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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46988 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第二十五章 顾宪成对朱子学阳明学的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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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46990 阳明学中良知现成的思想,经由王龙溪、罗汝芳等人推阐,大大发挥了其中“不学不虑,出之自有天则”一面,突出纯任良知、信手行去的精神,在思想界掀起莫大波澜。江右王门邹守益、聂豹、罗洪先等起而纠治,倡归寂主静之说。王门中先天良知派和后天功夫派围绕四句教进行的辩论,是明代后期学界一大事。至明末,学者承王学末流向猖狂无忌惮一路发展、朱子学被掩蔽的现实,力倡实地做功夫。这种趋向渐渐发展为思想界的主流。顾宪成、高攀龙、刘宗周是这一思潮的主要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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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46992 顾宪成(1550—1612)字叔时,号泾阳,江苏无锡人。万历八年进士。授户部主事。与南乐魏允中、漳浦刘廷兰风期相许,时称三解元。后任吏部验封司主事,因上疏刺及执政,谪桂阳州判官。又转处州、泉州府推官,升文选司郎中。以会推阁员忤权臣王锡爵意,削职为民。归乡后与乡里同人会于二泉,读书讲学。万历三十二年,修葺宋杨时讲学旧址东林书院,与弟允成、同里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等讲学其中,一时四方之士闻风而至。依朱熹《白鹿洞书院院规》订《东林会约》。主张讲学不离世情,故会中多裁量人物,訾议国政,天下共推以为清议之首。万历四十年卒于家。著作有《小心斋札记》、《证性编》、《商语》、《泾皋藏稿》等,后人编为《顾端文公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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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46998 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一 先天良知与后天功夫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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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47000 顾宪成的学术根底为朱子学,但他也服膺阳明良知之说。他以朱子性论,融会阳明良知说。所以,他既承认现成良知,又强调致良知要实地做功夫。他尝驳江右王门罗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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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47002 罗念庵先生曰:“世间哪有现成良知?”良知不是现成的,哪个是现成的?且良知不是现成的,难道是做成的?此个道理稍知学者类能言之。然则念庵言“世间哪有现成良知”,正所以激发顽懦,破除狂诞,俾之实致良知也。其有功于阳明大矣。(《小心斋札记》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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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47004 罗洪先主收摄保聚,无欲主静,以纠治先天良知派的“猖狂无忌惮”,故反对不学不虑的现成良知。顾宪成不同意罗念庵对现成良知的否定,认为良知是现成的,天赋的。他的根据是孟子“不学而知者良知也,不虑而能者良能也”和朱熹“天命之谓性”之说。人皆具有天赋良知,是顾宪成的根本出发点。他尝说:“就良知论,非特尧舜是现成的,即桀纣亦是现成的。然而一边做了尧舜,一边做了桀纣,何也?吾人须于尧舜之所以为尧舜,桀纣之所以为桀纣处一查方有省发。然则现成足恃乎,不足恃乎,可以观矣。”(《小心斋札记》卷十一)至善之人与巨奸大恶皆后天造成,其先天本有之良知并无不同。故虽皆有先天之善,但不足恃,所恃者后天功夫。所以顾宪成反对无现成良知和人心无善无恶之说。但他也认为,罗洪先反对现成良知,强调良知是后天功夫锻炼而成,可以促使人自觉地在实事上做功夫。这样既能激发顽懦,又能摧抑狂诞。这与阳明晚年既强调良知本自现成又强调致良知实功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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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47006 顾宪成承认现成良知,罗洪先反对现成良知,在这一点上似乎两人正相反对。实际上他们所谓“现成良知”所指并不相同。顾宪成所谓良知,指天赋道德意识的萌芽。其中并无阳明晚年良知概念所包括的广阔内涵。以此天赋道德意识的萌芽为出发点,以后天长养扩充为功夫,达到道德纯全、知识完备的理想人格,这是顾宪成的功夫路向。说这样的良知是现成的,意谓它是天赋的,后天一切功夫皆作用于其上,不能离此而别有用力之地。而罗洪先所谓“现成良知”,指知是知非、知善知恶,自能戒惧、自能中和,自能发散、自能收敛,合道德理性的纯全和知识理性的精湛为一的精神主体,即王阳明晚年具有多种意谓的“良知”。罗洪先所谓无现成良知,指没有不经过收摄保聚功夫即天然可恃可任的良知。所以虽然两人所言“现成良知”意指不同,而强调后天功夫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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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47008 顾宪成在承认天赋良知的基本前提下强调后天功夫的重要性,这一点与王阳明晚年思想并无根本牴牾,也与朱熹的功夫路向相合。朱熹承认“天命之谓性”,赞扬张载“心统性情”,其实亦主良知天赋,不过朱熹以心为具众理而应万事之地,心并非直接为性。心中本有的性理须由格物所得的物理激发诱导才能显现于心中,从而心性贯通为一。而阳明主张“心即理”,心中的性理时时显发感通至心的层面,只要无私欲遮蔽,当下心即是理。顾宪成之承认天赋良知,又强调后天功夫,实际上是有取于朱熹王阳明二人。所以顾宪成既不纯为一朱子学者,亦不纯为一阳明学者,而是杂取朱子阳明,他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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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47010 朱子平,阳明高;朱子精实,阳明开大;朱子即修即悟,阳明即悟即修。以此言之,两先生所以“考之事为之著,察之念虑之微,求之文字之中,索之讲论之际”者委有不同处,要其至于道则均焉。(《小心斋札记》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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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47012 朱子平实精密,阳明高明阔大,只是为学气象、特点上的不同,非有根本之异,二人可相辅为用。并且也不是后人所概括的“朱子重修,阳明重悟”,而是二人皆“即修即悟”。在顾宪成这里,朱熹王阳明非如在朱陆门人中那样互不相容。阳明朱子之学,他都平心采撷,没有出主入奴的狭陋心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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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47014 顾宪成还认为,朱熹的入手功夫格物致知和阳明的为学大要致良知,如善加理解,也可以会通。二人的学术宗旨不但不像后世学者所认为的“绝难融通”,而且甚至就是相同的,他说:“阳明之所谓‘知’即朱子之所谓‘物’,朱子之所以格物者即阳明之所以致知也。总是一般,有何同异,可以忘言矣。”(《小心斋札记》卷七)顾宪成可以说是一个对朱子学阳明学皆深有会心,从宏观角度看出朱子阳明异中之同者。阳明的知即“良知”,依阳明晚年的解释,良知既是“所性之觉”,即对天赋善性的自觉,也是知善知恶、知是知非的主体,最终的落脚点都在道德理性。而朱熹格物之“物”实际上强调的是物上所体现的天理,他的着眼点也在道德。朱子的格物,最终目的在获得天理,使心与理为一。而阳明的致良知,无论扩充良知于内,推致良知于外,目的都在获得天理。就最终目的皆在获取天理,以天理主宰人心这一点说,二人是相同的。从功夫路向上说,朱熹的即物穷理功夫笃实,阳明的致良知强调在实事上用功,二者也是相同的。所以,顾宪成的会通朱王,实际上是赞扬二者皆以德性修养为最后归宿,皆强调主体的实修实得,这是他思想中极其重要的方面。他会通朱子阳明意在反对阳明后学背离师门笃实功夫,专在先天良知上作弄。黄宗羲对于此点指示极为深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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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47016 先生深虑近世学者乐趋便易,冒认自然,故于不思不勉、当下即是皆令究其源头,果是性命上透得来否?勘其关头,果是境界上打得过否?(《明儒学案》第13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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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47018 所谓性命上透得来,境界上打得过,都是要对道德修养做笃实功夫。这是顾宪成会通朱王的根本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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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47020 顾宪成也认为,朱熹王阳明皆当时人杰,他们的学术大有功于后世。他们的理论本自周密,但如果不善用,皆可由偏于一隅而导入歧途,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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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47022 朱子揭格物,不善用者流而拘矣;阳明以良知破之,所以虚其实也。阳明揭致知,不善用者流而荡矣;见罗以修身收之,所以实其虚也。皆大有功于世教。然而三言原并立于《大学》一篇之中也。是故以之相发明则可,以之相弁髦则不可;以之相补救则可,以之相排摈则不可。(《小心斋札记》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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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47024 朱熹功夫切实,难以躐等。以朱熹理论为拘,是狂放不羁之人的共同看法。阳明“天泉证道”,以“悟本体即是功夫”为“为上根人立教”,于是高明爽朗之人,多抛却实地功夫,专意悟本体的法门。李材“止修”之学,倡导通过具体修养功夫以止于至善,正所以补此类人之“虚”。顾宪成认为朱熹格物、阳明致知、李材止修各就《大学》一个方面发挥,三者补益可,彼此排摈则不可。这里可以看出顾宪成兼容并取以救学弊的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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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47026 顾宪成这里说朱熹格物,不善用者流于拘;阳明致良知,不善用者流于荡,意谓朱熹阳明本人非拘、非荡。在他看来,朱熹格物,修中有悟;阳明致知,悟中有修。两人皆即修即悟,即悟即修。顾宪成眼中的上乘功夫是悟修皆得。修而不悟则滞于下学,对宇宙人生根本之理无觉解,难入高明之域。悟而不修则大而无当,无有实功为基础,其悟必陷于虚诞。他认为朱熹阳明悟修兼得。朱熹由格物理到知天理是悟,阳明推致良知于实事中,在实事上致良知是修。二人学本无弊,由弟子推至一偏而致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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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47028 顾宪成虽修悟并重,但在当时王门先天正心派煽起莫大波澜的情形下,他更重视修,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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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47030 重修所以重悟也。夫悟未有不由修而入者也。语不云乎:“下学而上达”。下学,修也;上达,悟也。舍下学而言上达,无有是处。(《虎林书院记》,《泾皋藏稿》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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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47032 顾宪成强调的是,悟以修为基,重修即重悟;上达必先下学,下学正所以上达。下学是体验省察事,上达是融会贯通事。下学而上达是孔门正传。他对“诚”与“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的关系的解释也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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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47034 《中庸》曰:“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诚”是来脉,曰“得”曰“中”是落脉。不向来脉理会分明,纵欲不思不勉,如何强得?不向落脉校勘端的,纵能不思不勉,亦有何用?(《虎林书院记》,《泾皋藏稿》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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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947036 这里所谓来脉,即基础、功夫,落脉即结果。有诚的功夫,才有“中”与“得”的结果。而不思不勉只是此结果的表现形式。理会来脉,即强调功夫;校勘落脉,即检查所谓“中”与“得”是否真有受用。这里,顾宪成仍是在强调实地功夫,强调功夫基础是透悟的前提。他对“自然”的发挥也寓有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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