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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第六章 王阳明的良知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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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是明代心学的代表人物，也是宋明理学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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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筑室越城外的阳明洞天，自号阳明子，学者称阳明先生。有《阳明全书》三十八卷传世。王阳明一生波澜壮阔，极富传奇色彩。他走过的道路，与寻常科举出身的人所走的道路大不相同。他的学说，与他平生经历密切相关，是他豪雄式人格的体现和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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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一 道德的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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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活动的弘治、正德、嘉靖年间，正是明朝内忧外患极其严重的时候。西北瓦剌、鞑靼不断侵扰边境，战争连年不断。各地藩王觊觎中央政权，不断发生叛乱。皇帝、宦官、勋臣大建庄田，地主乘机掠夺民田，土地兼并日益激烈，离开了土地的流民多次发生暴动。政治极度昏暗，皇帝荒淫，宦官擅权，党争不断，所有这些，极大地动摇了明朝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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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明代中期以后，商品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市民阶层慢慢生长起来，功利主义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思潮，削弱了理学维系人心的作用。程朱学说成了士人应付科举考试的工具。整个社会显现出士风不竞、道德沦丧的局面。王阳明描述当时的社会状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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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学既远，霸术之传积渍已深，虽在贤知，皆不免于习染。其所以讲明修饰，以求宣畅，光复于世者，仅足以增霸者之藩篱，而圣学之门墙，遂不复可睹。于是有训诂之学，而传之以为名；有记诵之学，而言之以为博；有词章之学，而侈之以为丽。纷纷籍籍，群起角立于天下，又不知其几家，千径万蹊，莫知所适。世之学者如入百戏之场，欢谑跳踉，骋奇斗巧，献笑争妍者，四面而竞出，前瞻后盼，应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惑，日夜遨游淹息其间，如病狂丧心之人，莫自知其家业之所归。时君世主亦皆昏迷颠倒于其说，而终身从事无用之虚文，莫自知其所谓。间有觉其空疏谬妄，支离牵滞，而卓然自奋，欲以见诸行事之实者，极其所抵，亦不过为富强功利五霸之事业而止。圣人之学日远日晦，而功利之习愈趋愈下。其间虽尝蛊惑于佛老，而佛老之说卒亦未能有以胜其功利之心；虽又尝折衷于群儒，而群儒之论终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见。盖至于今，利功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几千年矣。（《传习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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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这一长段对当时社会潮流和士人风习的描述，正是他的学说所以兴起的背景，也是他的“拔本塞源论”欲拔之本、欲塞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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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少年时即豪迈不羁，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思想取向。《年谱》载，阳明十一岁时尝问塾师：何为第一等事？塾师说：惟读书登第。阳明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幼时的王阳明，已经把读书入仕视为等闲之途，他要寻求通过道德修养来达到圣贤之域的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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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十七岁到江西迎娶时曾谒见吴与弼的弟子娄谅。娄谅告诉他程朱格物之学，并告诉他圣人可由学而至。阳明遵照此说“着实为宋儒格物之学”。但他发现，程朱格物之说存在着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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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可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传习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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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阳明看来，圣人之所以为圣，在其心纯乎天理，在其意诚。而格物所得为具体事物的道理，它不能直接成为诚意的根据。程朱的功夫纲领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主张先即物穷理，然后以“敬”的功夫涵养所穷之理。虽然，在程朱看来，道德修养所需要的天理和格物格得的物理在根本上是同一的，“才明彼，即晓此”。但由物理变为“天理”，还须有一识度。这种识度并不是天然具有的，它需要培养。在获得这种识度之前，物理天理是分而为二的。王阳明发现了程朱学说中这种分而为二，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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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本（指朱熹《大学章句》）先去穷格事物之理，即茫茫荡荡都无着落处，须用个“敬”字方才牵扯得向身心上来，然终是没根源。若须用添个敬字，缘何孔门倒将一个最紧要的字落了，直待千余年后要人来补出？正谓以诚意为主，即不须添敬字。所以提出个诚意来说，正是学问的大头脑处。（《传习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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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认为，敬应是《大学》功夫中本有的，这个本有的敬即诚意。以诚意为目的去格物，才能够落实到道德修养上。否则格物所得只是具体事物的道理，与自己的身心修养了无关涉。阳明反复强调：“以诚意为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功夫，功夫才有着落。”他多次批评朱熹“析心与理为二”。在他看来，《大学》的“止至善”，《中庸》的“赞天地之化育”，是以诚意带动致知所获致的最高境界，在这境界中，不是“诚明两进”，而是“诚即明，明即诚”。以道德理性为统领，以知识理性为辅翼，这是王阳明心学的基本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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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关于道德与知识的关系的观点包含着深刻的思想。他认识到，道德不能归结为知识，道德是意志的活动，知识是理智的活动。道德的增进，在于意志的培养锻炼，知识的提高在于理智能力的进步和经验的积累。两者相较，道德的提高更难，因为它要与人根性中盘踞难去的许多东西进行搏战。知识才力的大小，并不决定道德水平的高低。这里，王阳明把道德和知识的差异显豁地标揭出来，意在纠正人们在知识才能上争高下、放弃道德修养的弊病，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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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不知作圣之本是纯乎天理，却专去知识才能上求圣人，以为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须是将圣人许多知识才能逐一理会始得，故不务去天理上着工夫。徒弊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传习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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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创立新说的目的，就是把人们从偏离道德修养的路上拉回来，回到圣人之学。在他看来，“圣人之学，心学也”。这个心学，就是在身心上做功夫，以整个人格素质、精神境界的提高为归宿。心学的精髓在“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心传是理学家共同尊奉的，朱熹就把十六字心传作为《中庸》全部精义所在。但王阳明认为，朱熹虽然奉此为圭臬，但在具体解释和实行的方法上都有偏弊。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把人心道心分为二心，惟精惟一分为二事。王阳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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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一也，未杂于人谓之道心，杂以人伪谓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今曰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并立，安有天理为主，人欲又从而听命者！（《传习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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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分道心人心为二，便有道德本体晦而不彰，圣学功夫分为二截之弊。所以他强调道心即人心之本体。至于惟精惟一，阳明更有不同于前人的解释：惟精惟一非为二事，惟精是博，惟一是约；惟精是功夫，惟一是“头脑”。惟精必须落实在惟一上，惟一必须有惟精为之功。所以时时处处无非“学存此天理”。王阳明之学，突出一个“头脑”，这就是道德。道德是一切方面的统领。《传习录》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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侃问：“专涵养而不务讲求，将认欲作理，则如之何？”先生曰：“人须是知学，讲求亦只是涵养，不讲求只是涵养之志不切。”曰：“何谓知学？”曰：“且道为何而学？学个甚？”曰：“尝闻先生教，学是学存天理。心之本体即是天理。体认天理，只要自心地无私意。”曰：“如此则只须克去私意便是，又愁甚理欲不明。”曰：“正恐这些私意认不真。”曰：“总是志未切，志切，目视耳听皆在此，安有认不真的道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外求，讲求亦只是体当自心所见，不成去心外别有个见？”（《传习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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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养是德，讲求是知，讲求正所以涵养。在王阳明，一切学问都是为了人格的培养，精神境界的提高。所以，阳明心目中的圣人，首先在于其德：“圣人无所不知，只是知个天理；无所不能，只是能个天理。”（《传习录》下）他把《大学》、《中庸》的全部功夫概括为一个，这就是诚意：“《中庸》言不诚无物，《大学》明明德之功，只是个诚意。”（《传习录》上）在道德培养和知识探求的关系上，王阳明以道德培养为首务。他在回答弟子关于孝心与行孝的具体知识的关系时表达了他对道德与知识关系的根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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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不讲求，只是有个头脑，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讲求。就如讲求冬温，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讲求夏凊，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只是讲求得此心。此心若无人欲，纯是天理，是个诚于孝亲的心，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个温的道理；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便自要去求个凊的道理，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却是有这诚孝的心，然后有这条件发出来。（《传习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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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事事处处强调道德的首要性，道德对于一切具体知识的本原性。道德是统领，知识是辅翼，道德修养可以带动知识探求。道德修养好了，知识便自然在其中了。即使知识在某些方面、某些情境下有欠缺和匮乏，道德心也会驱迫主体自动地去掌握必要的知识。在阳明这里，道德被赋予了极大的能动性。道德主体才是真正的主体，它具有主动地趋赴价值目标并主动地创造实现目的的手段这种能力。知识主体是被动的，它只有积渐地增长知识的功能，只有在价值理性的统领下它的指向才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所以王阳明极力强调道德理性对于知识理性的优越性，把道德的培养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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