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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三 知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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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之说王阳明提出甚早。在龙场，提学副使席书聘主贵阳书院，阳明已开始讲知行合一。因与当时习闻的知先行后说大相径庭，故学者多不信。次年乃教学者静坐，自悟性体，并自悔说：“悔昔在贵阳举知行合一之教，纷纷异同，罔知所入，兹来乃与诸生静坐僧寺，使自悟性体。”（《年谱》，《王阳明全集》第1230页）关于知行合一的最详细的论述见于《传习录》答徐爱问学的一段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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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未会先生知行合一之训，与宗贤惟贤往复辩论，未能决，以问于先生。先生曰：“试举看。”爱曰：“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与行分明两件。”先生曰：“此已被私欲割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罢。故《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知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圣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谓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却是何等着实的功夫。如今苦苦定要说知行作两个，是什么意，某要说做一个，是什么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说一个两个，亦有甚用！”爱曰：“古人说知行作两个，亦是要人见个分晓，一行作知的功夫，一行作行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先生曰：“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地任意去做，全不解思维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若见得这个意时，即一言而足。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功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功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时，即说两个亦不妨，亦只是一个。若不会宗旨，便说一个，亦济得甚事，只是闲说话。”（《传习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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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长段话中，王阳明阐明了知行合一的真正意思，以及他所以主张知行合一的苦心。在王阳明之前，关于知行问题讨论最多的是知行先后、知行轻重及知行的相互关系。学者多信从知先行后、知轻行重、知行交养互发。阳明对此皆略过不谈。在阳明哲学中，知行乃同一活动的两面，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截然分开。说知即逻辑地包含行，说行即逻辑地包含知。在阳明看来，一个行为必须由两个要素组成：一为理性及其对行为的指导；一为在理性指导下的现实行动。任何现实的活动，都是理性与行为的合一。现实活动中理性指导的方面属知，实地行动的方面属行：行为的方向表现理性的意志，行为的工拙表现理性的精粗。知表现为对于行为的意向、推理、决断，行表现为在特定的时间空间中对理性指令的现实作为。这就是阳明所说：“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传习录》中）一个现实的活动，一般来说，总是创意于知，实行于行。也可以说起始于知，完成于行。故阳明说：“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传习录》中）阳明这里是以一个实践者的立场，就一般活动的要素及其角色来立论的。他没有探讨知行的来源问题，知行的来源问题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可以循环论证的问题。他也没有涉及知行轻重、知行先后的讨论，因为知行合一本身就取消了这些问题的意义。他是把知和行作为同一活动的两个方面，这在思考问题的方式上比前人进了一步：他不是把知和行看做可以孤立存在的，而是把二者置于一个统一体中，这个统一体便是人的现实活动，人的现实活动本来无法把知和行割裂开。分别讨论知和行，这是人们的思辨抽象的结果。王阳明就是把这个本无法孤立的东西还原，使知行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包含。所以王阳明说：“君子之学，何尝离去事为而废论说。但其从事于事为论说者，要皆知行合一之功，而非若世之徒事口耳谈说以为知者，分知行为二事。”（《传习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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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王阳明的哲学，本质上是伦理哲学，他所说的知行，主要是道德命意和道德行为。他在论证知行合一命题中，所举的例子多为道德方面的，如孝亲的活动、忠君的活动等。从道德活动来说，知行合一强调的是，道德活动必须是道德理性参与其中并发号施令的活动，一个行为之所以为善，是因为它出于道德理性的自主自觉。一个不自觉的“不期然而中”，和一个理性失去主宰的“迫于情势不得不为”，不管其效果如何，都没有道德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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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不离，知行为同一活动的两面，若推至极端，则可谓任何行为都是知行合一的，任何人、任何行为想知行不合一而不可得。但王阳明强调的是知行本体，“能知必能行”即知行本体，能知不能行，便是知行本体被私欲割断了。所谓懵懵懂懂的行而不知者、茫茫荡荡的知而不行者，都是丧失了知行本体，都须克去私欲，复知行合一的本体。王阳明重点针对并加以纠治的是当时的士风中知而不行的弊病；阳明所说的“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功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功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传习录》上），明指知先行后派。在他看来，道德活动是应当表现为行为的。道德活动和认知活动的一个不同点，就是认知活动可以是纯粹的知，可以不必见诸行为。而道德活动必须是见诸行为的，此即阳明所说：“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知弟。”阳明提出知行本体，即意在纠正知而不行的弊病。他对朱熹的批评，很多方面是从知行合一出发。在他看来，朱熹所谓知，主要是知识活动，而这种知识，主要是书本知识，“气力都在册子上”，没有去做现实的道德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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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的本意，还在于纠正士风中最坏的一面：虚伪欺诈。《山东乡试录》描述当时的世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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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今风俗之患，在于务流通而薄忠信，贵进取而贱廉洁，重儇狡而轻朴直，论文法而略道义，论形迹而遗心术，尚和同而鄙狷介。若是者，其浸淫习染，既非一日，则天下之人，固已相忘于其间而不觉。（《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二附录，第8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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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给友人的赠言中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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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其后世，功利之说日浸以盛，不复知有明德亲民之实。士皆巧文博词以饰诈，相规以伪，相轧以利，外冠裳而内禽兽，而犹或自以为从事于圣贤之学。如是而欲挽而复之三代，呜呼其难哉！吾为此惧，揭知行合一之说，订致知格物之谬，思有以正人心，息邪说，以求明先圣之学。（《书林思训卷》，《王阳明全集》第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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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标揭知行合一，改正程朱的格物说，皆为了纠正世风，恢复即知即行，朴实诚敬的本体。他特别强调“真知”，在他看来，“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真知”（《传习录》中）。真知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知了必行，这种对于行的内在要求，是知中本有之义，是知的逻辑内涵。一有畏葸怠惰，便是真知被蒙蔽了；才去此蒙蔽，行便自住不得。二是真知知道如何去行，这是真知中的道德理性对于知识理性、对于行为手段的自然要求。上文已论，道德理性有驱迫知识理性主动地去求知，主动地去完善行为手段的能动力量。这是阳明心学的一个特点，是阳明对于中国哲学以伦理统率知识的特性的深切体认和发挥。他的真知是合目的手段为一的。在真知上用功，行为的合理自然在其中了。所以当他的弟子问：“先儒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何如？”阳明回答说：“我则不暇。公且先去理会自家性情，须能尽人之性，然后能尽物之性。”（《传习录》上）就是说，学问第一义，在于明自己心体，心体明了，是个真知，便既能尽己之性，又能尽物之性。德性的真粹和知性的明达是同一个心的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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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所谓真知，可以说是一个知、情、意三者有机结合，在实践中不断取得和谐的动态平衡系统。三者中的意志要求心体的澄明，选择善的动机，要求理性供给其实现动机的手段，又在行为完成后对其进行评价。理性在意志的控制下进行判断、推理，求得行为实现最好的效果。情感则接受意志的评价，以慊意或不安完成主体心理的平衡需求。这里，真知所要求的心体澄明是前提。澄明即精，阳明说：“精则明，精则一，精则神，精则诚。”（《传习录》中）精则知、情、意三者才能充分发挥其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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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从其去除知而不行的虚浮习气以匡正世风的目的出发，还提出“一念发动便即是行了”的思想。《传习录》载，门弟子问知行合一之义，阳明答：“此须识我立言宗旨。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传习录》上）上述即知即行，知行为同一功夫的两面，是知行合一的正解。提出“一念发动处即是行”，意在匡正重视行为上的为善去恶，轻忽意念上的为善去恶的错误做法。阳明曾借用禅宗典故，说去恶就像猫之捕鼠，全神贯注，斩钉截铁，才有恶念萌动即克去，不留丝毫出路。一念发动即是行，意在强调这一点，不能视为知行合一的正解。不过若将阳明“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的说法推到极处，是可以得出“一念发动便即是行了”这个说法的。因为阳明主张“意之所在便是物”，他所谓物有时不必是主体见之客体的行为，而是观念中的、意识上的。“一念发动即是行”强调的是意念阶段的省察克治。它要比现实行为的改正困难得多，故须重言指出。这与他的格物即“正念头”、即诚意的思想一致。而“知行合一”重在纠治以知行为两个功夫，先知后行，以致终身不知，亦终身不行的弊病。“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与“一念发动处便是行了”，都是阳明学说中本有之义，但以前者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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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是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后提出的一个口号，虽然其中包含的义理阳明时时言说，但此口号多不提起。晚年在与友人辩论中提及过，中年大量语录书信中很少提及。自五十岁揭出“致良知”宗旨，知行合一又作为“致良知”的重要内涵包括在“致良知”中。刘宗周曾指出：“先生教人，吃紧在去人欲，存天理，进之以知行合一之说，其要归于致良知，虽累千百言，不出此三字为转注。”（《阳明传信录》序，《明儒学案》第184页）黄宗羲也说：“先生致之于事物，致字即是行字，以救空空穷理，只在知上讨个分晓之非。”（《明儒学案·姚江学案》）知行合一是王阳明以道德带动知识，在实践中完成人格修养，收内圣外王之功的重要理论基础。王阳明本人一生的经历，就是他的这一思想的注脚。他的学问事功来自知行合一，他的儒者气象就在知行合一。后来王夫之批评王阳明“以知为行”，是因为他没有看到王阳明的这一特点，或者说，是另有意指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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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自揭致良知后不再提起，而此时学者论阳明，也多在其致良知与四句教。知行合一之教几乎绝其嗣响。而在20世纪中叶中国现代哲学学派“新心学”中，知行合一说得到了新的发挥。新心学的代表人物贺麟接过知行是同一活动的两个方面的思想，加入新黑格尔主义的绝对精神即知即行和斯宾诺莎的身心平行论，对知行问题进行了具有现代哲学意味的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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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贺麟提出两种知行合一说：“自然的知行合一”和“价值的知行合一”。自然的知行合一所谓知，指一切意识活动；行指一切生理活动。知是精神性的，行是物质性的。知行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任何活动都是意识活动和物理活动的结合。不过知和行的显现程度是有等差的。有的活动主要是意识的活动，如读书。有的活动主要是生理的活动，如运动。前者是显知隐行，后者是显行隐知，但二者都是知（意识）与行（物理）两个方面的同一。贺麟所谓知行合一，有知行同时发动，知行平行、知行为同一的物理—心理活动的二面诸义。他把这种知行合一叫做“自然的知行合一”，因为“只要人有意识活动（知），身体的跟随无论如何也是无法取消的。凡有意识之伦，举莫不有知行合一的事实”（《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第136页）。“价值的知行合一”的意思是，知行合一是应该如此的理想，须加以人为的努力才能达到，不是现成的事实。价值的知行合一所理解的知和行，与宋明理学所谓“知”“行”意义略同。价值的知行合一是先据常识将知行分为两事，再用种种努力求其合一。贺麟认为，无论是自然的知行合一还是价值的知行合一，若加以思辨地分析，皆可得出如下结论：第一，知是行的本质，行是知的表现。因为人类的活动的特点就在于受知的指导而不是凭本能行动。人的活动失去知的意义，就是纯物理的活动。所以知是体，行是用，“行为者表现或传达知识之工具也，知识者指导行为之主宰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第141页）。第二，知主行从，知永远决定行，行永远为知所决定。错误的行为为错误的知识所决定，正确的行为为正确的知识所决定，概莫能外。第三，知是目的，行是工具。行为永远是知识的手段和功能。贺麟的第一和第三个结论，是吸收了黑格尔的思想：绝对精神决定着自身的一切外化，人类文化史上曾经发生的一切活动都是绝对精神的表现，都是为了完成绝对精神的目的。第二个结论吸收了斯宾诺莎关于行为永远被思想所决定、正确的知识表现为自由的行为、知天理是行天理的前提条件的思想。贺麟并且批评了“副象论”，这种理论认为身心永远平行，但精神活动只是身体活动的影子，因此“身主行从”。他认为副象论是同王阳明的学说正相反对的。贺麟还指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实际上有两个说法，一个是补偏救弊的知行合一，一个是本来的知行合一或知行的本来体段。所谓补偏救弊是说，为了补救知而不行、揣摸影响和行而不知、冥行妄作两种弊病，将本来合一的知行分作两事说。这样的知行合一是理想，须努力去求方可达到。本来的知行合一是说，知行自然如此，本来如此，欲知行不合一而不可得。贺麟认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虽近于“自然的知行合一”，但仍不完全等同于自然的知行合一。王阳明实际上强调的是价值的知行合一。价值的知行合一又可分为两派，一派是理想的价值的知行合一，朱熹主之，因为他以格物致知与涵养用敬为二事，二者的合一是人追求的理想。一派是率真的价值的知行合一（知行的本来体段），王阳明主之。而由朱熹的理想的价值的知行合一到王阳明的直觉的率真的知行合一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贺麟这个观点，与他认为中国当代哲学是陆王之学的盛大发扬，从朱熹到王阳明，从理学到心学、理学合一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过程的看法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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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心学的知行合一说受了黑格尔和斯宾诺莎学说的影响，借鉴了当代西方行为心理学派对知行问题的见解和分析方法。他的目的是：第一，强调知对于行的指导作用，打破独断论的伦理学，为正确行为找出知识基础。这是他对比了中西道德哲学的不同特点后对中国伦理学缺乏知识论提出的一种改进。第二，他欲强调知的决定性、首要性，引导人们主要在知上用功，从而破除“知易行难”的旧说，以与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相配合，为孙中山改造国民偷惰、畏难苟安的积习，进行“心理建设”的大计进行理论上的证明。贺麟的知行合一新论是阳明学说在现代中国的一点余响，也是贺麟古为今用的一点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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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四 致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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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致良知的提出 “致良知”是阳明在平定宸濠之后总结以前不同时期的讲学宗旨，特别是几次重大的军事、政治活动中对一系列重大哲学问题的体悟而提出的学术总旨。阳明曾说：“吾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与学者言，费却多少辞说。今幸见出此意，一语之下，洞见全体，真是痛快。”（钱德洪《刻文录序说》，《王阳明全集》第1575页）龙场之悟，阳明得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的结论。“吾性自足”，即良知本具；不求理于事物而求之于心，即致知。不过此时的“致良知”，只是规定了王阳明自内之外的功夫路向，许多具体内容，要待此后因实践范围的扩大、体悟的深入而逐渐展开。平定宸濠及其后的处忠泰之变，对阳明来说是一次意志、智慧的大考验。中间许多性命交关、生死搏斗的曲折，引发阳明对自己以往的学术来一番彻底的省视。阳明及其弟子曾多次谈到这次事变对阳明学术进步的意义，《年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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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经宸濠、忠泰之变，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难，出生死，所谓考三王、建天地、质鬼神、俟后圣无弗同者。（《王阳明全集》第1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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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自己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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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矣。（《王阳明全集》第1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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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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