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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五 陈献章的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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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献章一生在林下，又处南海边鄙之地，虽中年时名甚显，但弟子不多。他的弟子中，以湛若水、林光、张翊、李承箕、贺钦等较为著名。湛若水学问深广，是陈献章亲定的江门学派传人。但其所得，以和会朱陆为归，其学逸出白沙，本书另有专章论述。张、林、李、贺皆入室弟子，其中张翊、林光尤为同侪翘楚。但二人学术趋向有较大不同，可以说是陈献章门下狂狷二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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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翊字廷实，号东所，广东南海人，成化进士，官至南京通政司左参议。张翊之学，陈献章曾有明白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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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实之学，以自然为宗，以忘己为大，以无欲为至，即心观妙，以揆圣人之用。其观于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时所以行，万物所以化生，无非在我之极，而思握其枢机，端其衔绥，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与之无穷。（《送张进士廷实还京序》，《陈献章集》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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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为宗”、“忘己为大”、“无欲为至”，是张廷实的功夫论，继承陈献章处为多。“即心观妙”，“万物无非在我”，是他的本体论；“握其枢机，端其衔绥”是他的方法论，虽有取于师门，但有自悟自得者在其中。所谓“即心观妙”，是说对于外物，是一种美学式的悟观，不是理智的直观。美学式的悟观是指把外物作为自己心中某种情感思绪的象征物，把这种象征物视为即主即客、即心即物的存在；把外物的规律、理则视为与我心中固有之理契合，不是在外物中穷理，而是悟内外合一之理。所谓自得，得此情与理融合无间的境界。所以张翊概括自己的学术为：“境与心得，理与心会。”他自叙其所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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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少从先君宦游临川，沿塘植柳，偃仰披拂于朝烟暮雨之间，千态万状，可数十本。塘之水微波巨浪，随风力强弱而变化，可数十丈。鹦燕之歌吟，鱼虾之潜跃，云霞之出没，不可具状。则境与心得，块然莫知其乐之所以。稍长，读昔人“柳塘春水漫”及“杨柳风来面上吹”之句，则心与句得，又茫然不知其妙之所寓。近岁养疴之余，专静久之，理与心会，不必境之在目，情与神融，不必诗之出口。所谓至乐与至妙者，皆不假外求而得矣。（《柳塘记》，《明儒学案》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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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时观柳塘，仅外景所表现的意境与当下观此外景的心情相合，由此产生美感。这种美感是自然的，朦胧的，并不知所乐何物。后读诗句，诗句所描绘之境渐渐潜于心，偶诗境与眼前景物一会而触发，即诗境与眼前景物合一而不可分，现前景物化为诗景，即所谓“心与句得”。但并不知此时产生的美感是得之于诗境，还是得之于心。而后读书体验渐多，一旦专静，心体呈露，觉此心体为一理与情、神与境的合一。这种合一不必靠境之触发，自然从胸中流出。张翊这种体验，可以分为三个功夫节次：第一阶段，眼前实情实景为思绪之媒介。第二阶段，无有实景，但须靠诗句中的意境触机引发。这两个阶段尚在主与客、心与境的分离或朦胧合一阶段。第三阶段，熟化后情景合一的境界自然流出。这一阶段可以说达到心与理一、情与境俱的地步。“自然为宗”是说这种境界是一种艺术境界，是在自然而然中当机触发，不用拟议安排。“忘己为大”是说情与境融，理与心会，在这种境界中主体完全忘掉了自己的存在。不是主体吞噬、同化客体，牵彼以就我，而是内外两忘，即主即客、即心即物的景物朗现于前。这时没有一点自我意识，无一点私己念头；一有此念，则心意为之消沮，景物为之变色，意兴全无。此即“无欲为至”。“握其枢机，端其衔绥，行乎日用事物之中”者，以这种艺术的、形象化的意境为主，追求此意境。儒家的日常践履、随处体认、长养扩充等，皆在此艺术意境的润沃开启之下。张翊的学问归宿，与他描述的陈献章晚年悟道之艺术意境一致：“于是迅扫夙习，或浩歌长林，或孤啸绝岛，或弄艇投竿于溪涯海曲，亡形骸，捐耳目，去心智，久之然后有得焉，于是自信自乐。”（《白沙先生墓表》，《陈献章集》第8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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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翊专注于艺术意境之妙悟，故其学遭到同门友湛若水、林光的非议。湛若水说张翊“有美质，胸襟最高。然其所存所作，或有离而去之者”（《白沙子古诗教解》，《陈献章集》第767页）。林光则直接指出其欲学明道之超悟英迈，遗落具体事物上的致知穷理。林光之学，循朱熹涵养深造以求自得的途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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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自策，亦欲不迫以求之，和裕以养之，稽之圣经以广洽之。其不有于心也，宁早夜辗转而精绎之，不敢涉其纷纷之注说驳杂而支离之。至于一事之不苟，一念之不忽，尘积而滴贮，日思而夜催，亦乾乾矣。（《奉陈石斋先生书》，《南川冰蘖全集》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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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人之学，毫厘之间，不厌于精细讲求也。求得其要，则权度日明，然后可以自信而驯至于不惑。未得，则存之养之，积之以久，将不待于慕恋陈言，而自有约之可操矣。（《答何时矩书》，《南川冰蘖全集》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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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可以看出，林光与张翊之妙悟不同，其学重在涵养，在精思义理，积渐贯通。其于义理，贵在于精细处讲求，以得我心权衡之标准与根据。先博而后约，先外在而后在我，特别强调积累与存养。林光虽为白沙之徒，其学仍循旧学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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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献章的学术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诗人的体悟，与王阳明从多方学术探索和实践考求中获得的“致良知”大不相同。诗人的体悟必求心与道俱，情与境共。所以说，陈献章之学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心学，至多是心学的萌芽。心学之大，待王阳明完成其致良知之学并推展到大半个中国，才有洪波巨浪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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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第五章 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及其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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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献章是明代心学的开创者，他一反明代前期学宗程朱者特别是吴与弼、胡居仁等人的拘谨、因袭，提倡自然、自得。但陈献章以一诗人治学，在一般较为传统的学者看来，其本体论偏于玄，功夫论偏于虚。陈献章的弟子湛若水欲弥缝乃师的不足，倡随处体认天理之说，使江门之学折归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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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若水（1466—1560）初名露，字民泽，避祖讳改名雨，后定名若水，字元明，广东增城人。因家居增城之甘泉都，学者称甘泉先生。弘治六年会试不第，次年往江门从学陈献章，为陈献章亲定的江门之学传人。平生足迹所至，必建书院祀陈献章。弘治十八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仕至南京礼部、吏部、兵部尚书，南京国子祭酒。年七十五致仕，居林下讲学二十余年，弟子甚众。著作弘富，主要有《甘泉文集》、《春秋正传》、《圣学格物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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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一 心体物不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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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若水之学，继承了其师“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的思想，主张心物合一。天地间万物在湛若水看来，皆心物合一体，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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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与天地万物为体，心体物而不遗。认得心体广大，则物不能外矣。（《与阳明鸿胪》，《甘泉文集》卷七，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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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也而不遗者，体天地万物者也。（《心性图说》，《甘泉文集》卷二十一，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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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眼之所见，身之所触之物，都是心物合一体，物并非在心外待心去认识的客体，而是即心即物、即主即客的存在。这样的心物合一体，与王阳明主要从主体的意志是行为的最根本要素这个角度着眼而有的“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外无事”不同。湛若水所谓心，是体万物而与之为一者。心体广大，无所不包，天地万物无不在心的包容中。这样的心，是认识形态的心和境界形态的心二相归一的；所谓心物合一体，亦可看做认识和境界合一的派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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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若水的心物合一，是对程朱和陆王两家本体论的调和，程朱学派的为学纲领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而致知在于格物。此所谓物，指主体以外的客体，格物是即物而穷其理，所穷之理具于心，然后以诚敬涵养。陆九渊以本心为心之本体，以求放心为功夫。陆九渊的根本命题“心即理”是说，心中本来具有天理，心中本具的天理与宇宙的伦理法则一而非二。王阳明提出“心外无理，心外无物”，但王阳明所谓“物”即事，心外无物强调的是，主体的任何活动皆有道德意志贯彻其中，主体的道德意志是任何道德活动得以成立的先决条件。湛若水认为，程朱的心物关系论是外在的，难免“析心与理为二”之弊。王阳明以心代物，则“是内而非外”。他认为自己避免了两家的短处，他的“心包乎天地万物之外，贯夫天地万物之中，中外非二，天地无内外，心亦无内外”的本体论，融合了程朱陆王的心物关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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