体验，知行等抽象的理论问题不为所重。故吕柟亦仅泛泛提及而已。与他知行并重的见解相应，在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的关系上，他反对张载德性之知不萌于见闻的说法，主张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相辅而行。如他的学生问：“张子何以言‘不梏于见闻？’”吕柟回答：“吾之知本是良的，然被私欲遮蔽了，必赖见闻开拓，师友夹持而后可。虽生知如伏羲，亦必仰观俯察。……殊不知德性与闻见相通，原无许多等第也。”（《明儒学案》第140页）就是说，知识是道德修养的辅助，知识的作用在唤醒心中本具的德性良知，而且从根本上说，二者是同一的。这可看做对张载偏重于德性之知的纠正。总之，吕柟是一个持守程朱学说的学者，并且承续张载关学之流风余韵，没有大的创获。他的弟子在南方者居多，他们受阳明学的影响亦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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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之学学风平实，而于平实中见精彩，非如王门后学中一些人一意求新，高自标榜，讥河东之学为“未见性”。后来东林学者高攀龙说：“薛文清、吕泾野语录中皆无甚透悟。后人或浅视之，岂知其大正在此。”（《会语》，《高子遗书》卷五）黄宗羲也说：“河东之学，悃愊无华，恪守宋人矩矱。故数传之后，其议论设施，不问而可知其出于河东也。若阳明门下亲炙弟子，已往往背其师说，亦以其言之过高也。”（《明儒学案》第109页）这都是从纠王门后学的偏向着眼，赞扬河东之学平实无奇，与王门学者的评论自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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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第三章 吴与弼的自治力行与胡居仁的主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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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前期理学代表人物，曹端、薛瑄之后有吴与弼。吴与弼特别强调躬行实践，尤重在已发念头上省察克治。吴与弼的弟子有胡居仁与陈献章。胡居仁主敬之学，是朱熹学说在江西的主要继承者。陈献章江门之学，是朱熹学说向明代心学转折的关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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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一 吴与弼的自治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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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与弼（1391—1469）字子傅，号康斋，江西崇仁人。青年时从杨溥学理学，读《伊洛渊源录》，慨然有志于道，弃举业，专意于五经四书、诸儒语录，躬耕自力，讲学授徒。晚年被荐，招至京师，授谕德，辞未就。曾向英宗上“陈言十事”。归家后仍讲学，终老于乡。有《康斋集》，主要是他的读书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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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与弼之学，着重在已发上省察克治，在哲学形上学方面所造不深。他一生“于作止语默间，孜孜求其合于道”，常于静处痛自惩创。后来的学者说他“刻画过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康斋集提要》），“刻苦奋励，多从五更枕上、汗流泪下得来”（《明儒学案·师说》）。他的读书札记《日录》中多处自述“梦见孔子”、“梦见朱子”，从中亦可看出他求道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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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与弼之学最显著的方面，在奉行宋儒“存天理，去人欲”的训条严厉克治自己。吴与弼尝说：“夜痛自检点且不暇，岂有功夫检点他人？责人密，自治疏矣，可不戒哉！”（《康斋集》卷十一）吴与弼的读书札记，大多不是对书中义理的融释发挥，而是与自己心中欲念搏斗的实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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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体衰惫，家务相缠，不得专心致志于圣经贤传，中心益以鄙诈而无以致其知，外貌益以暴慢而何以力于行！岁月如流，岂胜痛悼，如何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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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日家务相因，忧亲不置，书程间断，胸次鄙吝，甚可愧耻。吾之所以不能如圣贤，而未免动摇于区区利害之间者，查理不精，躬行不熟故也。（《康斋集》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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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吴与弼的学问方向，就在于检点自己，在省察克治中逐渐变化气质。所以，吴与弼之学不是“上达”，而是“下学”；是修养功夫论的，不是本体论的。这里可以看出明代前期儒学的一个特点，这就是特别重视功夫论。宋代理学家多重视本体论，周敦颐、张载、二程、邵雍、朱熹、陆九渊、杨简等，皆有关于形上本体的论述，且以本体论为功夫论的根据。明代前期儒者，特别是薛瑄与吴与弼，较少在本体论上阐发，且以此为虚玄。他们认为，本体论前贤已道尽无余蕴，后来的儒者只需遵循前代儒者设定的修养路径去实行即可。躬行践履是明代前期儒者普遍奉行的方向。所以总体上说，宋代理学家多高明卓绝，体系大而内容周备，境界高而功夫切实。明代前期儒者皆规模促迫，无雍容宽余气象。虽然自律甚严，从体验之深切与践履之坚卓说亦多有可观，但理论内容上不深广，缺少知识上的学究天人，专走笃实践履一路。黄宗羲说：“河东之学，悃愊无华，恪守宋人矩矱。”（《明儒学案》第109页）是从王学不守故步、勇于自创新格的立场着眼，自有其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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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与弼也有一些主张读书穷理的议论，如：“读书穷理，从事于敬恕之间，渐进于克己复礼之地。”“观《近思录》，觉得精神收敛，身心检束，有歉然不敢少恣之意，有悚然奋拔向前之意。”（《康斋集》卷十一）读书在朱熹是格物的方式之一，格物是为了明理。而吴与弼的读书，更多的是用以对治自己气质中的弱点。读书在吴与弼绝不像朱熹那样，是以书中的义理消去心中鄙吝，而是靠读书来静定心的憧憧往来与向外驰求。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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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中事物纷至，兼以病疮，不免时有愤躁，徐整衣冠读书，便觉意思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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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是活物，涵养不熟，不免动摇。只常常安顿在书上，庶不为外物所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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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事后即须读书，不使此心顷刻走作。（以上见《康斋集》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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