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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一、王阳明与朱熹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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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修养功夫继承了程颐，以“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为纲领，涵养贯心之动静、已发未发。就涵养与致知的关系说，致知前的涵养是为了使致知主体获得廓然大公的心理状态，防止先入之见和气禀物欲的侵害。致知后的涵养是为了使格物所得之理经过咀嚼、涵咏、体味成为价值理性的资养。在朱熹这里，涵养与进学、居敬与穷理是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二者交相发明。朱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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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敬者存心之要，而致知者进学之功，二者交相发焉，则知日益明，守日益固。（《答徐元敏》，《朱子文集》卷三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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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功夫唯在居敬穷理二事，此二事互相发，能穷理则居敬功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功夫日益密。（《朱子语类》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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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穷理越多，心的遮蔽就越少，性理在心中的显现就越充分，从而道德理性就越是深厚。而道德理性又反过来规范、润饰知识理性，对知识理性的活动起促进作用。虽然朱熹反复强调居敬穷理是同一个功夫的两个方面，二者“如车两轮，如鸟两翼”，但在王阳明看来，朱熹的修养功夫中道德理性和知识理性是断成两截的，二者间存在着疏离。王阳明在龙场之悟后对朱熹的功夫途径有一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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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传习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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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朱熹的说法，格物越多则积理越厚，心地越明，所以，学者应该“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补大学格物传》）。但遍格天下之物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更重要的是，考索具体事物所得的是关于具体事物的知识，具体事物的知识并非直接等同于天理，如果缺乏对二者作投射、类比、化约的自觉和能力，将会造成格物与诚意之间的断裂。也就是说，二者之间并非有内在的必然的关联，埋头格物而与身心修养无关涉这种状况是可能的。这里王阳明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对宋明理学这一道德形上学来说非常尖锐的问题：知识理性和道德理性是什么关系?在统一的精神活动中，知识理性和道德理性各扮演什么角色，二者怎样互相作用?这是宋明理学的大问题，也是人的存在的大问题，因为它牵涉到人的精神活动的分类和这些门类之间协同工作的功能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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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自苏格拉底提出“美德即知识”即已开始探索这个问题。但西方由于基督教对世俗的管摄无孔不入，道德教育和宗教信仰密切关联，以及自古希腊就奠定基础后来发展至不可动摇的理性传统，知识得到长期尊崇，道德理性和知识理性作为两个并行的精神门类延续下来，各自的发展有清楚而严整的线索。而中国自始就是道德和知识密切关联着的。以儒家为主干的中国文化，始终把道德修养作为培养理想人格的首务，而知识作为理想人格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起着辅翼道德修养、护持价值理想、提高精神境界的作用。所以就道德理性和知识理性的关联程度来说，中国文化要比西方文化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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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学本质上是一种锻炼道德理性、教人成圣成贤的学问。但宋明理学的修养途径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主张在具体事物的探究中体悟宇宙根本法则。加上中国古代突出的务实精神，轻视纯理论的讲求，所以宋明理学家一般在肯定道德的优先地位的情况下都重视知识对于增进道德的作用。如程朱学派认为，格物穷理是知天理的必要条件，“积习既多，脱然自有贯通处”（《朱子语类》卷十八）。陆九渊主张“先立其大”，但他并非一概反对读书穷理，而是强调读书穷理必须与提高道德修养相关联，否则有“借寇兵、资盗粮”之虞。所以朱陆之争只是尊德性和道问学何者优先的问题，二者都反对将知识与道德截然割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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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与朱熹的分歧首先在于，王阳明发现了朱熹的为学之方并非知识和道德时时相关的，朱熹的考索物理和知天理之间有一断裂。因为从物理到天理实际上是一种投射，它是把对宇宙根本之理的觉解经过诠释投射到具体物理之上，使具体物理有了价值的性质。这一转换从逻辑思维上说是一种类比，一种化约，一种想象，它代表主体对他眼前的景物与整个宇宙的关系的体验。这一点是儒家内圣之学的支柱，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易传》的“天地之大德曰生”，董仲舒的“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周敦颐的“窗前草不除，与自家生意一般”，程颢的“万物之生意最可观”等，皆是这一观念的体现。但从物理到天理的投射和转换与主体的精神修养程度、对事物的体验和知识积累中参与这种类比和化约的能力有关，初学者没有这样的精神境界和知识素养，也就很难有这样的自觉和识度。王阳明少年时格竹的失败，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同时也说明，道德理性和知识理性的关系很早就成了王阳明一个萦回不去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他牵系终身的。他一生的每一项重要活动都可以说与这个问题有关。只不过他把道德理性的树立和纯化看做是最根本因而也是最困难的，处处强调在诚意正心上用功，但知识理性作为道德理性不可或缺的辅翼，始终与道德理性紧密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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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哲学史（修订版） 二、致良知学说中道德理性和知识理性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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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是豪雄式人物，他不把自己限制在当时大多数由科举出身的官吏惯常采取的道路上，而是进行了多方面的实践活动。他的一生波澜壮阔，精进不已。这对他的思想学说起了极大的诱导、促进作用。他的重大实践活动都可以说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这些活动的成功必然是他超人胆识的结果，在这些活动中他的知识理性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另一方面，每一活动作为他圣贤之路上的人格锻炼，都是道德理性的升进。王阳明道德理性和知识理性的结合可以分作两个不同的阶段。这两个不同阶段的分水岭是致良知说的正式提出。前一阶段可以看做他进行多方面的探索向成熟学说致良知趋进的过程、良知概念包容愈益深广的过程；后一个阶段，可以看做他学问熟化以后将良知推致于外的过程。前一个阶段，以道德理性的树立与纯化为主要任务，以知识为增进道德的辅助；后一阶段，以在具体事上贯彻合目的与合规律为一的原则为主要任务，以道德带动知识。严格说这两个阶段不是截然不同的，只是学问趋向、整体面貌上的不同侧重、不同风格而已。这种不同可以看做由学问、境界的不同造诣而有的不同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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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前期确以道德理性的纯化为主要用功方向，所以他多讲“心外无理”。王阴明与弟子徐爱关于孝之理与尽孝的具体做法二者间关系的讨论很能说明王阳明这一时期的学说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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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问：“如事父一事，其间温凊定省之类，有许多节目，不亦须讲求否?”先生曰：“如何不讲求，只是有个头脑，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讲求。……此心若无人欲，纯是天理，是个诚于孝亲的心，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个温的道理；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便自要去求个凊的道理，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却是须有这诚孝的心，然后有这条件发出来。”（《传习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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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孝的心即孝之理，真正的孝不离主体的心而有。而达到诚孝的心在于去掉私欲。这去私欲而求诚孝之心，就是“头脑”，就是全部功夫的关键。有了诚孝的心，自然能发为孝的行为。每一去除私欲的行为都是对道德理性和知识理性的双重锻炼。知识理性是道德理性的表现，道德理性是知识理性的主宰。王阳明认为，道德理性的纯化要比知识理性的提高困难得多，前者是质的飞跃，后者是量的积累；道德理性是安身立命事，要与人的根性中盘踞难去的许多东西斗争，而知识理性只涉及知识能力的高低、知识积累的多寡，道德理性须在与人自己的感性欲望的搏斗中增进，故须大勇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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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言语正到快意时，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气正到发扬时，便翕然能收敛得；愤怒、嗜欲正到腾沸时，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与黄宗贤》，《阳明全书》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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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亦“学道必须英灵汉子”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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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前期思想中，强调在德性上用功，道德理性对知识理性的统领与带动还只是一种总的方法论，但致良知学说提出后，王阳明就把每一次致良知看成道德理性和知识理性的综合作用，这时道德理性与知识理性的结合不是一种总的方法、纲领，而是步步皆实、时时皆有的具体步骤。致良知的“致”字也由初时的扩充、积累义变为向外推致、实行义。这是一次明显的转折。如果说，龙场之悟是王阳明抛弃了朱熹的方法，创立了新的学说，则致良知提出后，他就由遵循自创的学说到综合他自己和朱熹的学说。这种综合可以看作他在固守心学宗旨的前提下对知识理性的一次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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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致良知说的提出，有一个发展过程。龙场之悟可以看做他的良知学说确立的开端。他的“乃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其格物之功，只在己身心上做”（《传习录》下）实际上已为良知之学规定了方向：格物不是向外穷理，而是向内正念头。格物即纯化道德理性。但此时良知所包含的内容远不如正式提出致良知作为学问宗旨时那样广大。这时的良知主要是道德理性，知识理性是暗含的。而在王阳明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军事活动特别是擒宸濠、处忠泰之变后，他的道德理性与知识理性的结合是一次跃升。王阳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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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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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矣。（《年谱》，《阳明全书》卷三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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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险恶的环境中，壁立千仞的坚定意志和通权达变的智慧是他渡过难关的唯一凭借。道德理性和知识理性的结合是一次难得的锻炼。所以，他在此后标揭致良知宗旨并“信得良知过，信手行去”是很自然的。良知说从得于人到成于己，良知的内涵由简单到复杂，道德理性和知识理性的结合也由自在而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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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的成熟学说中良知包含四个方面的意义：其一，天赋道德意识，即“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传习录》上）。良知的这一义得自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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